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被嚇唬大的

       政治可以很簡單，也應該很簡單：政府只要想辦法讓最底層的民眾活得下去，其他人就通通都活得下；只要讓底層的人看得到希望，其他人就看得到希望。因此，照顧底層民眾應該是政府的第一優先責任。但是我們卻長年被嚇唬，幾乎已經不敢要求政府維護基本人權了。

        台灣很奇怪，政府最關心的是園區產業與有錢人的需要，而政府資源的挹注也是以高科技產業和富人為第一優先。政府自己是B咖的窮鬼，卻不去幫C咖，而擠盡一切資源想幫資源豐富的A咖，怎麼想都讓人覺得荒唐。

制度殺人，誰的錯？

        新北市兩位高中老師不約而同地跟我說：近年來學生家長中失業和低收入戶的人數在持續地增加，愈來愈多學生上大學後為學費與生活費無著而困擾，只能犧牲課業去忍受打工的時薪剝削，搞到課業與專業技能兩頭空。他們很擔心這樣長大的孩子會在經濟上變得跟家長一樣弱勢，甚至更弱勢。

　　要解決這問題很簡單，只要落實馬英九的競選承諾，施行「負所得稅制」，對所得偏低家庭給予合理的經濟救濟即可。但是最大的阻撓卻來自於「減稅救經濟」的主張，讓政府只顧為富人減稅而罔顧弱勢的生計，卻又同時堅稱：先讓富人有錢，財富就會「向下滴流」而施惠於窮人。

   全球鼓吹「向下滴流」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最有力的人是雷根總統的預算主任史托克曼（David Stockman），他說這套理論的基礎是「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但是，供給面經濟學被諾貝爾獎得主批評為「巫毒教經濟學」，而斯托克曼後來也不再相信這一套理論。教宗方濟各更強烈批評這種制度是「新的暴政」，而且用十誡的「你不可殺人」來譴責它。

開放社會必須堅持的底線

        做為一個鼓勵「非武力抗爭」的人，以及力挺陳為廷在立法院批評教育部長的人，我一直在認真拿捏該如何面對擁核團體的攻訐。現在寫這一篇文章，也無關個人好惡，而是有些攸關開放社會的原則該被毫不含糊地釐清。

值得每一個高中生閱讀的一本書

       台灣人的閱讀習慣與思考裡有一片巨大的盲點：我們只想看成功的故事，而從來不願意去想想看如何面對人生突如其來的挫折。偏偏，誰也無法擔保人生裡不會有突如其來的變故。一個一輩子不曾想過要如何面對逆境的人，往往在第一次遭遇到重大挫折時就倒地不起，再也爬不來。有些人批評或譏諷現在的年輕人愈來擔當不起挫折，卻很少想過：那是因為我們從來不曾教他們如何去面對。

學術評鑑的自我矛盾

       生醫學家Randy Schekman 是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他在頒獎典禮的前天（12/9）投書給英國的衛報，指出《自然》、《細胞》、《科學》等「頂級」學術期刊正在傷害學術社群，誤導學術界以期刊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作為昇等以及核給研究經費的主要依據，從而誤導學術研究方向、埋沒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他並且呼籲學術社群拒絕投稿給這些「頂級」學術期刊，而改投稿給其他更開放的電子期刊。 

疏失與錯誤：關於核電新書的一些謠言

        碩士論文被口試委員找到錯，會有多可怕的後果？看錯誤的種類與數量。

        錯誤有很多種：（A）有的是錯別字或者注音輸入法選錯字，不影響結論與理解，無關乎專業能力；（B）有一種是疏忽而漏掉關鍵字，或者在單位翻譯時譯錯，但不影響全書主要結論與次要結論，這只是瑕疵而無關乎專業能力；（C）還有一種是疏忽而犯的錯，且影響到全書主要結論與次要結論，這無關乎專業能力，但卻是較嚴重的錯誤，而影響到全書的品質；（D）最後一種是欠缺專業能力，因而著作品質嚴重地有問題。

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的反思

        雷根上台以後信奉市場經濟，並戮力推動自由化，包括減稅、國營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以及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刪減政府用以維護各種基本人權的經費。其政治上的實質後果是企業統治國家，而政府卻變得有權無責，枉顧基本人權，只管利用行政與立法權圖利企業，希望富人的財富可以「向下滴流」給底層民眾。而這個經濟思想和制度背後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最近，教宗在《福音的喜樂》這一部新著作中，指斥上述型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劫貧濟富的體制，「為什麼無家可歸的老人凍死街頭無人關注，但股市大盤才跌了兩點就成了新聞？」他鮮明地指出這樣的制度本質上無異於「殺人」，與十誡中的惡行同樣地不該被接受。

