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嚮往愛情，渴望以具體的成就肯定自我，而不喜歡孤獨。然而許多人信心滿滿地跟相戀多年的伴侶結婚，卻不知不覺地失去愛情，甚至在各種現實壓力下失去自我，只剩下擺脫不掉的孤獨。
在這個講究男女平權的時代裡，我們希望女性與男性都可以在婚姻中保有完整的自我。然而要在一個婚姻裡容納兩個完整的自我，卻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想像（甚至斥為荒唐）的艱難挑戰。
自我實現不是單純而輕易的事：你必須認識自己的能力極限與內心深處的渴望，在現實世界裡找到適合發揮的角色，並且隨著瞬息萬變的世局調整自己的期待與作為，這是極端耗費心力又經常會遭遇到挫折的任務。
如果夫妻倆人都想要兼顧婚姻、家庭與自我實現，失敗的風險是極高的——尤其當我們沒有萬全的準備時。不只升斗小民如此，眾人眼中的精英亦經常不自覺地陷入這種僵局。
玉女的婚姻，悄無聲息的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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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出處：Now Teach |
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高薪美差：她經常有機會採訪全球知名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精英，還有機會受邀去體驗奢華的渡假設施，而工作量只是每週一、兩篇數百字的文章，題目任選。因此她幾乎都是早上九點半才騎著腳踏車出門，去離家不遠處的《金融時報》總部上班。
這樣的工作，當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奢想的。
露西出生於書香世家，年輕時就有過許多傲人的紀錄：她循著爸媽和姊姊的腳步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政經界精英最愛的跨領域學位「哲學、政治與經濟」。畢業那年她先在摩根大通集團的外匯部門服務，薪水高到可以在二十三歲那年買下倫敦的一戶小公寓。後來她轉任《金融時報》財經記者，第一年就贏得英國著名的溫考特（Wincott）基金「年輕金融記者獎」。
她的婚姻也會讓很多人艷羨。她在三十一那年結婚，丈夫大衛出身名門：祖父是牛津大學的院長，同時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創始人的外孫；父親擔任過三十五年的國會議員，母親則是美國駐英大使的姪女。至於大衛本人，伊頓中學畢業後在約克大學攻讀歷史與政治，後來在《金融時報》擔任過十二年的記者，接著自己創辦一個強調「另類觀點」的精英雜誌 Prospect，訪問全球最尖銳的心智，解析影響世界最深遠的問題。後來，他又先後成為兩個英國智庫的負責人。
她們曾經有過一段美滿的婚姻。在她四十歲生日那天，大衛找人來拍全家福的照片，一家六口都真心地露出幸福、燦爛的笑容。然而她卻在結婚滿二十五年的時候決定跟丈夫分居，賣掉全家人住了十五年的大宅，搬進各自新購的房子。最後一趟搬家的時候，她因為自己的決定把這一個家給拆散掉而嚎啕大哭。
