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成對比的是武漢在1/23封城之後，3/11～3/19的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分別是 8，5，4，4，4，1，1，0，0。
歐美今日疫情飆升的關鍵原因，是遲遲不肯以積極手段對抗疫情，誤導民眾低估疫情，且把帶口罩說成有害無益。而且，英、美、日還鼓勵輕症患者在家休養而不必就醫，這很可能還會害患者錯過新冠肺炎唯一有效藥物 Avigan（全名 Favipiravir，中譯法匹拉韋）的最佳治療時機，甚至因而害人枉死。
不過，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問題根植在民主政治的深層結構裡——幾乎還沒有人去揭露的深層危機。
一、Avigan 的最佳作用是阻止輕症惡化
美國 CDC 一個專案小組在 3/9 發布一則研究報告，針對12個 COVID-19 病患的治療，其中只有三個人使用瑞德西韋（remdesivir）。雖然研究無法證實瑞德西韋的療效，但是重新燃起美國醫學界對這個藥物治療 COVID-19 的希望，並且有些專家認為它是最有希望的，但是華爾街的兩個專家研讀該論文之後表示不確定性仍舊很高。台灣的專家也指出一些疑慮。
另一方面，2014年就已經上市的「Avigan」已通過臨床實驗（共兩團隊，合計實驗組與對照組共200人），被中國科技部專案小組推薦為新冠肺炎第一線用藥，並指稱該藥臨床療效顯著且無明顯的不良反應。而且大陸產的學名藥一片只要20元人民幣。
然而日本的醫療行政體系裡有專家說，Avigan 主要是在抑制病毒複製，對於病毒已經大量複製的重症病患療效不明顯。也就是說，該藥的主要作用是阻止病毒複製，從而讓免疫細胞有機會在病症惡化前殺死病毒，同時又避免引起激烈的炎症反應；然而一旦病毒已經大量複製，就算用該藥抑制病毒複製，免疫系統在企圖殺死大量病毒的過程中仍舊會表現出嚴重的炎症反應，而該藥卻無助於緩解炎症。
因此，中國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張先民的建議也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重點推動恢復期血漿、幹細胞和人工肝等臨床應用，目前均已取得良好的進展」；而輕症患者則建議使用 Avigan，阻斷病毒複製，藉此阻斷病程從輕症發展為重症的管道。
然而日本、英國與美國原本的政府策略是嚴格限制 COVID-19 的檢測條件（因而已經被檢測者的人數少，而未被確診的患者人數可能非常可觀，卻難以精確估算），同時鼓勵輕症患者在家休息，仿照流感的方式休養，直到真的需要住院時才跟醫療體系聯絡。這個策略很可能會讓患者錯過 Avigan 的最佳使用時機，甚至害許多人因而枉死。
二、全面檢疫，成效最大——卻是英美日政府抗拒的
若要從源頭控制，則抗疫的最有效模式，是封城且全面檢疫，隔離所有被感染者。義大利原爆點的小鎮 Vò 就是採用這個策略，在12天內達成「無新增病例」——這個小鎮距離威尼斯車程72公里，同屬重災區 Veneto 省，整個省的確診人數持續指數上升，只有它在12天內將新增病例降至零。
她在 1/30 發現義大利最早的兩個病例之一，然而義大利政府卻遲至 2/22 才宣布北部十來個疫區城鎮停課並關閉商業場所。所幸 Vò 小鎮人口總數只有 3,300人，而被紅十字會和一個義大利的大學研究團隊選為實驗點，3/6 開始進行全體檢疫，篩檢出被感染者並加以隔離。當時該鎮原本至少有90個被感染者，3/18 已經沒有新增病例。（Vò 研究案的報導在此）
即便僅僅只是局部性的封城，其效果也很顯著。譬如米蘭東南方的 Lodi 城（人口4.5萬）在 2/23 開始關閉學校和禁止大型聚會；而米蘭東北方的 Bergamo 市（12萬人）則到了 3/8才開始封城。結果，原本 Lodi 城的確診病例較多，很快地確診病例的增加速度就減緩（累計病例曲線拉平）；而沒有封城的 Bergamo 市則累計病例持續指數上升而很快地後來居上，超越 Lodi 城（見下圖）
於此同時，美國與日本卻嚴格限制檢疫對象，必須有接觸史且有症狀者才可以自費檢測——截至 2/28，韓國共快篩過 53,000人，其中3.3%被感染；日本只篩檢過大約 2,000人，其中9%被感染；美國只篩檢過 440人，其中 3.15%為陽性（更多的統計數據看英文維基百科的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South Korea）。
三、同樣不積極，日本疫情輕微而義大利疫情失控，Why?
