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當過文青的人，畢業後往往想找到一份能發揮理想，富有意義與價值，能讓人滿懷熱情地幹下去的工作。
在目前的台灣社會裡，這樣的工作可能很稀有，即使看起來好像有那一點點像，也往往是朝不保夕的工作（有今朝，不一定有明日，就像那些不知道能撐多久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待遇方面往往只夠自己勉強糊口，連積蓄養老都不必然夠，更別奢想養家。
在目前的台灣社會裡，這樣的工作可能很稀有，即使看起來好像有那一點點像，也往往是朝不保夕的工作（有今朝，不一定有明日，就像那些不知道能撐多久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待遇方面往往只夠自己勉強糊口，連積蓄養老都不必然夠，更別奢想養家。
其實，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往往不是現成的，而是自己想辦法創造、賦予的。所以，當我現在在看一份工作時，我看的不是它有沒有現成的意義與價值，而在於它能否允許我從中創造意義與價值。
我的第一份工作
剛畢業時，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中鋼。很多同學也去了中鋼，但是因為我的大學成績差，口試表現極其離譜，主考官看在學長學弟的情誼而勉強錄用我，但是把我派遣到最不需要技術、最沒技術可學，也最沒人想去的單位。[註一]
這個單位負責操作火焰切割機，把各種厚薄不一的鋼板按照訂單切割成所需要的尺寸。訂單在操作員的機器上，我看不到。天車駕駛員負責把要切割的鋼板吊到火焰切割機的機台上，火焰切割機的操作員把它切割成所需要的尺寸，天車駕駛員再把成品和廢料送到各自歸位的位置。我呢？我的工作其實就只是領薪水，別的事都不歸我管。
我從高一時就認定「浪費時間等於浪費生命」。沒事做也得要在現場辦公室裡吹八小時的冷氣。於是我只好自己找事做。先是買了一本楊氏太極的書，練起太極。結果，天車手看到，用無線電對講機跟我指指點點。這樣算得上是我在妨礙他的公務，只好想別的辦法。
既然在中鋼，那就想辦法學一點跟煉鋼有關的知識吧。努力了一陣子，竟然發現中鋼有一座庫藏不錯的圖書館。於是，我不打太極了，開始讀起煉鋼和熱處理的書。這麼做對自己有益，等我專業知識更齊全了，終有一天也會對中鋼有益（員工自主進修與成長）。
我的第二個工作
三個月後接到中山科學院的報到通知，就離開中鋼，去了號稱「博士滿街走，大學生不如狗」的「最高國防研究機構」。
果然，我在那裡只是個打雜的，哪裡缺人就被派到哪裡。
事情的前後其實是這樣。我在大四時修了一堂「自動控制」，聽了幾堂課，很喜歡。但是已經翹課成習，住的地方又離學校遠，很討厭為了這一門課而浪費許多車程往來的時間，於是沒多久又開始翹課。我從國小到大學畢業，期中、期末考都是讀完課本就進考場，連課本習題都沒做，所以一向成績不高。沒想到期末考前聽同學談起一個問題，班上第一名的同學（也是「自動控制」老師的愛徒）的答案跟我想的差距甚遠。我在考前時幾分鐘想了一想，怎麼想都很像是我才對。但是老師的愛徒一直在老師的實驗室的參與作研究，他的想法很可能跟老師的想法一致。我只好期盼著老師不會考這一題！
偏偏，期末考卷裡就有這一題！怎麼辦？
所幸，期末考時助教說考試不限時間，想寫多久就寫多久。我只好一邊寫出自以為是的答案，一邊試圖證明自己的回答是正確的。結果，我寫到下午一點，班上只剩我一個人，跟助教要了好幾份答案紙，幾乎是把控制理論從頭到尾重新推導一次去證明我的答案是對的。
過了幾天巧遇班上第一名的同學，他偷偷告訴我，老師向他打聽我這個人，並且跟他說我的期末考卷讓他印象深刻。結果，我的學期成績拿到「90」，因為期中考成績不高，顯然期末考成績遠遠超過「100」，要不然就是老師硬把我的平均成績拉上去。
因為這個「緣份」，當中科院請我這個老師推薦「傑出」的學生，他推薦了我。但是要人單位看我的大學成績後，覺得成績太差而不予錄取。後來又看在我那位老師的面子，而把我推薦到一個沒人想去的單位。
這個單位沒人想去，因為主管太不講理，也不會帶人（細節我就不講了）。我先被交付了幾個毫不要緊的設計工作，並且充分顯示我的設計能力太差（所有大學畢業生的必然，不是我特別差）。後來又被調遣去負責位一個基地的建設工作做善後，結果卻發現這個直屬主管的上級更加不講理，甚至根本就是個王八蛋。接下來又變成是負責國外採購一些零件。
雖然只不過是採購小零件，我就偏偏把它當大事，跟國外的原廠要了整套型錄和使用者手冊。結果，發現使用者手冊裡頭大有學問，就認認真真地鑽研了好一陣子，徹底搞懂相關的理論與實務，才跟主管和同事講我們該買哪幾種，以及原因為何。
