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和劇本裡既沒有英雄，也看不到困境的解決（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微光），而只讓人看到自由主義者的空想與行動上的無力，和托爾斯泰道德主張與現實的落差，因而讓讀者經常墮入無解的困境，甚至懷疑起契訶夫會不會是個近乎虛無的人。然而事實上他既不像《父與子》裡的男主角，也不認同1860年代的俄國版虛無主義。
他的本人跟他小說中的人物幾乎成了強烈的對比。他熱情地接待文學界的年輕朋友，積極參與鄰里的公眾事務，竭力以醫療的專業協助他人。假如說他的作品中很難看到希望，那是因為他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的作品猶如一份「俄國社會病徵與病根的診斷書」，力求精簡、準確、客觀，而且不輕易亂下處方。或者說，他不想用自己的作品去提供俄國人另一種脫離現實的空想遠景，而只想用自己的作品協助讀者去認識當下的俄國。
終究，就像彼得·恰達耶夫說的：「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醫療志業是他奉獻祖國與同胞的一種方式，社會現況的精準診斷紀錄是他奉獻祖國與同胞的另一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