由於英、美、日都不肯積極檢疫，因此這三個國家的確實感染人數沒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都懷疑這三國的確診人數看似較鄰國少，實際上只是因為她們檢疫的人少，而不是因為疫情控制得好。
日本政府的決策迂緩、不積極而飽受批評（例一，例二），主要是為了怕影響觀光業、經濟成長率和東京奧運（尤其是後者），因而採取了鴕鳥精神（不檢疫，就不會有疫情）；不過也有人說日本政府的官僚體系決策過程原本就比較緩慢。（關於日本疫情的相關完整報導與數據，包括每日新增病例數，請參考英文維基百科的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Japan 或 Japanese Times 的新冠肺炎專屬網頁）
然而日本跟中國觀光客的接觸遠比義大利密切，政府作為又遠比義大利消極，為何疫情失控的是義大利，而日本卻逍遙疫外（3/20 上午累計確診 943，新增+29）？很多人懷疑日本政府不只是檢疫消極，甚至資訊造假。
從目前的統計數據看，韓國的確診者死亡率為 1.06%，遠小於目前的全球平均 4.1%（10,031/244,919），一部分是因為她積極篩檢，使得確診人數的分母變大，死亡率就會變小；另一部分是因為她的感染者年齡偏低（20-39 歲佔 38%，60歲以上只佔 22%）——80歲以上的確診者死亡率照樣高達 11%。
對比下，日本的確診者死亡率為3.5%，其中確診者的年齡分布為 60-69歲佔 17.7%，70-79歲佔 21.4%，80歲以上佔 18.4%。這個數據看起來似乎相當正常，而不像是有隱瞞疫情（死亡人數不易隱瞞，若只隱瞞感染人數，死亡率將會偏高）。此外，日本政府也很清楚地以地理資訊系統的方式標示所有案例及其位置，不像是有要隱瞞疫情的樣子。
更奇怪的是，義大利的重症醫療資源比日本充足（見下圖），而高齡確診者的比例與日本相近（分別是17.7%，20.4%和18.5%），確診者的死亡率（8.3%）卻遠高於全球平均與日本。（義大利相關細部統計見英文維基百科的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Italy）Why？
盡管日本政府的態度不積極，但是日本民眾在 1/28 發現第一個日本本土案例後開始搶購口罩，1/29已經很難買得到口罩。發展到後來，日本的公廁與餐廳廁所的衛生紙被盜竊一空，以至於許多日本人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自豪轉為極端的羞恥和悲哀。
而義大利人剛開始的時候仍舊認為封城、帶口罩、停止親密接觸（擁抱、親吻臉頰）等措施是不人道的行為。等到很多社區的家庭醫師20%被感染而隔離，甚至名醫在第一線抗疫死亡後，才開始反悔。但是這時候疫情已經破堤，即便全國封城也無法立即將確診人數降下來——武漢在 1/23 封城，直到 2/4（11天後） 才跨過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的最高峰；義大利雖然在 2/22 限制北部 11個小鎮 61,298人的行動，但是封城的規定一直很寬鬆，主要是關閉學校，取消大型活動，和呼籲居民留在家裡而沒有限制居民活動；即便 3/8大規模擴大全國的封城令，但是在12天後的 3/20 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仍舊在增加中。
於是，很多習慣於「逢中必反」，甚至還在「反共抗俄」的綠營媒體和鄉民便一口咬定：中國在撒謊！
假如你知道中國為了抗疫採取多嚴厲的手段，就不敢輕易指控中國的數據造假。
四、中國是如何壓制助疫情的？
讓我們先來看看南京市，她的總人口數843萬，在 3/8 送出最後一名確診病例（第93例），且已經連續 20天以上（含江蘇）無新增病例。一個原本在南京製作紀錄片的日本導演從他的觀點記錄下 3/10~3/13（已經復工）的南京實況，讓世人了解他們是怎樣做到的——看完你就不敢懷疑他們數據造假。
由於醫療資源嚴重不足，1/23 封城之後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連輕症患者也只能領取藥物之後在家治療（包括在第一線工作時被感染的醫護人員，看BBC紀錄片），卻因而讓許多欠缺專業訓練的家屬被感染，而使疫情日益惡化。為了堵住這個大破口，中央一再要求各地貫徹「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命令，而14億民眾在生命飽受威脅的情況下要求「問責」的聲浪也響徹雲霄。