錢有什麼用？兼論我們的電視文化

      我相信我的錢夠我用到臨終，並且在身後留下一些錢給孩子。至於遠比我更有錢的那些富豪，絕大多數都是錢多到三代也用不完，他們今天所賺的錢不但只能留給他們不認識的人花，甚至可能招惹後代的殺身之禍──就像美國富二代最常有的橫死方式，就是惹上毒癮，毒發而死或被毒蟲殺死（就算子孫自愛，只要不勞而獲的錢多到讓人眼紅，就會有黑道想辦法拐你去賭錢、吸毒，以便把你的錢榨乾，直到你橫死為止）。

       難道他們不能在生前找到更有意義的方式，自己把錢給花掉？

精神科醫師在工資問題上打敗管中閔

       當代公民對公共事務發言，經常必須跨領域；當代公民監督政府與投下選票，判斷時經常必須跨領域；當代社會各部門盤根錯節第糾葛一團，連處理生活事宜都必須要有跨領域的知識。跨領域是被迫、必須的。關鍵在於：你如何處理跨領域的問題。最保險的方法就是針對你所面對的特定議題去搜尋學術文獻，願意這樣做的人，他的批評、觀點常常有機會超過專業領域的權威。

       底下我以基本工資議題為例，說明一個精神科醫師如何打敗中研院院士。

重新省思經濟政策的目標與手段

 所有流派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經濟政策的目標是要促進一國總體的「福祉」（well-being、welfare）。問題是，該用什麼來衡量一國的總體「福祉」？傳統的GDP和GDP PPP都是用錢在衡量一國的總體「福祉」，而經濟學家在評價一個經政策的效益時所謂的「社會福祉」「social benefit」也是用GDP作為計算單位。但是，「幸福經濟學」和許多心理學家卻主張用「主觀的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來作為計算的基礎，並以此取代經濟學裡用錢衡量的GDP（material well-being）。這個主張有心理學的基礎，也有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證基礎，因此獲得愈來愈多經濟學者與政策擬定者的關切。

    把「快樂與痛苦」當作經濟學核心議題的傳統相當地古老，一點都不新穎。「邊際效益」理論之父William S. Jevons（1835- 1882）為他的經濟學名著寫序言時說：「在這本書中我企圖把經濟學當作是快樂與痛苦的高等數學。」[1] 

都是自動化惹的禍？

    有些經濟學家估算：要維持全球的就業率不變，全球GDP成長率大概需要維持在4%左右。意思是說：只要全球GDP成長率低於4%，失業率就有可能上升，而使消費者看壞景氣，帶動失業率上升與景氣下降的惡性循環。

    為什麼是4%？因為製造業自動化與辦公室自動化等生產效率的提升，使得全球在相同產值下所需要的就業人數下降，必須靠4%左右的GDP成長率來提升人員的需要。於是，有人如此形容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全球GDP成長趨緩，但是自動化的腳步卻一直沒有放緩，因此失業率居高不下。

    身為自動化的學者，聽到自動化要為這世界的困局負責，我感到很訝異。自動控制這門學問的英文舊名叫「servo-mechanism」，其中「servo」一詞的原意是「機器僕人」（machine servant），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將人類從沒有意義的勞務中解放，以便人類可以去從事更有意義的活動（藝術創作、欣賞大自然和人文與藝術作品等）。假如人類願意通過立法來縮短每一個人的工時，就不會造成失業問題，而可以享受自動化所帶來的好處。

台灣產業技術升級的策略

    台灣的產業要升級，首先是要選合適的對手和合適的發展目標。如果挑的對手資本額超過我們十倍或上百倍，就算僥倖地領先一時，也會很快地被趕上或追殺，因而白費心血，Nokia 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其次，我們可以選擇韓國模式，硬把資源集中在少數幾家公司，使他們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競爭。這種發展模式裡，少數人得利而多數人受害，對廣義的社會福祉貢獻太小，甚至有違公平正義；即使在經濟上也只貢獻了GDP而犧牲了貧富差距，乃至於就業率，不值得效法。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有助於社會公平性，這是我們從戰後就刻意地選擇的道路，也值得我們優先考慮沿這方向發展產業策略。

　　很多人誤以為中小企業沒有國際競爭力，不需要創新與研發。這是嚴重違背事實的觀點──全球企業有90%是中小企業，而且其中的隱形冠軍都有研發與創新，且從研發與創新中獲利。

唉！這些官老爺們...........

       管中閔一句「爺們」惹惱了一堆人，連江宜樺都趁機找他晦氣。我相信管大爺心裡一定不服氣。別的不說，同是經濟學背景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在內閣的時間比他久，憑什麼朱敬一什麼事都沒有，什麼責任都不需要負，卻要他一個人扛起所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