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2020年GDP已佔全球的17.4%，僅次於美國的24.7％，遠高於日本的5.97％。於是無數中國人的血液裡沸騰著「大國崛起」的亢奮與驕傲（蠻橫）。然而「大國崛起」是什麼意思？
根據中國銀行的報告，北宋GDP佔全世界80%，而欽徽二宗被擄；南宋GDP佔全球50%，而偏安江左且亡於蒙古；萬曆年間GDP佔全球80%而國勢日衰，埋下亡國之禍根。
「大國」與「強國」的差異在哪裡？社會科學有能力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由盛而衰或由衰而盛的關鍵因素嗎？既有的社會科學是否足以讓我們了解一個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如果我們對人類社會的了解都是典型化（簡化）的模型，如何確保我們的模型不致於過度簡化（簡化到嚴重誤導我們對事實的認知，成為意識形態的根源）？又該如何確認我們的模型確實沒有過度簡化？
一再跌破眼鏡的社會科學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最感到震驚的是歐美的「蘇聯專家」；他們無法相信蘇聯的軍事那麼強大而民生經濟的實力卻那麼樣地孱弱。社會科學界同樣難辭其咎：整個學術界的龐大理論、知識，竟然沒辦法提供蘇聯專家更可靠的診斷工具？據說，關鍵的錯誤在於：經濟學家把用來預測歐美社會的經濟模型用來推估蘇聯的經濟實力，而沒警覺到兩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有著巨大的實質差異。然而中國的經濟體系迥異於歐美的經濟體，可以用歐美的經濟學模型去預測（了解）中國真正的經濟實力嗎？
2008年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後，伊莉莎白女王誠懇而大惑不解地詢問向她簡報的專家：既然這一場災難的影響如此巨大且深遠，為何沒有人在事前覺察到它即將到來？這個簡單的政治智慧，讓無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羞窘得無地自容，然而許多經濟學家卻以為：他們只是犯了一個小錯，認定系統性誤差（systematic error）必然為零。問題是，主流經濟學模型還有多少潛在的不合理假設？
然後，川普在2016年十月贏得大選，無數媒體、政治學家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盡管美國大選的抽樣調查技術反應著社會統計的最先進理論和工具，事前卻沒有人警覺到大選的結果會跟所有重要的抽樣調查相反！那麼，我們是否有可靠的抽樣調查技術，可以用來了解龐大、複雜、多元且差異懸殊的中國社會？
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太複雜，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個因素，就有可能導出錯得離譜的結論。問題是：我們通常是在「震驚得難以置信」之後，才會開始尋找「被遺漏的關鍵因素」。
人類確實已經從歷史獲得許多寶貴的教訓，讓我們遠比既往更懂得如何管理人類社會；然而這些教訓尚不足以用來預測未來，尤其是一個14億人口的極端複雜社會（民族、文化、地理、經濟、宗教特性皆多元且差異懸殊）！
體檢經濟學：從謙卑到傲慢而罔顧事實
雖然不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很傲慢，但是台灣的經濟系裡有太多傲慢而自以為是的師、生和校友，大陸也不乏此類「人才」。
我不知道經濟學界的傲慢之風何時開始，但是絕非凱因斯所創（他只希望經濟學者能像牙醫那樣，幫人緩解牙齒的疼痛，而不敢冀望經濟學成為宰制俗世的霸道「科學」）。轉變的起點，也許是芝加哥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1970年代以後的主流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派）以「完全競爭」、「理性預期」和「效率市場」為出發點，架構出整套總體經濟學，並藉以證明「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會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以及「在完全競爭市場裡每一個人的所得都等於他對市場的貢獻」。也就是說：自由市場既公平（所得＝貢獻）且比政府有效率。