問題是醫護人員、病床、醫療設施就是嚴重不足，軍令再嚴也做不到。2/5 距離湖北省下達前述命令已經過去了11天，這個目標還是做不到，甚至連檢測劑都不夠用——既然不確知誰是病人，如何收，如何治？
2/12，即便武漢已經有40家機構能執行病毒核酸檢測工作，日檢測能力達10,000人份，等待檢測的人還是太多，號稱「堰塞湖」。為了達成「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目標，湖北省把「確診案例」的定義改為由臨床醫師根據症狀認定，而不再等候曠日廢時的核酸試劑檢測。這個定義的改變造成武漢與湖北「每日新增確診案例」飆升，連帶地全國新增確診人數從 2/11 的 2,022例飆升到15,153例。
2/13 湖北省與武漢市兩首長双双被撤換。在這之前武漢各級行政人員一再有人被「問責」懲處。要說在這種民怨遮天而中央雷厲風行的時期有官員敢造假，大概官帽都早已掉了，只差腦袋沒掉。
直到後來兩座神山醫院＋11座方艙醫院的投入使用＋兩萬名各省援鄂醫療隊員的陸續到來，這一醫療資源緊張狀況才開始得到緩解。「南方週末」原本是一個頗具批判性的大陸媒體，她在 2/19 刊出一篇報導「武汉“应收尽收”难在何处？」，描述這場抗疫戰爭的窘迫與艱難。
看過這一篇文章，就會知道：台灣竟有自許為「專業第一」且口碑甚佳的媒體，以既定立場把武漢各種網路上的求助資訊解讀成「大陸官方罔顧人命」的證據，看了真的叫我傻眼——這樣不顧事實的扭曲性報導，專業性何在？
如果用同一種標準去報導醫療體系崩潰下的義大利（包括放棄存活率低的病患），會不會被義大利人指控為抹黑、扭曲、踐踏災難中的人、沒有人性？
然而前述文章所描述的只不過是武漢艱難處境的冰山一角，在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拔地而起有如蓋摩天大樓般竄升時，中國縱有電子長城與各種「河蟹」手段，仍舊阻擋不住網路上各種怨聲、求救聲，以及各種不實的消息和謠言，使得許多困居斗室中的人罹患憂鬱症，以為世界末日到了。
底下這一部短片從一個外賣小哥的視角管窺報導武漢封城後的居民生活，其中苦處，也只不過冰山一角而已。
五、悲情城市義大利
義大利在 2/21 發現有社區群聚感染，2/22新增60個案例和第一個死亡案例（在小鎮 Vò），義大利當局因而決定關閉北方11個小鎮的學校，取消大型活動。然而居民只被建議留在家中，而沒有積極的大規模檢疫。政府既無法確定疫情的規模，當然就無法確知哪些是必須要做的工作，更別說是給予民眾清晰而正確的防護資訊。因此，很多居民也仍舊以為帶口罩是不必要或不應該的。
而隔離區外（上述小鎮附近）的居民（包括米蘭）依舊行動自如，頂多是超商有生活用品的搶購潮，但是人與人的互動模式鮮少改變，人群聚集的地點仍舊很少人帶口罩。即便到了 3/4，還有義大利議員戴口罩進議場被嘲笑，而氣得罵大家：「瘋了！我去過3個疫區！」而義大利的政客卻藉機踢皮球。WHO 因而嚴肅警告義大利必須認真看待疫情，因為大規模的疫情隨時可能會發生。
但是不只有義大利人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不帶口罩，其他歐洲人也一樣。如果查閱二月底米蘭（乃至於威尼斯）等北部觀光地點的照片，絕大多數遊客還是不帶口罩（其中可能有不少來自於歐洲各國），帶口罩的主要是亞裔人士。
於是病毒就隨著各種往來的人潮往義大利各城市乃至於歐洲其他國家擴散——雖說歐洲最早期的病毒往往可以追溯至義大利，但是這些病毒卻有可能是各國觀光客自己帶回國並在國內傳播，怪不了義大利人。
於是，跟中國或亞洲國家比起來，很多人覺得義大利式的封城很人道卻不夠認真；但是跟歐美國家民眾的行為模式比起來，很多人又覺得義大利跟歐美白人的行為模式一樣，只不過比較倒楣而已。
當美國媒體在三月初報導說義大利的 lockdown 沒有發生預期效果時，許多義大利人還很不服氣地在底下留言回擊：「要不然還要怎樣！」他們確實無法理解，除了關閉學校，停止大型活動，還能做什麼——沒有遭遇生命威脅之前，他們很難想像為何要健康的人在人群中帶口罩，為何要避免跟沒帶口罩的人近距離接觸；即便今天義大利的災情已經超越中國，他們之中還是有很多人沒想清楚經濟、人權與人命之間該如何權宜。