這個主管突然發現我很有工程方面的天賦，是他帶過的最出色的大學畢業生，就把我改為負責一個武器系統的工程設計總校正。直屬於他。
我先是很擔心自己的工程經驗嚴重缺乏（大學生的通病，非我獨然），後來卻發現中科院有一座頂尖的圖書館（當時有可能是全國最頂尖的工程與科技圖書館），藏滿美軍的技術文獻和規範。於是，我接手的每一項設計修改案我都到圖書館查閱相關的技術文獻與規範，搞清楚相關的理論與實務，然後審批。後來，我發現這一套武器系統裡有很多元件的防銹設計是錯誤的，便跟主管清楚講述錯在哪裡，原因為何。主管龍心大悅，叫我寫一份詳盡的報告附上公文，請上級核准全面更改該武器系統的防銹設計。
當我在兩年後離開該單位到清大念碩士時，很多同事還在那裡過糊塗日子，我的主管也還是找不到頂替我的人（沒人願意在他底下工作）。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這是一個無聊、無意義、浪費生命的工作單位。而我在其中卻得到極其寶貴的經驗（見識到全世界最頂尖的美軍技術手冊和技術規範，以及美國頂級工業產品供應商的使用者手冊，很可能全台灣沒人有過像我這樣的經驗）。這些意義與價值是我去發現、創造的，而不是老闆賦予我的。
我的第三份工作
離開中科院後到清大念碩士，念完碩士後系主任把我留下來當講師，原因是這個還算新的系裡只有我有過「全台灣最高科技單位」的實務工作經驗，而且我有一堆想法想注入相關的教學，希望以後的學生畢業後不像我當年那樣地只會讀書而毫無工程的素養。
【世說新語】德行篇說：「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我沒有那份人品、才德與豪情壯志，卻也略有一點教學上的熱情。
我負責沒人想教的圖學課，但是打破過去刻板的圖學課教法，把工程的實務考量與設計的基本概念帶進去，還重新佈置圖學教室，在牆上掛滿機械設計與製圖時最需要參考（且大一學生有機會吸收）的圖表，希望讓學生從大一開始就感受到機械系不只是理論與數學，有它的工程與實務面。最終或許成效不彰，但是我不曾後悔（總該有少數學生從中受惠吧？）
活著，就該懷著熱情去找一點有意義的事做，或者在非做不可的事裡注入、發現、創造一點意義。
清大的講師其實比較像工友、秘書和助教，只要是覺得不便或不適合叫工友和秘書做的事，都會分派給講師；又因為沒有助教，所以原本該叫助教做的行政工作也都叫講師做。簡單一句話，清大的講師沒有獨立的學術人格，經常必須忍氣吞聲（其實現在的助理教授也還沒有完整的學術人格，得先升等，免除「六年條款」，才可以有八成的學術人格——因為還得要繼續被審查著作發表量和國科會等研究計畫與經費的爭取額度）。
另一方面，講師被分派的課都是教授們不想教，且認為不重要的課，甚至還有學生認為被講師教是一種恥辱。
結果，我被派去教材料系和核工系的靜力學與材料力學。這種不被重視的課，我卻認為是理工學院掌握理論科學的最佳入門課（我兒子念社會系時，我還建議他克服萬難地去修微積分和靜力學）。我上靜力學的時候，力圖向學生展示什麼叫做「以一御萬，以簡馭繁」的「體系精神」。
一本五、六百頁的靜力學課本，我可以一整個學期都不帶課本，只用一條公式「∑F=0」就推導出整本書的內容（我在大四的自動控制期末考卷就展示過這個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反覆詮釋這個公式，並且讓學生體驗「只要充分體會一個公式最深層的涵義並且充分活用，就可以解析整座橋樑和飛機結構每個元件所受的力」。
同樣地，一本數百頁的材料力學課本，我可以引導學生去體驗為什麼微分方程式對理工學院如此重要，以及工程與數學之間是如何鏈結與轉換的。總之，就像一個學生很不滿地說：「他根本不是在教工程，而是在教工程的哲學。」
是的，我的課讓刻板（背很多書、上補習班、勤寫參考書）的學生受不了，卻讓最聰明的學生像進了大觀園一樣地目瞪口呆，生平第一次發現有一種東西叫「抽象思考」與「科學的思維」。
會這樣教，首先是因為我受不了自己的大學教育（老師教的都是課本的內容，而我自己讀書的速度卻是老師上課速度的好幾倍，卻上課根本就是在浪費我的時間，遠不如自己讀課本），不想浪費學生（和我）的時間（時間即生命）。
其次是因為當時清大有很多學生的素質很高，卻始終被綁架在教科書與習題寫作裡，從來都沒有機會去思索更深層（更高層）的意義。譬如，為什麼要學幾何學證明題？歐式幾何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什麼獨特的意義和重要價值？科學是什麼？為什麼可以用一個公式回答一整本教科書和數萬題課本習作裡的問題？..........而我，既然「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當然要努力開發「英才」的潛能。至於其他學生，其實課本都已經把基本的內容都講得很清楚，自己認真讀就好，根本不需要我教。