他們不曾遭遇經濟的難題，有奶媽幫著照顧四個孩子，也沒有第三者的介入。導致婚姻破碎的三個常見問題他們似乎都沒有。那麼，這個家怎麼會變得分崩離析？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露西‧凱拉韋說：她也不太清楚，或許是兩個人長年以來都為工作過度耗竭心力，逐漸地把注意力的焦點從對方移開，經常忽略對方的感受與需要，結果曾經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那一份情感終於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事實或許真的就這麼簡單：當代的婚姻原本就很脆弱，不用心經營的話，任何細故都可以造成積怨，任何無關痛癢的事都可以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們經濟寬裕，當她帶著六個月大的長女從歐陸的記者崗位調回國時，立即在倫敦買了一棟有花園的小房子；三年後又帶著三個孩子換到更大的房子。長女將滿十歲時他們搬進一棟有花園的維多利亞式大屋，四個孩子各有一個獨立的房間；地下室還有一個門戶獨立的公寓，可以讓奶媽和她的男友住。這房子位置理想，離《金融時報》的總部很近，跟她爸媽的住處又在同一條街上。她決心把這大宅當成永久的「家庭總部」，讓一家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白天每個人都要忙自己的事，所以晚餐是家庭生活真正的開始。然而餐桌上的氣氛卻越來越不對勁，她經常忍不住抱怨孩子不乖巧，指責丈夫只顧自己的事業，又暗地裡恨自己把餐桌上的氣氛搞得這麼糟。結果，每一個人都匆匆吃完晚餐，儘速關進自己的房間，留下她一個人滿懷憎怨地洗碗筷、收拾善後。
奶媽搬出去後，她的丈夫乾脆搬到地下室去住，偶而上來吃晚餐。孩子們很難跟朋友解釋「媽住樓上而爸住地下室」的道理，但是空間上的區隔確實暫時緩和了彼此的摩擦。
後來她迷上近藤麻理惠《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開始把所有不能讓她開心的東西都清理出去，尤其是大衛那一箱又一箱從沒打開來閱讀的書，讓她覺得特別礙眼。同時她又自己學會換壁紙和刷油漆，把房子整理得煥然一新，卻始終無法除去內心的不快。
她模糊地知道問題出在夫妻關係，卻又堅決地認定她有義務將這個家維繫著，直到孩子們都上大學。大衛也默認這個想法：婚姻的外貌與一家人同住的大房子都必須維持不變！
結婚將滿二十五年的復活節，女兒帶她去看一座舊屋翻新後的現代家屋，她一眼就愛上它，並且決定要搬進這一座房子裡（其實，要想不愛上這一棟房子也很難，參見下圖照片和附屬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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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出處與更多照片 |
她也很清楚：這個決定意味著出售那一座永久的「家庭總部」，加上所有的儲蓄，同時讓丈夫搬到一棟屬於他自己的公寓。至於孩子們，新屋裡有多出來的房間，他們隨時可以回來住。最後一次在維多利亞式大宅裡收拾東西時，她忍不住放聲痛哭，惱恨自己竟然把這個家給拆散了。
數天後，她跟幾個孩子一起去看大衛，他對自己的公寓滿意又自豪，屋內照樣堆滿從來都不會去看的書。她第一次覺得那一堆書一點都不礙眼，反正再也與她無關。
家庭與自我的兩難
其實他們第一次搬家時，婚姻的裂縫就已經出現了。那一年她們結婚才滿四年，然而大衛開始創辦自己的雜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沒有任何時間可以給家庭。她下班後不僅要單獨照顧三個不滿四歲的小孩，還要指揮工人改造新家的內部裝潢，自己動手整理花園，努力營造最適合孩子成長的家庭氣氛。她那時候的心情，想必很像許多已婚女性說過的：「有時候我真懷疑這個家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而他只是房客。」