六、經濟、人權與人命
在武漢封城的初步訊息傳出來時，包括台灣和歐美的許多媒體都把中國的嚴厲手段視為集權國家罔顧人權的證據。還有些義大利人在英文的網頁裡批評那種手段「不人道」。
當義大利許多醫護人員都為抗疫染病，甚至死亡，而疫情始終控制不住時，有些義大利人才開始後悔「我們過去太自私，千萬別學我們」。一個在深圳封城期間留在深圳的英國年輕人通過社群媒體問讀者：「如果新冠肺炎對你的威脅頂多只是輕微症狀，但是卻有可能會危及他人的性命，你會願意為此戴上口罩嗎？」四成的人說「不會」。
日本的兩個年輕人到渋谷去採訪，許多年輕人聚集在人群裡卻不帶口罩。問他們理由，一個說買不到口罩，一個說因為臉上有化妝，一個說再嚴重也只不過是像感冒（沒什麼好怕的）。問他們：「怕不怕害別人罹患重症或死亡？」好幾個人笑咪咪的，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是的，歐、美、日的政府和媒體都在公開告知民眾：新冠肺炎不用怕，頂多只不過是像流感；只要把年老體弱的人關在家裡，其他人就可以「歌照唱，舞照跳，不用帶口罩，染上了頂多就像是流行感冒。」
歐、美、日的疫情，首要的罪魁禍首就是政府和媒體！
然而他們為何要如此誤導群眾？第一個考量就是股市（中產階級和 top10%的人的資產），其次是失業率（顯然政客只想用最省錢的手段救經濟，而不在乎犧牲人命——雖然凱因斯曾說過可以用不犧牲人命的手段救經濟），第三是怕觸怒群眾的人權意識——某位英國政客說：在群眾還沒感到生命被威脅之前，就用封城與降低社交（social distancing）的手段控制疫情，群眾不會感激，只會覺得人權被侵犯而惱怒。
一位在巴黎的中國女留學生被黃背心運動的參與者辱罵，說是她們（中國人）把病毒帶給法國。此外，還有黃背心運動的參與者無視法國政府禁止大型集會的禁令，在街頭群聚抗議（不帶口罩）法國政府侵犯人權。我完全無法認同這樣的一群人！
人權可以比經濟更重要，但是人權加經濟合起來還是抵不上人命重要。
義大利已經有 3,405人枉死，法國也已經有372人枉死。原因不只是因為政府不作為，還因為群眾不願意為別人的性命而犧牲自己的人權！
七、義大利的悲劇與主流經濟學的意識形態
很少人會去思索義大利的悲劇跟經濟學理論的關係，更別說是跟早已過世的政治人物有關。但是，如果沒有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不爛之舌，以及對政府形象（職能）的污衊和扭曲，各國政府的支出就不會被看成是浪費，領納稅人錢的醫護人員不會被看成是米蟲，歐美政府部門也不會被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的三E（effectiveness、efficiency、economy）所綁架；那麼義大利就不會被歐盟所迫而削減政府預算，因且被迫在過去五年內關閉七百五十八所醫療機構並裁員；也就不會因為投入的醫護人員和資源不足而任由疫情失控，名醫死亡，並且被迫選擇性地救治（放棄）病人，而讓死亡率飆高。
此外，如果不是政府部門的服務範圍與責任被嚴重地限縮，義大利過去十年內的青年失業率就不會在30%~40%之間震盪，義大利政府就可以更早採取積極的防疫手段，而不需要因為擔心失業率再飆高而畏首畏尾。
有人說：義大利不曾經歷過SARS和MERS的恐懼，因而無法在第一時間警覺地採取積極的防疫政策。不過，巴塞隆納國際醫療研究所最近彙整的COVID-19對策中，許多是中國早已在一月底到二月初彙整的研究和經驗，而「及早積極應對是首要原則」根本就是1918年大流感期間就已經總結出來的原則，應該也是流行病與防疫學門的基本常識。
所以，我還是要回過頭來強調：假如義大利的醫療資源充足，就不會那麼快地捉襟見肘（許多醫護人員因為超時工作而染疫，退出第一線，而使疫情更加惡化），使得死亡率飆升，且任由疫情惡化而無力壓制。此外，如果義大利不需要顧慮封城與其他積極防疫措施對觀光產業的影響，政府就不會那麼瞻前顧後而不敢輕易行動。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意識形態嚴重地限縮了政府財政，放任青年失業率狂飆，才是義大利無法獲得歐盟鄰國即時支援的背景因素之一。
