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經濟學家估算：要維持全球的就業率不變，全球GDP成長率大概需要維持在4%左右。意思是說：只要全球GDP成長率低於4%，失業率就有可能上升，而使消費者看壞景氣，帶動失業率上升與景氣下降的惡性循環。
為什麼是4%？因為製造業自動化與辦公室自動化等生產效率的提升，使得全球在相同產值下所需要的就業人數下降，必須靠4%左右的GDP成長率來提升人員的需要。於是，有人如此形容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全球GDP成長趨緩，但是自動化的腳步卻一直沒有放緩，因此失業率居高不下。
身為自動化的學者，聽到自動化要為這世界的困局負責，我感到很訝異。自動控制這門學問的英文舊名叫「servo-mechanism」，其中「servo」一詞的原意是「機器僕人」（machine servant），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將人類從沒有意義的勞務中解放，以便人類可以去從事更有意義的活動（藝術創作、欣賞大自然和人文與藝術作品等）。假如人類願意通過立法來縮短每一個人的工時，就不會造成失業問題，而可以享受自動化所帶來的好處。
偏偏，我們不用自己的智慧去管理這個社會，卻把社會交給「看不見的手」，因而才會造成失業的攀升。這不是技術發達所造成的禍害，而是因為人類沒有能力適切地管理社會，以及分配科技所產出的福祉所致。要被責怪的是人類，而不是科技；要改進的是人類管理社會的方式，而不是放棄科技的進步。
從另一個角度看，全球GDP的成長趨緩跟貧富擴大有很密切的關係。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統計資料顯示：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經濟成長的果實被所得最高的10% 吃光，而其他90% 的人實質所得則是下降的。[1] 試想想，當底層90% 的人實質所得下降時，他們的支出當然不可能增加，而最富有的10%人口也不可能把增加的所得拿去消費，因此過去三十年來全球GDP的成長只能靠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來支撐，也無怪乎奉行新自由主義的歐美國家近年來的GDP成長率低到只有1%左右。[2] 那麼，富人的錢呢？理論上是拿去投資。問題是，當實體經濟無法成長時，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報酬率一定偏低，而富人的錢又是多到好幾代都用不完，於是他們敢於冒風險去追逐比實體經濟更高的報酬率。財富分配不均的結果，實體經濟無法成長而投資的風險性格愈來愈濃。從這角度看，2008年的金融風暴根本就是新自由主義必然的產物，誰來當美國總統都一樣。而且，如果讓新自由主義繼續管理這個世界，經濟泡沫應該會一再出現。
把以上的討論彙整起來，會得到上面圖示的現象：（1）因為對富人減稅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2）服務業與製造業需求因而萎縮且富人所得擴大，（3）金融投機性格因而增加，使得泡沫擴大；（4）此外，服務業與製造業的需求萎縮，再加上辦公室與製造業自動化，使得產業人力需求下降，（5）因而勞動市場供過於求，（6）因此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高教人口低度就業或失業。
解決的辦法呢？看下一張圖。
如果適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就可以促進消費與經濟成長，同時減少金融投機的性格與泡沫化的風險。此外，如果政府擴大稅收並投資第四級產業（藝術、文化產業），立法減少工時，並以強迫消費或免費提供服務的方式培養第四級產業的消費人口，三代以後懂藝術與人文的人口擴大了，或許第四級產業的市場就可以成熟到讓市場自理。
如果立法減少工時並培植出第四級產業，自動化的果實將會符合控制工程師原本的期待：人們從無聊的勞務裡被解放，把多出來的時間用來從事有益身心的休閒與創作。
所以，只要制度是對的，科技的果實就是美好的；只要制度是錯的，科技的果實就會變成毒蘋果。你說，今天的22K和全球高教人口供應過剩的問題，到底是自動化科技的錯？還是制度的錯？
本文原載「獨立評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