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剩 0.64%，背後成因主要有兩個：（1）蘋果為主的IT廠下單延遲，導致台積電等代工企業的出口萎縮，（2）大陸的紅色供應鏈逐漸在取代台灣，使得電子業陷入彼長此消的困境。
比較叫人憂心的是後者，因為大陸在通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之後，又進一步成立了1,200億人民幣的投資基金，將以IC設計、晶圓代工與封測為發展焦點。[1-2] 因為這是大陸的國家級戰略目標，動員的是十三億人口的資源，台灣所有的代工產業都將感受到「鯨吞蠶食」的威脅，差別只在於先後與輕重而已。
不過，大陸的崛起既是威脅，也是商機；如果因應得當，我們可以加速完成轉型跟升級；但如果選錯方向與策略，將是坐以待斃或往火坑裡鑽。尤其是產業升級跟轉型已經喊了二十年而成效不彰，更顯示我們過去的策略與方向有大幅檢討與調整的必要。
大陸崛起，亦禍亦福
大陸每一個人捐一塊錢，合起來就將近14億，因此台灣絕不適合跟大陸打硬仗。但是，大陸的人均所得太低，一但中央有效地將資源匯聚往特定戰略位置時，其他位置就通通都是她的弱點，必須要靠國外資源的協助才能完成「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總目標。
譬如說，當大陸把資源集中在IC產業的終端產品、IC設計、晶圓代工與封測時，她就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所有相關的生產設備；當大陸IT產業的主力市場擴張越快時，支援這個主力市場所需要的生產設備與關鍵零組件就會相對地供應不足，而提供全球許多廠商擴張市場的機會；當大陸的IT產業主攻中低價位市場時，她對生產設備的性能要求會比蘋果等企業的要求低，也讓台灣的設備廠有門檻較低的轉型與升級的機會。另一方面，當大陸因為IT產業擴張迅速而使相關產業的工資迅速提升時，她對高價位IT產品的需求（消費能力）也將擴張，而提供全球高價位IT產品擴張市場的動能。
在國際貿易裡，當市場為你關上一道門時，它必將同時為你打開兩扇窗──問題是，你常常只看見被關上的門，而沒看見打開的窗。
此外，東協五國人均GDP雖低，但總人口數超過4億，因而GDP總值已經跟亞洲四小龍相近。[3] 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中低價位的消費品品牌市場，以及中低價位的耐久財、生產財市場。中低價位意味著品質與技術的門檻較低，而東協五國有豐沛的華僑人脈與喜歡台灣的僑生，若能積極整合這個人際網絡，它對降低貿易成本、打開商機的貢獻絕對可以遠遠超過韓國在該地區所簽訂的所有FTA。東協五國是重要的伊斯蘭國家，因此她又是台灣通往土耳其或其他中東富裕國家的關鍵通道。
即便忘了印度、土耳其、巴西和捷克、波蘭這些距離較遠的新興市場，光是大陸和東南亞的潛在市場擴展空間，就遠遠超過我們可能會被紅色供應鏈和新興國家吃掉的市場份額。
如果我們善用這機會讓台灣的產業進行結構性的轉型與升級，台灣將有機會讓代工產業的份額自然地縮小，同時擴大耐久財與生產財的比例，建立中低價位的品牌市場，從而矯正過去偏重IT產業與代工而嚴重輕忽其他產業與耐久財、生產財市場的弊端。這樣的結構轉型將會使台灣的就業市場更多元化，從過去偏重資本優勢、新興產業與高工時的優勢，轉型為資本、創意、研發、知識與專業技能並重的產業結構，因而更加接近「人盡其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
所以，中國與新興國家的崛起，亦福亦禍，關鍵不在於大陸如何做，而是我們有沒有掌握到因應的訣竅。
台灣產業的荷蘭病