台灣人很難想像，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在 2013年高達 55%，目前還有 30%；而法國的青年失業率在 2013年高達 26%，目前還有 20%。當亞洲國家接二連三地搶當世界工廠之際，歐洲只能往服務業發展，然而觀光服務業卻是當今疫情下受創最深的部門，這也使得歐洲國家幾乎都不敢輕易採取積極手段進行防疫，以免在青年失業居高不下而 GDP成長困難的時局下重創觀光服務業。
看著義大利與歐洲的悲劇，我們有必要重新省思兩個問題。其一，政府部門的服務到底是純屬浪費（越少越好），還是公共財？過分強調政府的「效率」，會不會在危機時刻讓政府部門捉襟見肘、投鼠忌器，而受害的是百姓（富人除外）？
尤其是在今天，全球財富高度聚集於 top10%的人手裡，使得：（1）90%的人支出無法提升，以至於GDP成長遲滯；（2）自動化的持續成長使得全球所需勞動力越來越少，而發生凱因斯在百年前預警過的科技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這些年來的證據已經顯示它不是市場機制所能解決，還反而會因為市場機制而惡化。唯一的緩解辦法是通過政府部門進行財富重分配。那麼，我們要不要賦予政府財富重分配的角色，讓政府創造「沒有商業利益，但是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工作機會給年輕人？
把政府部門說成米蟲的雷根、柴契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主 Milton Friedman 都已經過世十幾二十年，全球鄉民們卻還跟主流經濟學的學者們一起活在他們在四十年前打造的意識形態裡；即便歷經 2008年的金融風暴，經濟學的教科書還是不肯改。誠屬悲哀！
不知道在這一波疫情之後，會有多少人因為人命可貴，而開始認真思索主流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謬誤，以及重新思索在科技性失業潮與高風險社會裡政府該扮演的角色？
八、草包當權，鄉民治國——民主政治的深層隱憂
川普是個成功的商人，和政壇的大草包，這幾乎已是全球共識，無須贅言。至於美國會因為這個草包而付出多大的經濟、健康和人命的代價，仍待後續觀察。
令人驚訝的是，英國竟然選出一個比川普更暴衝、更草包的首相，真的讓人看了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首相 Boris Johnson 和首席科學家 Sir Patrick Vallance（皇家學院院士，跨國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的研發總裁）在 3/12 的記者會上提出「群體感染」（herd immunity）的構想。當天有醫療界專家罵這個構想是「可悲的」、「有如十九世紀的殖民者在玩五天的板球賽」。Sir Patrick Vallance 在 3/13 繼續辯解。緊接著各界批評的聲浪紛至沓來。英國政府才突然在 3/15 宣布放棄「群體感染」，並呼籲工業界趕製重症患者所需要的呼吸器。
媒體追蹤調查的結果，發現導致政策急轉彎的是：一份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模擬研究結果顯示， Boris Johnson 和首席科學家在 3/12 宣布的措施將導致 26萬人死亡！！！
3/18，立場一向左傾的英國報紙 Guardian 在持續將近兩個月宣導「一般民眾帶口罩有害無益」之後，終於改口，承認帶口罩有助於保護自己——尤其是家人確診或疑似確診時。
同一天（3/18），首相 Boris Johnson 宣布要將每日檢疫人數從 4,000人提升到 25,000人，遠遠超越歐洲國家。這一次媒體學乖了，在報導這一則新聞時加註：無法想像這是如何達到的。
Boris Johnson 靠著扭曲事實的宣傳贏得脫歐公投，之後又用「出色」的競選廣告贏得完全執政。一場戰疫證明他是個大草包，實際上只有一張嘴。
英國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會選出如此劉阿斗型的元首？美國又怎麼會連續出過好幾個像流氓，或者像草包的總統？