最後事實證明：能從我課堂終受益的只是班上極少數人（約莫十分之一），也因此我始終沒得過教學獎。但是，如果一個頂尖大學裡的一整個系裡都沒有老師像我這樣地啟迪最頂尖的學生，是不是等於在辜負這些學生的潛能與青春？
我的第四份工作
當副教授與正教授的期間，我在動機系還是很認真地在啟迪最頂尖的學生，同時在通識課裡設法讓學生感受什麼叫「理想」與「熱情」，而不要老是把無聊的野心當「理想」和「熱情」。
不過，偶然的機會下我有了第四份工作：藝術中心主任。沈君山對我的期望很低：學校最高行政決策會議已經決定要廢除藝術中心，希望我可以低調一點，配合度高一點，讓學校的一級主管們願意忍受藝術中心的存在。然而我接手的第一件事終究還是要先回答：「藝術中心有什麼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以及「我能賦予它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
不過，這個話題太長，只能另闢專文來談。
我最想說的是：我有過四份工作，其中的意義與價值在別人眼中都是不存在的，那些意義與價值都是我去發現、賦予與創造的。
然而這些都算是「得已」的時候，或者說至少我的工作允許我去賦予、開創它潛在的意義與價值。偏偏，台灣社會所容許的理想空間其實非常的狹窄，而且往往轉眼即逝，怎麼辦？
萬不得已時
為了從不同方向去了解日本，我最近偶而會看 NHK 的英語節目。其中一個節目「Finding Myself in Satoyama」引起我的關注。
一個東京的小姐，容貌不出眾，能力也不出眾，結果在東京屢次換工作，都是沒人願意做的、無聊的、無趣的最低階工作。不只沒能發揮自己的能力、理想與熱情，做久了以後還越做越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後來她偶然造訪一個偏遠小島，愛上那裡的風景，又嫁給了當地一位種栗子的果農。她在果園、菜圃、廚房以及邀請友好的互動中重新看見自己的價值——尤其是在他們所栽種的栗子被消費者稱讚，以及在她所做的菜餚被津津有味地大嚼時。
看著這部紀錄片，不禁想起馬克斯的異化理論。資本主義的分工不只是把人變成附屬於生產線的、沒有意義、價值與目的的「次人」，甚至會把一部分競爭失敗的人變成遠低於他們實質能力的「次次等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當你在資本主義市場裡真的嚴重地失去自己，貶抑自己時，或者當你發現找得到的各種工作都不允許你賦予它任何的意義與價值時，「逃離」會變成萬不得已時最積極的選擇。
這不必然是消極或無能。陶淵明也曾做過這樣的選擇。
前面所說的那位東京小姐還是必須每年在出售栗子時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的規矩去分類她們的栗子，並且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的規矩取得她們的年度報酬。然而人在農村且無子女（或子女已經成年且離家自立），需要的現金很少，不需要為了一年一度的市場交易而犧牲太多，甚至不需要任何犧牲就可以換取自己所需要的一點點微薄現金。
相較下，絕大多數現代人的處境還是遠遠好過陶淵明。
註解
[註一] 我一向對成績的態度是只求及格，對課本的態度是「只求觀念通透，不在乎解題速度與解題技巧」。所以高中聯考時只念完歷年課本並做完一本理化參考書的是非題（選擇題是隨機挑幾題）就進考場；大學聯考時更誇張，只念完數學、化學和三民主義的課本，做完一本物理總複習參考書的是非題和選擇題，就進考場（沒念國文和英文，因為國文實力早就足以應付任何考試，英文則是一進高中就放棄，三年都是勉強及格）。[註二]
此外，我只對可以「一以貫之」的觀念（和文學）有興趣，對需要記憶的內容從不用心，考前背一背考後就望得一乾二淨。
不幸地，考中鋼時主考官誤以為我修過三門跟工具機有關的課，必然最有心得，卻不料我挑這三門選修課完全只因為老師不會當人，所以他問的問題我都答不出來。但是他若問微積分、工程數學、力學或者我最厲害的自動控制，恐怕就會刮目相看。
[註二] 我的讀書方法與目的跟絕大多數人有非常大的差距。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我部落格的文章〈讀書的境界與層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