拿著這兩個結論當令箭，雷根和柴契爾夫人雷厲風行地推動「小政府、大市場、去管制、壓制勞工組織」的政策，歐洲各國政府也大幅調降社會福利措施，向右傾斜。
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主流經濟學變成「國王的新衣」，無數經濟學家競相檢討其中各種不合理的假設，以及如何跟事實脫節。中央銀行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全球金融危機專輯》，第14章「金融危機與當代經濟理論的省思」彙整了2008年以後歐美經濟學界對總體經濟學的檢討，很值得閱讀。
事實上，股神巴菲特也已在2010年致函《財富》雜誌，指證當代經濟體系絕對沒有做到「所得＝貢獻」：「在我所處身的經濟體裡，戰場上搶救許多人命的報償是一枚勳章，偉大的教師得到的是家長的感謝函，對於有能力發現證券價值被錯估的人則給予數十億的賞金。」
Piketty 的《 21 世紀的資本論》也指出兩個經驗研究的事實：「（1）除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特殊的例外時期，資本報酬率 r 恆常地大於總體經濟成長率 g；（2）因此，如果沒有政府的介入，全國的生產總值最後將會幾乎100%被資本報酬吸收掉，而全國總工資將趨近於零。」
Mariana Mazzucato 教授的論點最透徹、犀利：「大市場、小政府」的結果，是我們所在意的一切價值（value）都蕩然無存，不只造成生態的浩劫、嚴重的貧富不均，甚至讓房價高到年輕世代買不起而必須在「屋奴、內卷、躺平」之間掙扎著不知該如何抉擇。
經濟發達與「大市場、小政府」的結果，財富與房屋變成世襲，韓國企業大到可以同時買通總統府、國會與法院，使得孟德斯鳩在1748年構思的「三權分立」變成「企業界的三個家奴」。Piketty 冀望極高額的財富稅可以整治資本主義，然而決定稅負的政治人物卻仰賴富人的政治獻金（華爾街才是白宮和國會山莊真正的主人），更別說大財閥還有稅務專家幫他們逃漏稅，昂貴的律師團幫他們打各種官司——三權分立的「現代」民主，早已悉數成為「金權」的家奴。不只如此，美國國會大選「連選得連任」，但是連任率卻經常高於90%（2020是93%），使得美國政壇變成少數政治家族「世襲」的禁臠，以及他們跟財閥間合法的「權錢交易」平台
「白手起家，人人平等」的美國夢早已淪為「21世紀的封建制度」，其中關鍵的因素是：一旦富人的財富累積足以買通政治時，「完全市場」的神話只不過是御用經濟學者粉飾「權錢交易」的假象而已。
然而願意承認主流經濟學有根本性缺陷（嚴重脫離現實）的學者，至今仍舊是力量微小如「螞蟻撼樹」（雖然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
這種荒誕現象的背後有很多原因。其一，主流經濟學界迷戀完美的模型和解析解，然而人類的數學分析能力遠遠不足以因應複雜的社會現實，想要獲得解析解就必須把經濟學模型給簡化到荒誕的程度。其二，經濟學者自以為是所有社會科學界最懂精深數學（因而理論最深奧），最具嚴格科學性格的「卓越精英」，不齒與其他社會科學界交流，不齒吸納他們的觀點（沒有深奧的數學當工具，無法形成嚴謹的系統性知識，不足以「鉅細靡遺地掌握宏觀視野」）。其三，其他社會科學界的研究成果通常止於個案所提供的洞見，很容易以偏概全，又難以普遍化，也難以整合（見下節）。
分工而難以整合的社會科學
理工的學問可以分工之後再整合，所以可以越發展越精細，卻又整合起來日益完整而複雜。關鍵原因有二：其一，理工的學問可以數學化地表達，而整合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就像是把不同領域提供的方程式給聯立起來般地順手（實際上比這更複雜，不過最關鍵的工具就在於「數學化地表達」）；其二，理工的研究領域與分支可以在分工之前先精確地定義出一個共同的介面（protocal），使得各自的研究成果可以精確地溝通與整合。
然而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與史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非數學」的形式表述，雖然其術語可以精確定義，但是欠缺數學式的表述後精確度有限且非本行者不易精確了解，也難以跨領域精確定義出共同的介面。這些性格使得社會科學界「可以分工，難以整合」。
