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醫學家Randy Schekman 是2013年諾貝爾獎得主，他在頒獎典禮的前天（12/9）投書給英國的衛報，指出《自然》、《細胞》、《科學》等「頂級」學術期刊正在傷害學術社群，誤導學術界以期刊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作為昇等以及核給研究經費的主要依據，從而誤導學術研究方向、埋沒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他並且呼籲學術社群拒絕投稿給這些「頂級」學術期刊，而改投稿給其他更開放的電子期刊。
在衛報的留言欄裡有人指出既有既有評鑑制度是在複製既有價值與研究方向，使得新的研究方向很難出現，也使得很多對於社會更有價值的研究得不到相對稱的研究經費。對於台灣而言，問題更嚴重：不知反省地模仿國外錯誤的評鑑制度，使得台灣的學術界沒有能力了解台灣，回應台灣社會的需要，甚至連提出預警的能力都沒有，以致於少子化的後患至今不知道要如何解決。
國內外學術界對「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與既有評鑑制度的批評已經不在少數，但是這個事件在學術圈內仍激起很大的迴響。很多人期望這事件可以扭轉學術圈內早已淪喪的學術精神與靈魂，但是要改變現況恐怕仍是很不容易。
學術評鑑其實是一種充滿自我矛盾的制度。對於名人與傑出人士的各種心理學研究都顯示：真正頂級的研究、著作與創新都是出於自我驅策的（self-motivated），追求的是個人內在的動機，緊扣著個人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或者所謂的「自我實現」，而跟外在的獎勵無關。因此，想靠外在的獎勵去「鼓勵卓越」，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其次，學術界最可貴的就是開放與多元的價值，而任何評鑑都暗藏著單一價值尺標（measure），或者被硬是量化為單一尺度的多元目標（譬如：J=w1xJ1+w2xJ2+.....+，其中wi是 weighting factor）。這樣的評量制度必然傷害學術的多元目標與開放性，而成為學術本身的敵人。因此，學術界本來就不適合被拿來進行所謂的「客觀」的評鑑，而只適合非正式的，與經費獎勵無關的「評價」。就如同當年錢穆先生沒有拿過任何獎或博士學位，但是學術圈內照樣對他的成就有「公評」。
制度化的「評鑑」本來就天生是學術界多元價值與開放性的敵人，別說是還有其他各種機制可以進一部地扭曲這個制度的執行。
譬如說，參與形塑與維繫國內外既有評鑑制度的人，往往是學術界「著作等身」的人，他們很難避免地在各種評鑑時把自己的「成就」都做權衡的指標。國外學者在遵守這一套遊戲規則的時候，還有機會產出真正的世界頂級研究成果；台灣的學者在這制度下往往只是在鑽既有制度的漏洞：專門找「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偏高而評鑑門檻相對低的期刊和議題，發表「重要期刊」的「報屁股文章」。這些研究不僅對台灣沒有貢獻，對全球罕有貢獻，連對學術社群的貢獻也往往可有可無。至於一稿多投，結黨營私地相互引註論文來提高彼此論文的援引次數等等。這些人拿到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時，往往專業能力並不傑出，只有業績亮眼，我曾建議國科會把這獎項正名為「傑出業績獎」，而且取消這個獎的英文譯名「outstanding award」，因為這些人的專業能力往往是「standing behind」或「standing within」。
非正式地觀察，我概估國科會與政府的各種研發支出中超過一半是在獎勵「不擇手段」的人，而在這制度下超過七成的獎勵經費是被用來進行與台灣社會無關的研究，極端地浪費與扭曲。
但是，既然既有制度是在鼓勵「不擇手段」的人，而這個制度的維繫又掌握在這些人的手裡，因此我們也就很難期待這些人會因為諾貝爾獎得主的良心呼籲而放棄既得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