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J. Sandel（邁可·桑德爾）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在台灣暢銷了好幾年，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它淺白易懂。《台灣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的中文版在台灣上市時，卻喚不起台灣讀者的熱情（與對「正義」的關心）。2021年《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的中文版在台灣上市，連我都沒注意到這個書訊。
然而真正能凸顯 Michael J. Sandel 個人思想特色的，卻是《台灣錢買不到的東西》（原文直譯是《不該用錢買的東西：市場（機制）的道德界線》），以及《成功的反思》（原文直譯是《精英暴政：什麼是我們共同的善？》），而且它們都明確地在反擊 197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對英美核心價值的扭曲。
《不該用錢買的東西》
這本書初版於 2012年，作者序裡就明確地表明：這本書要從倫理學（政治哲學）的角度徹底檢討經濟學界與市場機制對當代英美社會的價值扭曲。
英文書名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明確指出：我們必須重新省思我們的道德（核心價值），並且以此為據將市場機制範限在道德（核心價值）所容許的範圍內。
在後來的某一次演講裡，他警告聽眾：我們已經從一個擁有市場機制的社會變成一個被市場機制統治的社會，以至於金錢交易無孔不入地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絲毫不受限制，甚至被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以至於不只是搭飛機時時有錢人可以免除排隊而走特殊管道 check-in 以及優先登機，連某些美國州政府的監獄都可以用付費的方式升級牢房與伙食；聯邦聽會的聽眾席次原本是強調人人平等而按照排隊次序授予有限名額，實際上有網路公司經營「排隊代工」。
Michael J. Sandel 舉出許多實際案例問聽眾：我們有沒有必要為市場機制（與金錢交易）設立界線，譬如禁止出售器官？
他同時以性交易為例，指出捍衛市場機制者的兩個盲點：（1）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捍衛市場機制時，無形中假設交易雙方是出於自由意志且交易的條件是通過公平（對等）的談判而達成的。然而許多性交易是出賣者迫於貧窮與無奈，並非出於自願；而嫖妓者實質上往往是趁人之危（而自覺或不自覺）。（2）某些交易的行為或在實質上破壞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譬如，禁止器官買賣既是反對買方的趁人之危，也是在捍衛「無分貧富，每一個人的身體與生命都同等可貴」；而禁止出售選票則是珍惜每一個選民用心做出決定的民主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的作為首在捍衛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其中包括立法與必要的管制來限制市場機制，使它不致於侵損我們所珍視的核心價值。
然而海耶克卻在《到奴役之路》裡讚揚市場機制是民主精神的最佳體現，因為每一次的交易都意味著自由與民主的體現。然而這樣毫無限制地頌揚市場機制，實際上是對民主精神極為庸俗、粗糙的詮釋。
無怪乎，1980年代雷根與柴契爾肆無忌憚地「去管制」的結果，是那些在戰後為重建英國並創造財富的勞工們先是失業，繼而連家鄉（礦城、工業城）也因經濟蕭條而衰沒，使得子孫生計維艱（連英國第二大成伯明罕也宣告實質上的破產）。為了一個「總體經濟」的空洞口號而如此虧欠廣大的勞工，絕對是違背了經濟學教條之外的一切正義原則，卻被經濟學界視為「正確的作為」。
而英美社會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雖有部分原因跟市場機制有關，更多的因素跟政府作為有關（政府救華爾街而不救因二次房貸而流落街頭的退休族，政府通過貿易自由化而圖利特定產業並間接造成某些產業與城鎮的凋零，etc）。然而經濟學者卻又「貿易自由化」這個空洞的口號遮掩了其中數不盡的不正義，以及政府作為的不周延、不負責、結貧濟富。尤其是當經濟學者把貧富差距視為「必要之惡」時，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人坦然扮演「魔鬼代言人」卻自以為是「正義之士」。
回顧我所記得的中、歐、美歷史，實在想不出來有誰（哪一批人）在「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作為上跟經濟學者能比擬。
Michael J. Sandel 的確不是無聊或者想要搶話題，而是當代人類核心價值的最大敵手（「魔鬼代言人」）恰恰是主流的經濟學思想。
個人主義 vs 社群主義
2020年九月初版的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有個不容易翻譯的書名。「Merit」一詞意味著「一個人的優點」，或者「一個人因其才華或努力而應得的（獎賞或報酬）」，它間接喻指亞當·史密以降所有經濟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只要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憑著公平競爭而得到的，就受之無愧，而且沒有必要捐出來（包括繳稅）救濟他人（貧困者）。實際上，它也可以廣泛喻指美國立國以來的各種個人主義（受到蘇格蘭長老會與克爾文教派倫理影響甚深的「天選之人」的信仰與價值觀）。
簡言之，只顧自己而不顧別人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對於關心社群共同價值（核心價值）的 Michael J. Sandel 而言，這些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正是摧毀英美社會核心價值與民主核心精神的最大殺手（敵人），也是無形中鼓舞（揚舉）「金錢至上」（財富代表才華與努力，前者是上帝「天選之人」的徵兆，後者既是「天選之人」的另一徵兆，同時也是「天選之人」應有的美德和服從神諭的表徵）。因此國外有些評論者把「The Tyranny of Merit」直接理解為「精英統治（meritocracy）的暴政」。
至於「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表面上是在質問：我們這個時代（的英美社會）究竟是把什麼（價值）當作我們的共同價值？實則是暗地裡在譴責：我們把「積聚財富」（白手起家）當作「成功」與「出人頭地」（有才、「天選之人」）的表徵，又因而間接地把「無所不用其極地積聚財富」當作共同的核心價值。