產業升級已經喊了二十年，成效不彰，許多人因而認定這只是喊口號，實際上若非窒礙難行，就是困難重重而曠日費時，根本不可能（或來不及）藉此救台灣的經濟。其實，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過去一直下錯診斷，甚至要求政府提油救火，才會一再延誤解決問題的時機。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認為台灣是掉入「中高等收入的陷阱」，還再報導中訪問了一大堆政商大老，但是這個判斷錯得離譜。[4]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對台灣人均購買力所得（GDP PPP）的評估，台灣在1994年以前就已經跨越高所得國家的門檻，1994-2004期間的年增率約6.4%，2004-2014期間的年增率約5.6%，而2014年時已經達到45,854美元的水準，是美國的84.0%，早已被歸類為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y）。而且IMF預測，台灣未來五年的GDP PPP平均年增率仍約有5.6%。這樣一個高所得、高成長，但是技術進步卻很遲緩的國家，跟「中高等收入陷阱」扯不上任何關係，卻密切吻合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關鍵特徵。
荷蘭在1959年起探勘到一系列的北海天然氣井，使人均所得與國內消費能力陡增，這個原本值得歡欣鼓舞的好運，最後卻帶來詛咒般的後果：所得與國內消費能力的陡增激勵了內需市場的成長，以及實質工資與實質匯率的上升，卻因而排擠了製造業的資源，並且降低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使得製造業萎縮並伴隨著失業率的上升。《經濟學人報》在1977年謔稱這個現象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5-6]
一篇1982年的論文剖析了天然資源的蓬勃發展如何擠壓其他的部門：能源產業與礦業的生產力（技術）較低但產值卻較高，因此搶走製造業的資金與勞工，導致製造業的萎縮與總體工業化水準的倒退（de-industrialisation），伴隨著出口競爭力的衰退，終而拖垮經濟成長速度。[5] 實證研究也證實，許多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成長率反而較低，而技術發展的速度更是明顯地偏低，連澳洲與加拿大的技術水準都跟不上他們的所得水準。[6-7]
進一步的研究認為，包括自然資源、政府補貼和無法永續的觀光收入，所有無助於產業升級的easy money都會對技術成長、出口能力與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甚至引發官商勾結與各種尋租（rent seeking）的弊端。[7-9] 兩兆雙星產業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非常吻合這些研究對荷蘭病的剖析，因而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廣義的荷蘭病。
從1987年開始，台灣利用全球DRAM市場的供需落差，快速切入半導體產業，以統包解決方案（turn-key solution）整套引入國外專利、全廠設備、製程與原材料，而發展出高資本投入、低技術成長而高獲利的成長模式；政府的低利貸款、獎勵與補貼，以及員工股票分紅與內線交易更進一步擴大他們不勞而獲的暴利，使他們能以極低的成本發給員工極高的薪資，從而吸乾了股市的資金和國內的頂尖人才。[10] 其他積極發展自主技術的企業，因為「短空長多」而拼不過代工產業「短多長空」的競爭模式，既得不到資金也得不到所需的人才，終而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產業發展模式。世界先進曾經矢志開發自主技術，卻敗出陣來，這只不過是兩兆雙星產業「劣幣驅逐良幣」的冰山一角。
但是，低技術成長而高獲利的局面不可能永續，力晶、茂德與南科在2006年獲利共創歷史新高後，各個DRAM廠旋即在2008年紛紛創下虧損的歷史新高，終而退出市場或倒閉，或者被併購。核算DRAM產業的總盈虧，它前期所賺的錢遠遠抵不上後來的虧損。
面板產業的自主技術比DRAM廠稍高，但是經營模式類似，也是不惜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去競逐越來越難賺的 easy money，因此金融風暴之後也虧損連連，前途艱難，也有機會步上DRAM的後塵。
兩岸三地的貿易形式是另一種廣義「荷蘭病」的典型：電子產業靠著賺兩岸工資的價差，就可以在技術不成長的情況下維持高獲利，還可以再通過股票分紅和內線交易來擴大獲利和發給高額工資，以致資金和人才都湧向這個技術成長緩慢（因而沒有未來性）的產業，而其他有心建立品牌、提升技術層級的企業反而因為短空長多而無法獲得所需要的資源，以致電子業變成是在坐待紅色供應鏈吞噬台灣的市場份額和商機。
