在台灣的語彙裡，第一個把 kitsch 給翻譯成「媚俗」的人，或許是韓少功（1985年翻譯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英文本）。很快地，台灣語彙裡的「媚俗」一詞不但脫離了德文裡 kitsch 的原意，也脫離了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意，而有了自己的生命。
可惜的是，這個新生命幾乎完全失去昆德拉原著裡的深刻度與豐富性，甚至變成昆德拉使用 kitsch 這個詞時所要嘲諷（警告）的對象——「媚俗」一詞在台灣常見的涵義與用法剛好就是昆德拉所要嘲諷、反對的 kitsch。
一、台灣語彙裡的「媚俗」
《台灣Word》網站裡對「媚俗」一詞的解釋是：「媚俗就是過份遷就迎合受眾，以作態取悅大眾的行為，而且要討最大多數人好的一種態度，為了討好，就必需確定什麼是大家都想聽的，必須為固有的觀念服務。」
這個解釋是我記憶所及中台灣人書寫裡共通的用法，而這個用法幾乎就是不管「媚俗」這個詞的語源，純粹就字面去「望文生義」地理解與應用的結果。也就是說，很多人在使用「媚俗」這個詞的時候，根本不去管它的原意，就用一種最通俗，最「想當然爾」的方式去理解與使用它。
偏偏，「想當然爾」就是昆德拉所要嘲諷、批判的典型 kitsch 之一。而且，台灣社會充滿各種政治的、文化的 kitsch，卻鮮少有人警覺到這些都是 kitsch。
二、昆德拉語彙裡的 kitsch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kitsch 的典型至少包括：（1）對於不怎麼偉大的事件懷抱著（濫情的、浮誇的、一廂情願的）「偉大」情感；譬如，Franz 的「偉大的進軍」，美國參議員把兒童看成美國民主精神和「幸福」的偉大象徵；背後的根源則是濫情的 sentimentality，或者被意識形態綁架的結果。（2）為了捍衛想像中虛構出來的偉大情感而激情地否定一切與之相反的事實（reality），譬如女主角 Tereza（和發明下水道工程的人類）奮力地想要否定人的身體（和「人都會排泄大小便」的事實），或者中世紀神學裡否定天使會排泄大小便，背後的原因還是濫情的 sentimentality 和意識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3）把自以為的（虛假的、濫情的、意識型態的）「偉大情感」強加到別人身上，認定別人也該認同這個偉大的情感（譬如，共黨統治下的捷克硬要每一個參與「神聖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巴黎的捷克異議份子硬要 Sabina 在情感與行動上跟他們一致，美國參議員硬要把他個人觀念中低俗趣味的民主歌頌成偉大的情操，並且認定來自鐵幕的 Sabina 應該要對此膜拜）。（4）以「非如此不可」的態度（虛構或濫情的「偉大」情感）堅持著其實「可以如此，亦可不如此」的情感；譬如，Sabina 從頭至尾不變的反叛，Tomas 一開始時對於外遇的堅持，以及 Tereza 一開始時對於靈魂的堅持和對肉體的排斥，乃至於在跟工程師做愛之後絕望地把私處旁邊的一顆痣看成是她的 identity 的象徵（無條件地向肉體認同）。
概括言之，kitsch 就是在（政治的、文化的，各種的）意識形態的綁架下，以極端誇張的情緒，把無聊的、無謂的、低級趣味的、庸俗的情感誇大為「偉大的」、「絕對的」，甚至硬要把自己的（低俗趣味的）感動強加到別人身上，要求別人跟著自己對此情感及其象徵（譬如黨旗、icon、教主、教規等）感動得涕泗縱橫，甚至膜拜下跪。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用非常豐富、深刻的方式深化、演繹詮釋了德國藝術界與文化批判界對 kitsch 這個詞原本就已相當深刻、豐富的內涵與生命，可惜的是這些豐富而深刻的涵義在《台灣Word》網站裡對「媚俗」一詞的解釋裡完全消失了。
三、昆德拉的四重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昆德拉的精心之作，甚至巔峰之作。要充分欣賞、領略其中任何一個觀念，都必須要像在欣賞對位法與複音音樂的「弦樂四重奏」那樣，把四個角色（男主角 Tomas，女主角 Tereza，女配角 Sabina 和男配角 Franz）的關係看成是一組對位法關係下不可能的複音音樂。
乍看，Tomas 像是沒有任何信仰與堅持的虛無主義，人盡可妻而日日淫亂，他的主題曲是貝多芬「must it be so」的質問——他不願意濫情地把不具有絕對性的事物絕對化，而自欺欺人地活在虛構的信仰、價值裡。
