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陶淵明,得先記得他不是「寫實詩人」。雖然歷代都公認其作品質樸純真,但是他詩裡的許多數字都有音韻和對仗的考量,不能拿來就當作是「史實」,更不能隨便抓一兩句詩就以偏概全。
譬如,《歸園田居》說他自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實他當官的實際時間前後加起來不到五年,就算29歲第一次出仕到41歲辭彭澤令,前後加起來(含中間實際上沒有當官的七、八年),也頂多勉強算是十三年。可見得「一去三十年」是文學上的誇飾加上聲韻的考量,或者形容度日如年,而非寫實。
同理,他42歲(辭彭澤令後的次年)寫的《歸園田居》裡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以及「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歸去來辭》中有「僮僕歡迎」。但絕不能因此便推斷說他「家有恆產」,還有僕人,家境富裕,稱不上「安貧樂道」。
一、家產
首先,陶淵明的家境並非恆富或恆貧,跟他的出仕與歸隱有關,也跟時局有關。譬如《乞食》詩寫於62歲,那一年遭遇到大旱與蝗災,很可能是陶淵明生平最窮困的一年。而《歸去來辭》和《歸園田居》寫於剛歸隱的41歲和次年的42歲,那時可能是他生平最富裕之際。
他在29歲(西元393年)時因為「親老家貧」而第一次出仕,擔任州祭酒。但是「不甚吏職,少日自解歸」。34歲(西元398年)出仕於江州刺史桓玄,至37歲丁母憂而返鄉復耕為止。40歲(西元404年)時復出擔任參軍,不到一年就去職。41歲時先是在江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幕下擔任參軍,不久後去職;同年又擔任八十多天的彭澤令。前後當官四、五年左右。
在他任官期間或許家有餘糧。但是他40歲復出時長子才13歲,次子11歲,第三第四子為10歲的雙胞胎,第五子才五歲;家裡沒有男人,光是田裡的事就需要幫傭。至於辭官後是否還有能力持續聘人幫傭,很難說。
所以不能因為他辭官時有傭僕,就推論說他一直都有傭樸負責勞役,自己只管喝酒、賞景、賦詩。
其次,雖然他辭官次年寫的《歸園田居》裡說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但是實際面積不一定就是十餘畝,草屋也不一定就是八九間,這些數字都可能跟音韻和對仗有關。而且,即便數字是對的,那十餘畝地也可能不適合種農作,只能搭建草屋。
如果仔細讀竟《歸園田居》五首,就會找到較完整的線索。《歸園田居》第三首裡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而《歸園田居》第一首也說:「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而第二首則說「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所以陶淵明真正參與耕作的田可能離家有一段距離,而且是人跡罕至(道狹草木長)的荒地(草易長而豆苗卻不易活,所以「草盛豆苗稀」)。
雖說他屋宅前後的土地上「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但通常種柳、桃、李等觀賞用植物的土地就是不適合種糧。此外,假如這「方宅十餘畝」真的適合種糧,他何必走荒徑(道狹草木長)去南山下墾闢荒地?
還有人以為,他曾祖是陶侃,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而母親是征西大將軍孟嘉的第四女,所以根據兩晉士族政治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而推論說陶淵明不可能窮。
實際上陶淵明的父親名諱史上說法不一,以致考證困難,只知道陶淵明應該是幼年(另說八歲)喪父。而外祖父擔任大將軍長史,頂多只是重要幕僚,而非主官。再加上陶孟都非世家門第,所以父歿之後就家道中落,這是很可能的。
而陶淵明始終一貫地說他當官是因為家貧,所以家境清寒大概是最持久的狀況。至於有多窮,就要看豐年與荒年,或者時局有多亂。
二、時局
晉朝始於司馬炎篡魏,號稱結束了三國,實際上方鎮繼續擁兵自重,而曹操建立的九品中正又被士族門閥壟斷,皇權伸張不易,稱不上實質的「統一中國」,而比較像是民初的軍閥割據。所以西晉勉強維持了五十年(西元266年-316年),就被胡人入侵,打下一半河山;偏安江左的東晉只剩半壁江山。
陶淵明出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365年),18歲時,發生淝水之戰,東晉在謝安的調和下克服士族間的對立而眾心一致,擊敗前秦符堅的大兵而收復大批失土。這幾乎是有晉以來唯一的一次「舉國一心,同舟共濟」。陶淵明少年時的「猛志逸四海」,有可能是想要跟著大軍收復失土,而不是志在功名。
之後東晉再度陷入朋黨之爭、桓玄稱帝而兵拜,歷時11年的孫盧之亂(西元399年~411年,陶淵明34歲~46歲),以及宋武帝劉裕篡位而結束晉朝。在這一段期間內,平民生計經常是艱難的。其中孫恩之亂受害最深的是浙江省,但是盧循之亂在西元410年前後直接衝擊陶淵明所居住的潯陽(今江西九江市)。
此外,陶淵明44歲,南畝之宅失火,全家暫棲于舫舟中。而62歲那一年的大旱與蝗災,很可能是陶淵明生平最艱難的一年。
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就會知道陶淵明一生清貧居多,不時飢寒交迫。
