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劍橋念博士時，一位哲學所的朋友說：「博士論文很簡單，找一個話題，把你想說的寫清楚，就這樣而已。」這當然只是一句玩笑話，否則在國外的頂尖名校裡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論文口試沒通過，還有人因而輕生。
但是國內學術口試浮濫放水的結果，已經鮮少有人認真問過「怎樣是一篇好的學位（期刊）論文」和「怎樣是一篇好的學位（期刊）論文」。
問題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怎樣才是一篇好論文」，你的整個研究過程和論文寫作過程會不會根本就是在瞎忙？更重要的是，你會不會是在枉費寶貴的青春，除了一張文憑之外，根本沒有學到任何值得你花費兩、三年（三、五年）的本事？
跨領域的論文寫作目標
在所有強調實證研究的學術領域裡，不管是博士論文或任何學術著作，寫作的目標都是要針對一個有學術價值的問題，提出新穎且可靠的答案（或者更好的研究方法或技術），並且從確鑿不移的證據出發，條理清晰而層次井然地分析、闡述與論辯，讓讀者相信它們是正確、可靠（或者更優越），因而有在學術界加以傳播、發表的價值。
此外，為了取信於讀者（以理服人），一篇論文的內容應該要包括研究結果的適用（有效）範圍與假設，推論過程所憑仗的所有證據（既有文獻的二手證據、一手的田野、實驗、數值模擬）、證據的取得方法與過程（步驟）、結果的分析與推理過程（含必要的自我審視與自我批判），以及最終的結論。
一般論文常見的架構（摘要、導論、研究方法與步驟、結果與討論、結論）就是要由粗而細（由精要到詳備）地、漸層地呈現這個「新穎且可靠的」答案或方法。
最理想的狀況就是幾何學證明題的格式、理念和論述架構，它確實可以做到「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不得不同意」的強大說服力——它可以跨越讀者所處的時代、空間、文化與綜較信仰的差異，達到最極致的「客觀」程度。
其次是物理學的基礎研究（相對於應用研究），它有辦法做到「只要是具有足夠的專業能力與設備，都可以在論文所指示的設備、材料、方法與步驟下複製出論文的主要結果與結論」。因此，它被稱為「嚴格的自然科學」，它唯一無法避免的是整個時代裡所有頂尖物理學家都沒有警覺到的共同盲點。
至於其他的工程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於人文的研究報告，都隱隱約約地把前述目標當作論文寫作（批判性思考和以理服人）的終極目標。
理工、社會與人文：不同學科的差異
譬如，即便是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這麼強調「文化研究＝人文＋詮釋」的學者，也照樣會毫不猶豫地（毫無保留意見）地同意上述的目標。
因此，在他在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一文中一方面強調「文化研究」不該模仿自然科學，因為兩者有不盡相同的目標與限制 [註一]；另一方面他卻又醒目地強調：我敢毫不羞澀地說「文化研究」是科學（因為它依然是努力在朝向「客觀事實」邁進，盡管永遠無法抵達終點，至少每一個研究者的努力都可以被有效地溝通與累積，使得人類學對任何特定事件、現象、觀念的詮釋越來越細膩且觀點與線索越來越週延）。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二。
也就是說，盡管不同學科各有不同的現實限制，因而能達成的程度各不相同，然而它們的終極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
好論文的要件：跨領域的共同指標
由於有這些學術界跨領域共同目標的引導，因此嚴謹的研究發現：不管是什麼學科領域，論文口試委員（以及期刊審查委員）最在乎的論文品質指標都是「原創性」（對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可能貢獻）和「嚴謹而清晰的寫作（呈現）」。
其中「嚴謹而清晰的寫作（呈現）」包含：（1）對於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既有學術知識有完整、詳盡而精確的了解；（2）論文中具有原創性的發現，而且絕大部分是作者個人獨立完成的；（3）研究成果具有足夠的深度、細膩度與完整度；（4）研究成果彼此緊密關聯，不是勉強拼湊而成；所有論述前後一致，沒有任何矛盾或衝突；（5）對於研究方法與證據的選擇能夠給予合理的解釋，對於論文的發現與主張可以進行有效的論證與辯護；（6）對於既有文獻和自己的見解具有成熟的批判能力，不會輕率地接受既有知識、證據或自己的推理與論述；（7）論文的架構與論述層次井然、條理分明且措詞明確，可以清楚地表述其思想與觀念，並且能正確地引述既有文獻，沒有嫖竊他人研究成果的嫌疑。[註二]
理論上，只要能充分掌握《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的要領，就能較輕鬆地用他人的智慧產出有價值的原創性成果；只要再充分掌握以上七大要領，就可以寫出好的學術論文。
然而要充分體會這七大要領，並且靈活運用，卻很可能需要更詳盡的闡述，和關鍵性參考案例（期刊論文）的舉例、分析、講解。《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寫作就是企圖滿足這個需要。
註解
[註一] 在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認識裡，自然科學與文化研究的最大差異源自於一個永遠無法改變的本事實：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物質世界的「現象」，甚至是通過儀器去觀察與量測的現象，其中不涉及任何的「世界觀」（文化）；然而文化人類學所研究的對象（「原住民」）卻有著跟研究者不同的「世界觀」，而且這種「世界觀」的差異是永遠無法被克服的——他引述維根斯坦的話：「我們無法從他們的角度去看世界」（we cannot find our feel with them）。事實上，不只是研究者與原住民有著不同的世界觀，連報導者、田野紀錄的作者、既往的學者也都各有各自理解與詮釋被觀察對象的「觀點」。假如每一個「觀點」都被比喻成一個會加工不良因而會扭曲影像的透鏡，那麼人類學家其實是通過N個這種透鏡在觀察、詮釋、理解「原住民」的言行。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的附錄二。
[註二] 請參考 D. Hodgson, 2020, “Helping doctoral students understand PhD thesis examination expectations: A framework and a tool for supervision,”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1(1): 51–63. 和 G. Clarke and I. Lunt, 2014, “The concept of ‘originality’ in the Ph.D.: how is it interpreted by examiners?,”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39(7): 803-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