Tereza 像是 Tomas 的反面，來自最低俗的社會底層，抱著托爾斯泰的小說和她對靈魂的堅持（與對肉體的徹底排斥），想要找到一個有能力辨識出她的內在靈魂的男人（一個信仰的追求者）——她的主題曲是肚子裡的「咕嚕咕嚕」聲以及下水道工程，是因為渴望靈魂與自我（identity，individuality，以及神學上或哲學上的「位格」personality）而否定肉體，否定每一個人都有齷齪的時刻（需要排大便）。
然而 Tomas 之中有 Tereza 的成分，所以在關鍵時刻裡他比誰都更能堅持，願意毫在意地放棄醫師的優渥地位去當洗窗戶的工人；甚至他之所以跟每一個女人做愛，也只是要發現每一個女人的獨特處（那千萬分之一的差別）——在歐陸的神學與哲學傳承下，
difference=uniqueness=individuality=identity=personality
另一方面，Tereza 裡面有 Tomas，所以她願意挑戰自己的信仰與核心價值，冒著信仰崩解的風險去跟工程師做愛——她追求靈魂與信仰，但絕對不願意陷入「自欺欺人」的「偉大」情感裡。
就像對位法（而非和聲學）裡弦樂四重奏裡的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或者「主旋律」與「副旋律」），音樂存在於兩者的對話（對位）裡，而不在其中任何一者之中。
Sabina 是 Tomas 的另一種反面。Tomas 表面上的虛無是對所有意識形態的否定，是為了絕對遠離一切自欺欺人的偉大情操（價值、信仰、意識形態）而變成似乎什麼都不相信；然而在關鍵時刻裡他卻願意放棄醫師的優渥地位去當洗窗戶的工人（比誰都更能堅持），而且他也沒有讓自己的堅持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因而還有機會感受到他對 Tereza 的痛苦有著一種不忍心。Sabina 則只是為了否定而否定，以至於否定本身變成一種僵固的意識形態，虛假的偉大堅持；雖然她把 kitsch 看成她的敵人時，但是她用來反對 kitsch 的方式卻也是另一種 kitsch——另一種無限上綱，把「反對」看成另一種「偉大的進軍」。Tomas 跟 Sabina 不同，因為他的反對是為了尋找真實（reality），而不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Tomas 是為了尋找覺不自欺欺人，真正值得堅持的價值，而在過程中看似虛無；Tomas 把反對當手段，而 Sabina 把反對當目的。因此，Tomsa 有機會警覺到自己的堅持裡有淪為意識形態的危機，並且試圖脫困，而 Sabina 卻淪為「為反對而反對」的僵固意識形態裡。
Franz 表面上是 Sabina 的反面，Sabina 的主題是背叛，Franz 的主題忠誠；實際上，Sabina 裡面有 Franz 的影子（對背叛以及她的美學的堅持與忠誠），而 Franz 裡面有 Sabina 的影子（對妻子和自己本性與出身的背叛）。Franz 和 Sabina 也是一種對位（平等對話）的關係，而不是和聲（一個主旋律和一大堆不具有獨立性格的和聲群）的關係。
Franz 同時也是 Tereza 的反面，或者 Tereza 的意識形態化（細節自己去發揮吧）。
但是「Tomas-Tereza」這個主題和「Sabina-Franz」這個主題之間的關係也是對位（平等對話）的關係，而不是主旋律與和聲群的關係——Tomas 與 Tereza 隨時可能會淪為Sabina 與 Franz，而 Sabina 與 Franz 也隱含著 Tomas 與 Tereza 的可能性。
弦樂四重奏的意思就是：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與大提琴的旋律全部在對位法的關係中一起被聽到，這才是作曲者想要呈現的音樂；而不是拿 Tomas 去反對 Tereza、Sabina 或 Franz，也不是把四個主角按紅樓夢的方式去把人區隔成金陵十二金釵正冊、副冊、又副冊的品級。
Milan Kudera 出身音樂世家，父親是捷克鋼琴家與音樂學院的校長，昆德拉自幼從父親學習鋼琴，長大後研究過音樂理論，說他精通對位法的神髓絕非任意附會。
可惜的是很多讀者都因為沒有從「對位法弦樂四重奏」的角度去玩味這部書和其中四個角色之間豐富的對話關係，因而把這本書讀得太淺、太刻板、太狹隘。
四、輕與重、靈與肉、正與邪：對立與雷同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從頭至尾一貫地想要顛覆我們腦海中一切既定的、「想當然爾」的成見：生命越輕盈（沒有承諾、沒有信仰、沒有堅持）就一定比較輕鬆嗎？還是反而活得更加地沈重（unbe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靈與肉一定是對立的嗎？individuality、identity、personality 一定是屬於靈而拒絕肉體與慾望的污染嗎？理想裡面一定容不得一點點現實的污染或殘渣嗎？這些 100%的堅持到底是偉大的理想？還是濫情、誇大、一廂情願的 kitsch？