Easy money 的首要特色就是「easy come，easy go」，但是兩兆雙星對台灣社會的傷害絕對不止於空忙一場。更重要的是，通過荷蘭病的機制，兩兆雙星和兩岸三地貿易榨乾了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所需要的資金與人才，又把賺得的錢一大部分拿去炒作房地產，使得台灣的技術成長空轉二十年，等著韓國的後來居上和新興國家的追殺，終而讓年輕人陷入非典就業、低薪和高房價的困境。
因此，要解決台灣今天的困境，首要關鍵就是要取法國外來甩脫荷蘭病的詛咒，以便讓產業可以順利地轉型和升級。
荷蘭病的解方與政府的惡習
荷蘭病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失能，需要靠政府部門的妥善因應來降低它的負面效應，甚至讓最後的結果是利大於弊。
挖掘能源與礦產都需要資本與人力的投入，因此必須獲得合理回報才會有人願意去開採。但是如果沒有政府介入，能源業與礦業的產值往往會遠超乎合理報酬水準，而引發荷蘭病。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把這些額外的利潤收歸國有，並審慎地用來改善後代的生活水準與就業機會。挪威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9, 11-13]
在完美的市場機制下，資方的利潤會等於他所承擔的風險，而勞工的工資會等於他以體力和智慧所創造的社會財，超出這些水準的額外所得就是經濟學所謂的「租」；「租」的本質就是不勞而獲，就像封建地主對佃農所收的「租」一樣。
但是現實世界的市場不完美，因而存在許多不勞而獲的租和不公平競爭。荷蘭病就是生產力較低的礦業獲得遠比製造業更大的租，因而造成「優敗劣勝」的反淘汰；只要把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租收歸國有，就可以讓生產力較高的產業部門獲得較高的成長率，而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裡自然地提升技術水準與生產力，讓經濟持續成長。
挪威的主要作法有兩套，其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天然資源的開採，其次是用各種相關稅收徵收能源產業與礦業的「租」，以至於跟天然資源有關的「租」大概80%左右都進了國庫；此外，挪威政府每年只從其中提取一小部份來補貼政府預算。因此，挪威終於擺脫荷蘭病的困擾，將人均所得（以購買力計算的 GDP PPP）大幅提升到工業國家平均水準的1.7倍。[9, 11]
面對兩兆雙星與兩岸三地貿易模式裡大量的「租」，台灣政府的作法是100%的倒行逆施、提油救火：不但對這些產業進行各種租稅減免，還斥令公股銀行優先低利貸款，接著縱容涉嫌違法的員工股票分紅與內線交易，還以公共建設為名帶頭炒地皮、哄抬屋價。而1999年開始的民間企業國防役傷害更大，它把全國最頂尖的年輕碩博士生集中送到被政府指定的「高科技公司」，使得人才與資金的集中現象益發嚴重。在這樣極端扭曲的制度下，民間企業被政府硬生生地劃分成少數的「保送班」（以電子業和IT代工為主），可以用極端低廉的成本擁有豐沛的資金和頂尖人才；其他企業有如「放牛班」，就算可以通過其他管道募資，根本就找不到人才。
因此，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產業之所以無法升級與轉型，政府若非元兇首惡，至少是居功厥偉。
近年來，由於大陸的積極發展，代工產業與兩岸三地貿易模式下的「租」已逐漸消失，而大陸與東協的新興市場則給台灣提供技術升級與產業轉型所需要的市場。但是政府必須效法「周處除三害」的精神，戒絕過去二十年來各種扭曲資源配置的惡習，台灣才有機會甩脫荷蘭病，讓產業比較均衡而健康地發展。
金融機構與政府角色的轉型
台灣金融機構的短視與無效率，是另一個拖累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關鍵因素──無效率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短視卻是抄襲英美金融體系必然的代價。