以前我總以為：民主政治不保證我們可以選出能力最強的總統，但是可以保證我們不會選出昏君或暴君。看來，我的信心有問題，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希臘人最著名的一次公民投票，決定處死蘇格拉底。法國大革命後的雅各賓派執政期間，以公民的名義處死七萬多人。希特勒是德國人投票選出來的總理。民主政治不保證不會淪為暴政——民主政治最壞情況，跟獨裁統治相去無幾。
選舉只是民主的表象，民主政治的可貴處在她的實質內涵。可惜的是，當民進黨長年以來徹底滲透台大和政大的校園，又以各級政府經費去豢養網軍，再由這些網軍霸佔網路言論恣意霸凌異己言論，此刻不知道有多鄉民的腦袋裡已經深深烙印著民進黨製造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公共輿論氛圍，跟當年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不是已經到了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民進黨的網軍和鄉民，又跟當年納粹黨的衝鋒隊相距有多遠？
譬如，公共電視在 1/17 播出紀錄片《新疆再教育營》，由蔡詩萍主持，並請中研院近史所的副研究員來分析、討論。結果一群「不識字兼沒衛生」的鄉民集體出征公視的粉絲專頁，逼得公視將該節目下架，剪掉所有訪談內容，以純紀錄片的形式重新上線。（見這個連結）這樣的群眾暴力，難道不是民進黨網軍長期對群眾洗腦的結果？
九、脆弱的民主，濃妝艷抹的表象
維根斯坦曾在一則題為〈勾勒某書的序言〉（ "Sketch for a Foreword"，收錄於 Culture and Value 一書）的札記裡描述他所處的時代：「這個文明的精神表現在今日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工業、建築設計、音樂，這樣的精神是作者所陌生且感到不愉悅的。」「在這樣的時代裡真誠而堅強的個體會遠離藝術的場域，並且前往其他的領域，個體的價值會想辦法尋找表現的形式。可以確定的是，不會是像偉大的時代那樣的方式。」「在一個沒有文化的時代裡，各種力量會支裂而個人的能量會浪費在克服相反的力量和摩擦的阻力。」
我相信，他所謂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指的是強調集體性（俄國共產黨、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日本軍閥）而沒有個人的見解。在這個網軍橫行，鄉民音浪凌駕一切的社會裡，絕對吻合維根斯坦所謂「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質。
在這樣的網路裡頭，我選擇退隱到偏遠的角落，做自己關心的事，也等於是退出公共論壇。這就像當年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選擇不去關心納粹與國是，任令納粹屠殺猶太人。
問題是，如果我做了不一樣的選擇，真的能撼動既成的意識型態嗎？我相信答案是：不能！
後記：正確地了解中國疫情，才能正確地評估台灣的局勢
COVID-19 的疫情有機會拖到夏天，甚至冬天。武漢式的封城是不可持續的（unsustainable）——經濟與教育總是遲早要恢復到一定的（可持續的）水準。如果中國在復工之後無法有效處理來自全球各地的境外移入，而再度爆發社區感染，全球將有可能進入第三波的疫情，而台灣目前的防堵策略也有可能不刊長期的負荷而潰堤。
逢中必反的媒體和鄉民們至今堅信中國疫情數據造假，台灣的八、九成媒體對中國是懷著成見或敵意的。但是堅信中國疫情數據造假的結果，將誤導我們對未來懷抱較不樂觀（較嚴峻）的認定，因而可能在長期抗疫的過程中造成政府或個人資源分配的錯誤。
「微信上的中國」說：「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都在那裡」。事實上，不管你喜不喜歡，中國都在深刻地影響全世界。
因此，唯有拋除情緒和成見，正確而盡可能完整地認識中國，我們才能正確而較完整地認識圍繞著台灣的全世界——不管是政治上、經濟上或者疫情的研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