靈是不是也需要一點肉的基礎？理想是不是也需要一點點現實的支撐？
政治的光譜也一樣，對極左和極右的「偉大情感」會不會都是漠視事實的 kitsch 和誇大的濫情、教條、意識形態（更多台灣社會裡「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教條與濫情讓讀者自己當作業去「舉一反三」吧）？
昆德拉選擇了文學，但他的作品裡（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充滿哲學的問題，以及對人性的深層探究。因為，小說可以比哲學更活潑地突破思辨哲學的鋼硬模版，更有機會脫離既定的成見與教條式的辯證。
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確實呈現了他使用小說探討哲學問題的活潑性、深刻度與風格上的原創性——沒有人能像他這樣在小說裡長篇大論地談那麼多的哲學問題而不讓人厭煩的，光憑這一點，他就有資格拿諾貝爾文學獎。
五、意識形態不死，意識形態無所不在
整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到處都是人類跟意識形態搏鬥（偶而勝利，經常失敗）的痕跡，幾乎可以被當作是一部「意識形態百科全書——分類、分析、批判與警示」來閱讀。
仔細的讀者會在這部小說裡看到意識形態如何無所不在地隱藏在我們人性的底層裡，不管你是渴望著高貴的情感（意義、價值、信仰、理念，etc），或者努力地要逃離一切「自欺欺人」的虛假（造作、誇染）的情感，你都有可能陷入僵硬的堅持而淪為意識形態的奴隸。
雖然這本書裡批判了各種共產與民主體制裡的意識形態與 kitsch，但是這本書的關懷是人的整個存在（從內在的靈肉對立，到外在的共產與民主對立）的情境分析（所以才會是 unbe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可惜的是，很多英美讀者把這本書讀成只是虛無主義，或者只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批判，而沒有體會到其中對於人性及其細膩、深刻而複雜地糾葛的分析。
這本書的英文版跟法文本都出版於 1984年，當時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讀大學部的 Jonathan Coe 在 32年後評論昆德拉時，說了這麼一句話：「...in the 1980s, the decade when everybody was reading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and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同時，他問了這麼一個問題：「Why did those books seem so urgent, so indispensable at the time? Was it because they coincided fleetingly with the zeitgeist, or do they embody something more robust and enduring? 」
你可以從這兩段話看出昆德拉在歐洲曾經是一個影響多麼深遠的作家——雖然不見得讀者都看得到他的深度、複雜度與豐富度。譬如，Jonathan Coe 說昆德拉的作品中最大缺點是「男性中心主義」，我就覺得這個批評非常地膚淺。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很坦白地跟讀者說：男主角誕生於一堵（無法穿越的、令人窒息的）牆，而女主角 Tereza 誕生於肚子裡的「咕嚕咕嚕」聲，每一個角色都誕生於人性（存在）的一個典型情境，而這不小說目的乃是要描繪「人類存在的姿態」。那麼，人性與人類存在的基本情境有性別之分嗎？
Jonathan Coe 不是一個弱智的讀者，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畢業後他還在 University of Warwick 拿到碩博士，甚至在該校教書，但是他閱讀這書的時候視野未免太浮淺而看不到人性的深層。
在我的評價裡，這部小說是我心目中的「史上十大小說」，我也在清大連年開課引導學生去讀它。唯一可惜的是，你必須對人性（獨處時，以及在社會結構的狂流中）有非常深刻、細膩的領會，否則很難完整讀出這本書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