首當其衝的（Michael J. Sandel 最亟於批判的），無疑地是用「創造社會總體財富」來合理化一切市場機制的主流經濟學價值觀——譬如，「貧富差距有利於經濟成長，因而是必要之惡。」「在完全競爭市場裡，每一個人的所得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因而是公平的（沒有比這更公平的分配辦法）。」「在完全競爭市場裡，一個人的所得成長是來自於他對社會的貢獻，因而不會損及他人的利益。」這些價值觀不只是在強調個人主義，同時也在削弱（泯滅）強者對於弱者的關懷與同情心，以及個人與所屬社群間各種非經濟因素的連結和價值。
換個角度說，這些價值觀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鼓勵、強化資本家的鐵石心場，讓他們認定：在完全競爭市場裡面，「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公平的，因為前者值得（merit）享受他們努力的成果，而後者則是咎由自取。這些價值觀甚至在打壓、貶抑、蔑視我們的同情心與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把呼籲政府（集體力量與集體意志的代表）解決貧窮與扶助弱勢的人譏為「妄想大政府會解決問題，結果只不過是在鼓勵懶惰」。
然而 Michael J. Sandel 用許多實例和著名的引述指證：在現實世界裡，一個人的成就跟他的家世（基因、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世襲的財富）密切相關；尤其在這個「資本報酬率遠高於勞動報酬率」的歐美市場機制下，拼命努力不如拼爹（出生在有利的家庭中）。然而在各種「公平」的理念裡，誰也沒有道理因為「出身」的差異而比別人有更高的「應得」——而且，這恰恰徹底違背美國「不論出身，白手起家」的立國精神。
我呢，還想再往前推進一步：即便現實世界的市場機制是完美的（完全競爭市場），即便每一個人的所得都恰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也沒有道理說秀逸的人就活該不顧他人死活！
同情心是一種跨文化、跨種族的普世價值，「富而不仁」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普天下共同髮指的！然而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卻或隱或顯地認同、支持、捍衛這樣的價值。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普天下共認的價值（美德）原本是多元的（仁慈、和善、溫柔、聰穎、努力、同情心，etc），而經濟學者卻把多元的價值給一元化（不管是稱之為 utility、總體生產毛額，或者個人的財富）。
人可以因為「效忠君主」而變得殘忍、冷酷（日本軍閥），可以因為要促成「偉大民族的再生」而變得殘忍、冷酷（納粹）。任何人，一旦把任何單一價值揚舉得過高而漠視了其他價值的重要性（乃至於其存在），就可以變得跟納粹、日本軍閥一樣地殘忍、冷酷。
同樣地，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一旦被揚舉得過高而壓倒（或漠視）其他價值，就有機會變得跟納粹、日本軍閥一樣地殘忍、冷酷。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的序言寫於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際，很多政客、企業家和常民百姓都警覺到「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唯有都底層群眾普遍地免於新冠病毒的肆虐之後，富人才有機會免於新冠病毒的威脅」。Michael J. Sandel 以此為例提醒讀者：社群的福祉往往（經常）跟個人的福祉一樣地重要。然而他也同時毫不隱晦地指出：即便在這樣獨特的情境下，貿易全球化依舊嚴重地削弱了社群的連帶關係，使得富人所關心的財富是繫於太平洋另一岸的代工，或者跨洲際的戰火、礦產，etc，以至於「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個呼籲變成了空洞的口號；而在全球化浪潮下無家可歸或以各種形式被犧牲的群眾只能用不滿與怨毒的情緒去支持一個傲慢且無知的川普總統。
從經濟學的霸權到經濟學的無知與殘忍
在〈不讀可惜的另一篇論文〉中（原屬《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一、質性研究的經典，小蝦米挑戰大鯨魚的傳奇〉），我簡略地提到「經濟學的帝國主義」（較詳細的介紹與批評可以參考這篇文章，或者這篇文章）。
經濟學一度自大地以為自己有其他社會科學所欠缺的方法論優勢，遲早會大規模地取代（侵佔）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的既有研究領域。這種擴張的趨勢，被稱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
然而晚近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和證據顯示：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檢視角度過於簡化、單一（有時候甚至顯得幼稚、可笑），不但不足以取代其他學術方法，甚至需要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來補其不足，乃至於攻錯（指正盲點）。
尤其是 Michael J. Sandel 在這個演講的結尾處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Arrow 評論「捐血、利他行為＆市場機制」時說的話（42:59起）以及英國著名經濟學家 Sir Dennis Robertson 關於（45:01起）關於道德與愛的談話，難免會感到：這些著名的經濟學者竟然可以把利他與愛等重要的人文核心價值給理解到如此幼稚、愚蠢的程度，真的讓人難以置信！
我相信，如果亞當·史密有幸復活，聽到這兩位著名經濟學者有關利他與愛的談論，也一定會瞠目結舌，半餉之後才驚訝（或怒不可遏）地說：「別把我跟他們扯到一塊兒！我首先是個倫理學家，其次才是經濟學家！而且，我的自由主義絲毫不悖德，跟他們的自由主義完全扯不到一起！」
最後幾句話
我真的既不關心經濟學，也沒興趣懂經濟學。然而我關心弱勢，關心人類（人文）的一些核心價值。偏偏，看著這個日益墮落而讓我不齒的社會，到處都是拿著主流經濟學當擋箭牌（或幌子）。因此，我不得不去研究這個當代最重要的「魔鬼代言人」，搞清楚到底是我錯了，還是它們錯了。
我關心的不是經濟學，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
我相信，在這個意義上，我是跟 Michael J. Sandel 站在同一戰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