然而不只是他丈夫拼命想要活出自我，露西自己也是挖空心思地在寫專欄，才有辦法獲得「英國新聞獎」。表面上每週寫一、兩篇的專欄似乎很輕鬆，但是要挑到能吸引大量讀者的話題，找到讓財經精英也嘆服的另類觀點，還要筆調機智詼諧，遣詞用字獨到得令人拍案稱絕，這就得絞盡腦汁。
問題是，當夫妻都耗竭心力想要活出自我，肯定自我，誰來照顧這個家？黛安娜王妃曾說：「我們的婚姻裡一共有三個人，實在有點太擁擠。」其實，一個婚姻裡只要有兩個自我，就已經太擁擠了！尤其是當孩子的教養出現嚴重的問題時，既有的裂縫很容易變成兩人的鴻溝，甚至徹底撕裂婚姻與家庭生活。
約莫是在他們結婚將滿十七年的時候，念中學的長子迷戀上電玩，原本優異的功課一落千丈，且費盡唇舌他也不改，使得餐桌的氣氛加速惡化。這個兒子念的是學費極端昂貴的私立學校，但是該校的大學升學率是全英國的前五名，所以他有恃無恐，不管怎麼勸告、賄絡、恐嚇都無效，氣得露西罵他：「為了要替你付學費，我辛苦工作，還到處演講賺外快，而你卻什麼事都不做？」最後這個兒子在大學的入學考裡表現得一塌糊塗，放榜日給他媽傳了個簡訊：「我會把欠妳的錢都還妳。」母子關係之惡劣由此可見。
後來露西打聽到：憑她兒子的爛成績，如果願意先念一年大學先修課，還是有機會錄取諾丁漢大學的工學院。最後，他兒子終於得到教訓，並且以優異的成績拿到電機碩士。
在這一場艱苦的奮戰過程中，我們始終沒看到大衛的身影。也許是因為他的雜誌經營不易，始終分不不出心力；也許他跟孩子的互動不足，因而在關鍵時刻使不上力；也許露西在孩子的教養上一向太有主見，使得他難有介入的空間。
一個家庭的難題，通常是悄無聲息地日積月累而成，連夫妻兩人都說不清楚，外人更難以推測全貌或概貌。
可以確定的是：婚姻品質的維繫不容易，白首偕老更不容易。在傳統社會裡，女性沒有選擇的自由，不管婚姻品質有多惡劣都只能忍受。當女性逐漸擁有經濟上的獨立能力，而且同居與離婚也日益普遍後，經濟能力夠強的人都不願意再忍受品質惡劣的婚姻。而一份二◯◯六年的研究則發現：晚近的離婚有漸高的比例單純地是因為對婚姻的品質失望，而不是因為有家暴或其他難以忍受的嚴重衝突。研究者把這種現象稱為「離婚的常態化」，亦即：走出結婚禮堂之後，婚姻有三種同屬「常態」的終點：白首偕老、分居或離婚。
換句話說，傳統社會的離婚率低，不意味著婚姻的品質比較高，而是意味著當時的人沒有選擇的自由；當代的離婚率高，不意味著婚姻的品質比較低，僅只意味著有較多選擇的自由。
就像露西，她選擇跟丈夫清清楚楚地分居，藉此明白地宣告：我們彼此解除相互的義務與責任，不再彼此干預對方的生活步調與人生選擇。除此之外，他們仍舊是法律上的夫妻，共有一部分的財產（不需要打傷人耗財的離婚官司），是孩子們的共同父母，各隨己意去經營跟孩子的情感關係而不需要步調一致。
有趣的是，因為彼此解除了相互的義務，也因為不需要再步調一致，引發他們衝突的因素也有機會隨之緩解，甚至連經年累積的宿怨也似乎逐漸地淡去——現在大衛偶而會去跟露西共進晚餐，他還會帶著一本雜誌，以防找不到話題。
至於他們的未來會漸行漸遠，或者時遠時近地調整屬於他們兩人的「最適距離」，誰也說不準。世局瞬息萬變，情感關係的變化也往往是百味雜陳而難以預料的。
流動性社會裡的愛情、婚姻與家庭
露西的案例讓我重新省思愛情、婚姻與家庭的意義。相愛的人必然渴望永遠在一起，然而相愛不必然能和諧相處。
二◯◯七年的一本婚姻心理學專書引述研究數據：八五％的美國人曾在婚前跟戀人分手過，七七％的情侶對兩人的關係不滿意。就此而言，能相愛而且又滿懷信心地結婚，就已經很不容易（至少勝過七七％的美國情侶）。至於婚後的大小爭端與坎坎坷坷，其實是婚姻中難免的，不要因此否認（忽視）彼此為這家庭投注過的心力和感情，也不要因此就認定自己的婚姻不美滿、不幸福。