主流經濟學刻意模仿理工學院的數學化表述的性格，使得她可以分工研究且整合出龐大的體系性研究成果；然而其代價是主流經濟學必須自囿於過分簡單的數學模型。這個侷限一方面使她脫離現實，另一方面也妨礙她吸收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甚至連想要吸收行為經濟學、賽局理論的研究成果都很困難。
最終結果是，社會的組織結構與性格急遽地複雜化，社會科學的研究分支相應地迅速繁衍、分化。然而因為整合困難，社會科學界的知識地圖變得像15世紀的世界地圖那樣地零星、破碎，且充滿未知的黑暗大陸；同時學術分支與分支的溝通日益困難，彼此越來越像孤島。
這樣子的社會科學，可以幫人類找到治理當代國家與社會的有效工具嗎？
當商業網路與數位金融都可以輕易地跨國移動，而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結盟、合作卻受到各種因素梗阻（民族自尊心、主權、國家地位與形象、財政自主、種族糾紛與貧富差距、移民與國內的勞工失業和低薪，etc）和富人的操縱、扭曲，我們真的有辦法不讓這個世界被貪婪與私心（市場機制的主要動力）所吞噬嗎？
甚至把問題幅度縮小一點，目前的社會科學全部加起來（包含她可以分工而難以整合的事實），足夠讓中國找到有效治理「14億人口＋14兆美元＋Gini Coefficient=0.465」的國家嗎（其中還有複雜而差異懸殊的族群、文化、地理、經濟發達程度與民主歷程）？
讓我們再把問題縮得更小，從北大方正的破產重組案說起。
從北大方正、通用汽車到日本通產省的破產
北大方正集團（Founder Group）是北京大學在1986年開辦的，主要任務有兩個：（1）將北大的高新科技產業化，以促成中國科技與產業結構的轉型。（2）結合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通過「國企混改」，改革國企的無效率，同時避免英美資本主義壓榨勞工的缺失，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由於有北大龐大教授群在背後支持（尖端科學與技術、再加上經濟與管理學院的教師），北大方正集團一度是萬眾矚目的明星企業集團：2018年底她有3.8萬名員工，總資產3,606億元，總收入1,042億元，凈資產655億元。
然而這個集團卻在2020年初被北京銀行申請破產重整。這個事件帶出了許多的問題：（1）北大教授群號稱「精英雲集」，為何卻沒有能力管理這個公司？（2）北大方正集團的失敗後，誰能（如何）確保「國企混改」不步上北大方正的後塵？（3）北大方正集團的失敗後，誰能（如何）確保北京清華等高校的「校辦企業」不會步上北大方正的後塵？如果中國高效的校辦企業一直無法上軌道，中國如何將學術的研究成果有效地轉化為經濟成長與產業升級的動能？
這些問題我都沒有答案，但是北大方正弊案的背後貪腐與權力鬥爭的傳聞不斷，意味著北大沒有能力處理這兩大問題。假如北大沒有能力處理北大方正的弊端（沒有能力預見、偵測、防範與管理），中南海會有能力管理更複雜、更龐大的中國嗎？
這個問題我也沒辦法回答，同樣地我也無法回答一個問題：管理一個總產值14.34 兆美元且總人口14億的國家，決策與管理階層需要多大的知識覆蓋面，以及怎樣知識分工與制度設計？
我不知道答案，但是很確定：極其困難，甚至或許人類還沒有足夠的知識可以管理如此龐大的社會組織。我可以隨手舉兩個案例當佐證。
通用汽車（GM）曾是全世界第一個跨國公司，以及全世界最大的企業，麾下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精英群。當她在 2009年宣告破產時，CNN的新聞標題是「GM破產：一個時代（Era）的結束」。先別管後人枝枝節節的分析，專注地問自己一句話：一個（曾經）擁有全球最龐大資產以及最頂尖精英群的企業，怎麼有可能會競爭不過其他企業，甚至倒閉？曾在1923-1946領導 GM 的 Alfred P. Sloan 退休後寫了一本回憶錄，被譽為「現代管理學的精要」，幾乎可以說「現代管理學」等於是 Alfred P. Sloan 在 GM 發展出來的。如果這麼厲害的企業組織也可以倒閉，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當代管理學知識遠不足以因應當代社會（市場結構）的複雜性？