很多研究都支持一個論述：英美的金融體系較短視，而德國的萊茵體系較有利於製造業的長程發展，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英美企業的短視性格益發鮮明。英國劍橋大學管理學院的講座教授Alan
Hughes以豐富的跨國證據彙整和印證了這些論述，並且明確地指出來，在英國非金融企業的決策模式裡，六個月後到期的現金流會被低估5%，五年後到期的現金流甚至會被低估40%；此外，英美的創投追求比萊茵體系更高的報酬率，也因而更短視；英國的創投規模雖然僅次於美國，卻不在乎英國國內的產業發展，有60%的基金都在海外投資，因而英國知識密集的中小企業經常募不到前期的基金；反之，德國的創投基金是以國內企業為對象，只有三分之一有海外的投資。具體的後果是，英國這個工業革命與許多科學革命的發源地在製造業的創新能力上只排到歐盟27國中的第九名，中級和高級科技產品的貿易競爭力輸給德國、日本和法國，而德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能力是英國的十倍；企業的R&D投資在許多跨國研究裡都敬陪末座，而英國國內的R&D則高度仰賴海外資金和在英國的外國公司，本國製造業中只有少數資金雄厚的公司較重視 R&D的投入。相形之下，德國企業的R&D投入高達全國R&D總支出的95.5%，英國只有91%，美國是89%，而法國只有86%。[13-14]
英美與萊茵金融體系的性格差異，主要有三個原因：（1）萊茵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英美體系以股市為主；銀行體系的金主是退休基金或追求穩定利息的家庭儲蓄，因此沒有追逐短期高獲利的壓力；股市的資金流動完全靠抽象、膚淺的統計數據，因而較躁進而短視，但銀行的投資是靠專業者之間的深度溝通，因此後者較理性而可以將長期發展效益考慮進去，而且會顧慮到客戶長期交往的情誼。（2）萊茵體系的公司治理是勞資共治，而勞工最關心的是公司的長期發展與工作的穩定度，而萊茵的銀行體系和製造業往往有複雜的交互持股，因此使銀行的投資決策有利於製造業的長期穩定發展。（3）英美體系的法律對資方的保護較週延，而德系法律較顧慮到勞工的權益，因此萊茵體系會較重視企業的長期發展與勞工就業的穩定性。
因此，當台灣的股市變成許多公司主要的募資管道時，企業的經營策略自然會向短多長空的方向的傾斜。
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團的投資模式攸關著台灣產業與經濟的長期發展。不幸的是，公股銀行的資金一部分變成政府補貼特定企業的工具，一部份則跟私人銀行一起退化為當舖：貸款融資以資產抵押為主要考量，而鮮少評估長期投資效益的專業能力和考量，因此絕大部分的銀行資金要麼流入房地產業，要麼流入大企業而造成「大者越大，小者恆小」的狀況，嚴重地不利於產業的創新、升級與轉型。相較之下，近年的韓國和二次戰後的日本都得利於萊茵模式的金融體系。
產業升級與轉型，必須搭配著金融體系的升級與轉型。政府與其整天喊「救經濟」的口號或者拿「明星產業」、「旗艦產業」、「次世代產業」來招搖撞騙，不如認真整頓金融體系的秩序，並且設法加強公股銀行長期投資的專業評鑑能力與角色。具體的作法包括引入日本和歐陸銀行團長期投資的制度、專業評鑑能力，甚至積極爭取他們的入股，參與經營。其次，可以仿效瑞典的制度，立法要求企業把盈餘的一部份提撥入股於公股銀行的長期投資基金，並參與經營、監督。
過去政府影響產業發展的方式是通過租稅減免與直接補貼等手段，直接把資源授予政府核定的對象。這種會計兼出納、球員兼裁判的制度當然會招惹官商勾結而弊端重重，更別說政府官員與審查委員會的學者往往沒有專業的能力和經驗來評估企業的未來發展潛力。
與其如此，還不如把政府資源投入前述的長期投資銀行或基金，讓國內外專業的金融與產業人才去決定這些資金的流向。
說來好笑：政府決定政策，金融機構決定資金流向，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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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