就算婚姻走到分居或離婚這步田地，我都不覺得這必然是「失敗的婚姻」，或者必然是誰的過錯。試想想，兄弟姊妹而不能感情和睦者比比皆是，父子母女而意見不合者司空見慣，我們也都視為當然而不以為怪；憑甚麼我們卻認定夫妻一定要一體同心，直到白首，才算「成功」？憑甚麼認定夫妻分居或離婚時一定有誰犯錯，而不可能僅僅只是「兩個都是善良的人，只可惜緣份不夠深」？
真的，關於婚姻的論文讀得愈多，對自己和別人的婚姻思索得越深，我越傾向於說：其實夫妻失和不必然有誰錯，外在因素與運氣的成分不亞於個人因素。
事實上夫妻之間的彼此干涉、侵犯與妥協、委屈都遠勝於兄弟與父子，相處的困難至少也應該是成比例地增加。如果有緣一起走過十年，那就是十年的難得；如果有緣一起走過二十年，那就是二十年的難得。憑甚麼說一定要白首偕老才算是「成功」，其他的通通算失敗？
面對選手出賽，我們總是說：「志在參加，不在得獎。」是否努力操之在我，是否得獎非個人意志所能決定。同樣地，真心走入婚禮禮堂的人，沒有人不期望白首偕老；至於結局如何，則不盡然操之在我。婚姻不能不努力，結局卻不能強求，把一個想像中的「完美婚姻」或「完美結局」給硬套到兩個人頭上，弄得兩個人苦不堪言，何必？
更何況，即便是分居或離婚，曾經有過的付出也很可能是沒有一私一毫的白費：他們曾經共有過的美好歲月不會因此而不曾存在，他們的親子關係還可以繼續經營下去，甚至美好到足以帶給自己許多的安慰和滿足，而且一輩子不會感到寂寞。這一切都是婚姻帶來的收穫，如果不曾在婚姻中努力付出過，就不可能會有。既然這樣的婚姻還是有它難得的收穫，怎麼可以輕率地說這樣的婚姻是「失敗」的？
露西搬出維多利亞大宅，表面上是把一個外表完美的家給拆散了。然而搬到新家後她心情變得開朗，反而有興致邀請大衛過來共膳；假如這樣的互動模式可以讓他們的關係大幅改善，何苦非得要硬綁在同一個屋簷下？況且，孩子們都已經上大學或者在外地工作，當他們回來時爸爸也可以隨時回來相聚，這樣的新家不也仍是他們實質上的「家庭總部」？
德國文豪歌德在晚年時從事園藝研究，他發現：生物會隨著外在條件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枝葉與姿態，因而覺悟到生命就是調適與變化，也同時感慨人類往往活在一成不變的窠臼裡，卻誤以為這叫做「堅持理想」。
同理，我們對婚姻的期待是不是也該針對當事人的期望、能力與外部現實去量身訂做，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境遇的變遷而調整，不要有超乎兩人能力與負荷的期待與要求，甚至能一起走多遠就走多遠，該保持距離時就保持距離？
從表面上看，當代的婚姻經不起風吹雨打，遠比傳統婚姻更不牢靠，似乎顯示當代的夫妻較不懂得珍惜彼此的姻緣。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代的親密關係多元化了，也更人性化了，每一對佳偶都可以根據雙方的實質狀況與變化，而選擇最適合當下的形式：從戀愛而各居一處，到同居而不婚，或者成婚後分居（分居後老死不相往來，或者分居後友善而「相近如賓」地往來），乃至始於結婚而終於離婚。
婚姻原本就是一場難以逆料的冒險，這種多元並存的親密關係讓婚姻變得比較人性化：夫妻相處不如意時有更多選擇的餘地和緩解衝突的機會，也讓親子關係更不容易受到夫妻衝突的影響。
跟傳統的婚姻制度比起來，當代的婚姻並非一無可取之處，也不見得必須為這個發展趨勢悲嘆。
愛情、婚姻與自我：難以拿捏的先後與緩急
然而仍有四位心理學家在二◯一四年聯手發表了一篇長達四十一頁的期刊論文 [註二]，從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出發，慎重地彙整許多研究成果來勾勒過去百年來美國婚姻實況的變化，並且憂心忡忡地指出：傳統婚姻制度旨在滿足夫妻雙方的低階需求（飲食男女與安全感），如今這些需求都可以不賴婚姻就獲得滿足，因此當代婚姻的維繫只能仰賴彼此的情感需要；然而許多夫妻卻花太多時間在追求自我實現，而忽略了彼此的情感需要，因此當代婚姻就像是在攀登馬斯洛的巔峰（自我實現），卻沒有足夠的裝備（牢固的基地營和氧氣筒），隨時有可能會窒息。