三、家境
34歲二次出仕後家境可能有改善,41歲辭彭澤令時可能家計最寬裕。所以38歲丁母憂返鄉時作〈和郭主簿〉二首,其中提到生活景況為:「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42歲作《歸園田居》,生活景況為:「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
但是其他時候似乎經常「缾無儲粟」。《歸去來辭》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飲酒》詩之十九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51歲作《與子儼等疏》,說:「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52歲作《飲酒》詩,其二云:「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54歲時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有云:「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淒目前。」根據前四句,他一生中好幾次遇到大旱、蝗災和暴風雨,以致農地歉收。即便窮困如此,當年被徵著作佐郎,他依然不就。
56歲寫下《詠貧士》七首,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其二云:「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但是再窮苦他都不改其志:「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62歲遇大旱與蝗災(元嘉三年),作《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以及《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咏遂賦詩。」
即便餓成這個樣子,江州刺史檀道濟帶美食來送他,因為言語不歡而不肯吃。根據蕭統《陶淵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梁肉(指精美的膳食),麾而去之。」
四、躬耕與田園樂
《歸去來辭》中有「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於是有人誤以為陶淵明在農忙時節到處遊山玩水。這是誤讀。
他在46歲作《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陳述農務雖苦辛,但本不該推辭:「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而前面所引的《歸園田居》(42歲)更清楚表明他是從早到晚都在墾荒:「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50歲作《雜詩》,有云:「代耕(以官祿代替耕食)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63歲九月作《挽歌》詩及《自祭文》,十一月卒。其中《自祭文》云:「含歡谷汲,行歌負薪」,「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籽,乃育乃繁。」「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
這不是個富農,而是一個真正「勤靡餘勞,心有常閒」的農民詩人,認真地「耕織自給」,而不是「半農半X」的兼業農,或者把農務當作無關生計的休閒活動。
那麼,這個田園詩人怎麼會有遊興與賦詩?利用秋收後與春耕之前的農閒,以及農務勞動中間的休息時間。
《歸去來辭》所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意思應該是說:農人提醒我春耕的時機快到了,所以我就趕在春耕之前去遊走。(另有一詩提及出遊時間是冬盡初春時分,但我忘了是那一篇。)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那可能是農閒的時候,也可能是往返南山墾荒的途中,或者體力勞動的中場休息時間。
那麼,他的田園樂是樂在哪裡?他可從來沒說「農耕樂」!他說的是「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歸去來辭》序)——寧可讓身體勞苦,也不要因為違背自己的價值觀而良心煎熬。
所以他最開心的是耕種自給就可以不被人支配,因而可以免除「違已交病」之苦,良心安頓了才能「勤靡餘勞,心有常閒(心裡無須焦慮、痛苦)」。
其次則是「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
有人以為陶淵明亂讀書,其實原文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意思是「讀書重在會意而有所得,而不計較枝節。」
五、酒鬼?
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酒鬼,不知所據為何?陶淵明是愛酒,但不見得整天喝酒。第一,他要墾荒,喝到爛醉如何耕作?其次,他愛讀書,且很享受「會意」,喝醉了如何能會意?