他們引述馬斯洛的理論說，這種「自我重於婚姻」的優先次序是跟人性的需要顛倒的，也是富裕社會裡空虛與寂寞的重要成因。
然而親密關係有很多種：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情誼、跟自己父母的親情，或者跟子女的親情，這些都有助於化解寂寞，此外還有朋友，有個配偶或「partner」真的比自我實現更重要嗎？其次，就算真的非有一個配偶或「partner」不成，人類學家也「被迫」正式承認單偶制（monogamy）有兩種：終生連續單偶制（傳統單偶制），終生不連續單偶制（始終只有單一配偶，但是在有生之年持續地變換）。那麼，有什麼理由非得要堅持傳統的「終生連續單偶制」，甚至為此賠上自我，還在寂寞中空守著有名無實的婚姻？
如果可以跟一個人相戀一輩子，甚至一起成長，這當然很好，甚至是絕大多數人（或者所有人）的第一優先選擇。問題出在，如果出乎意料之外地情感已然淡去，或者又恰巧遇上另一個知己（或看似知己），怎麼辦？
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選擇是：以「開放性婚姻」取代傳統的婚姻制度。這個主張的基本信念是：愛情是婚姻唯一的合法（道德）基礎，而且重要的是愛情而不是婚姻；因此，當愛情變調時，就要勇於對自己承認，並且去追求新的愛情。
然而「開放性婚姻」真的就比較終於自我，或者會因而比較幸福嗎？下一篇我們會檢視羅素一生豐富的情史，看看可以從中讀到什麼樣的重要訊息。
另一方面，就算有心想要挽救婚姻，割捨自我有那麼容易嗎？此外，犧牲自我就一定可以拯救婚姻嗎？它會不會反而引發更多的委屈與哀怨，從而製造更多的衝突與爭執？
在露西的案例裡，她的丈夫大衛似乎可以從自己的專業工作裡獲得可觀的滿足。露西卻在分居之後逐漸體認到：她在媒體工作上的努力，只是想獲得外界的肯定，而不是內心真正的渴望。於是，繼分居之後，她又辭去《金融時報》的專職工作，到高中去教書。[註三]
這給我們帶來另一個問題：什麼是自我？如何確認我們所追求的真是內心的渴望，而不是渴望外界的認同？
這麼多問題，不可能在同一篇文章裡說清楚，甚至不是三兩篇文章可以說清楚的。未來，我會先刊出關於愛情與婚姻的數篇文章，中間或許會間雜著談談有關自我與寂寞的問題。
註解
[註一] 本文中關於 Lucy Kellaway 的故事主要是取材自她自己寫的書：Lucy Kellaway, 2021, Re-educated: How I changed my job, my home, my husband and my hair, Ebury Press.
[註二] Eli J. Finkel, Chin Ming Hui, Kathleen L. Carswell and Grace M. Larson, "The Suffocation of Marriage: Climbing Mount Maslow Without Enough Oxyge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5: 1–41, 2014. 這是一篇蠻值得讀的 target paper，彙整許多既有研究成果去勾勒美國的婚姻從1850迄今的幾個階段性演變，探討今日美國婚姻的實況與成因，並且提出建議。
[註三] Lucy Kellaway 改行當老師時，同時創辦了一個非營利組織「Now Teach」。關於這一段改行的心路歷程，她在 YouTube 上有個 TED演講「I’m becoming a teacher at 58 – this is why you should t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