他在52歲時寫了(完稿)二十首《飲酒》詩,序裡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所以喝酒是偶然,是夜裡喝或農閒時喝,而不是朝朝夕夕,日以繼夜。此外,第十八篇說:「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這很可能就是事實。當時有不少人仰慕陶淵明之名而跟他結交,往往會帶酒給他喝。譬如,有一年重陽節,按俗例要登高遠眺,飲酒、賞菊、賦詩,結果陶淵明無酒可喝,偏偏就有人即時送酒來給他。
陶淵明60歲時,顏延之到新的官職去就任,就刻意路經潯陽,日日找陶潛飲酒,臨行還留二萬錢給陶淵明,「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有人又藉此罵陶淵明只管喝酒而不管家計。實則當時陶淵明的兒子已經分別是33、31、30、30、25歲,都該自理家計或承擔家計,而不該靠陶淵明養活了。
此外,《飲酒》詩通篇二十首,只有一半談到酒(其一、其三、其七、其八、其九、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十),另一半完全不提酒;而提起酒的那幾篇也多半像是以酒為題,以酒助興,而意不在酒。
所以,梁朝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
緣此,要說陶淵明「好酒」還無妨,要說他是「酒鬼」可就得小心了。問題是,東晉與南北朝那個名士不好酒?
六、老莊與六經
有人說陶淵明意在老莊,但他自己卻說「游好在六經」。仔細觀察陶淵明的處事,他很多時候是像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與子儼等疏》更是在第一段就闡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結尾處則仿《史記·孔子世家》中對孔子的讚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
所以晚清經學家劉熙載乾脆說:「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藝概詩概》)
七、忠臣不事二主
唐朝的劉良在注《昭明文選》時說:「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後很多人就跟進此說。
問題是,同樣的事實卻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在那個隨時有人可能會篡位並誅殺異己的亂世裡,跟著皇帝的國號改來改去,不小心就是找死。當南北朝許多人都裝醉以避世的局勢下,不題年號而只題甲子,是不是較少無謂的殺身之禍?
事實上,陶淵明34歲(西元398年)出仕於江州刺史桓玄,至37歲丁母憂而返鄉復耕為止。不久後(西元403年)桓玄就篡帝位,後來被劉裕打敗而身亡。接著陶淵明在40歲時出任劉裕的參軍,16年後劉裕又篡晉建宋,為宋武帝。有這兩次教訓,陶淵明還學不乖嗎?
「忠臣不事二君,忠女不更二夫」語出《史記·田單列傳》,說的是戰國時代王蠋的心聲。問題是,周朝天子只是共主,各國皆自認為是齊人或燕人。這一句話講的是亡國之恨,而不是改朝換代之恨。
到了魏晉南北朝,這種「忠君」思想是否仍舊流行,根本就是有待考證。畢竟,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武帝)就是逼迫魏元帝禪讓而取得帝位的;此外東晉會偏安江左,就是因為實質上國家是表面上一統而實質上方鎮擁兵於外,士族對立於內,皇權早已衰微,沒比三國時代或民初的軍閥割據好多少。
假如說陶淵明關心世局,也許他的壯志是收復北方失土,後來更關心的是黎民百姓的生計,希望沒有內部的鬥爭、戰亂與政權的更替。《桃花源記》說:「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寧可相信陶淵明是希望有一個屏除政權更替的地方,讓平民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八、戲作豈能當真
有人說陶淵明五子都不成材,因為他在42歲時有《責子》詩:「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但是黃庭堅卻認為那只不過是戲謔之作:「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俗人便謂淵明諸子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陶淵明五十歲左右開始病體纏身,五十一歲時自謂大限隨時可能降臨,因而作《與子儼等疏》,認真教他們安貧樂道的要訣。這樣的作品才值得我們認真。但是這篇文章措詞文雅,還有許多典故,今人如果不看翻譯和注釋,恐怕能通篇讀懂的人並不多。合理推測,陶淵明的五子應該讀得懂這篇文章,所以他們的教養或許不讓陶淵明滿意,但絕對不會像《責子》詩所說的那麼不堪。
結語
林語堂曾說:「陶淵明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聰明與諳於世故的人自慚形穢。」我覺得「敬畏」一字用得好,因為所有「聰明與諳於世故的人」一跟陶公言行對比,馬上會露出馬腳。
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空餘墟里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最後兩句真情感人,讓我也很想去江西九江看會不會碰到陶姓人。
昭明太子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陶淵明集序》)認真理解陶潛,能不愛他的人恐怕是自己有所偏頗。
參考資料
網路上還是偶有好文章可以參考。關於陶淵明的生平事蹟,可以參考輔大網站上的「陶淵明生平事跡」。至於歷代各家對陶淵明的評論,則請參考「歷代文人對陶淵明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