企業尚且如此難以有效管理，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呢？
日本汽車趁著1970s年代油價高漲之際以「以小而耐用」的特色大舉搶佔美國市場，造成美國汽車業生死存亡的危機；同時以龐大的美元外匯大肆購買美國的房地產與企業，一度造成美國人「日本以經濟征服美國」的恐慌。當時打造「日本奇蹟」與「日本第一」的最大功臣是群聚東大精英的通產省（商業與產業經濟部）：他們的產業與商貿政策取代了二戰時的大本營，把二戰末期失去的殖民地一一地通過市場經濟再度奪回來，成為日本的經濟殖民地。然而從1985年開始，日本持續經歷三個「失去的十年」，經濟規模持續地原地打轉，許多評論者又把通產省說成是日本最大的罪人：產業政策僵固，一再錯估現實，以致整個國家走向錯誤的方向。
管理一個遍地瓦礫的日本（由貧而富）相對地容易，困難的是管理一個富裕而組織龐大的國家！
明朝的衰亡，或許可以進一步印證這個揣測。
明朝衰亡的關鍵因素
由於史料不齊全，明朝衰亡的關鍵因素眾說紛紜，連明朝是否富庶都眾說紛紜。底下是我彙整許多文獻後的一個「具有高度可能的揣想」。
晚近有一項估算是說：明朝中晚期人口約莫1.2~1.6億，以1990年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大約是200~250美元（另有估算高達人均650美元），其中農業比重約佔86%~90%；而16世紀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約5%上下（經濟中的儲蓄率也非常低, 年均積累率為 5.3%~9%），大約在萬曆三大征開始才攀升到9%左右，並使得軍費佔到了中央政府支出的 60%～ 90%。有學者因而推測明末亡於外患連連，國防支出導致入不敷出；也有學者推測：朱元璋體恤農民而使明朝稅負太低，一旦有事（天災歉收或邊境禍亂）就捉襟見肘而沒有經費可以解危。
然而就算稅率低，如果稅基健全，政府收入還是有可能足以因應國防需要。明朝中晚期財政的入不敷出，更重要的原因或許在於皇室與權貴兼併良田且免稅，製造大量無地農民且侵蝕農業稅基；而商人逃漏稅嚴重（譬如「量租用漕運及馬快等船來運輸商貨，掛著運輸官物的招牌，行民間貨運之實，用此方式商人可逃漏稅」），使得商業稅基嚴重地流失。
然而稅基流失絕不單純，背後一定有「權錢交易」的複雜人際關係。偏偏，國家的規模越龐大，經濟越發達，獲取財富的管道越多元，「權錢交易」的模式必然越複雜而難以監控、防範——就像當代企業可以用政治獻金換取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支持、偏袒，也可以用錢聘僱龐大會計公司與律師團增益其不法斂財與避稅的能力。
當稅基嚴重流失後，實質承擔稅負的變成是無力進行「權錢交易」的平民百姓；因此，即便平均稅率低，非繳稅不可的人卻感到稅負沈重。一旦又遇上天災、歉收，更加難以承擔。於是，明朝中晚期出現「平均稅負太低，政府入不敷出；常民百姓稅負太重，棄田淪為流民」的矛盾景象。
其次，明朝貧富不均的現象極其嚴重：南方富裕，北方貧窮（遭逢天災時更淪為難民、暴民）；即便是富庶的江南亦然貧富差距極其嚴重——商人富可敵國（卻有效地逃漏稅）且奢侈浪費，紡織業侵佔農業生產資源（產糧的良田淪為養蠶的桑田，在天災之外進一步導致糧食生產的不足）；而土地被兼併的無地農民則貧無立錐。無力充分掌握這些複雜差異的史學家往往因而對明朝生產力的估算差距極其懸殊，同樣地，沒有能力充分掌握這些差異的明朝官僚體系也必然無法訂出合理稅負和財政預算。
此外，由於遠洋航海技術與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以及歐洲、日本對中國絲綢、茶葉、陶瓷等產品的大量需求，明代後期到清代前中期（1550-1830 年）中國對外貿易出現持續大額順差，使得巨量的白銀流入中國，在明末（1644年）時中國白銀總存量可能高達35,000萬兩（佔全球白銀總量約30%，另有估計則說是佔全球白銀總量一半以上），整整比1550年時多出20,000萬兩（增長133%）。然而大量湧入的財富卻成為明朝的禍源。
白銀的大量輸入造成明朝開始從「農民繳糧，工匠繳產品，其他人出人力（徭役）」的賦稅制度往「以白銀繳稅」的制度迅速過度。
實物課稅會造成財政預算與會計稽核的困難，因為「米歸米，茶歸茶，絲歸絲」無法加總，難以換算成統一的「收入」與「支出」。但是從實物課稅轉向白銀課稅又造成另一個難題：米價估算困難（就像現在主計處所公布的「通貨膨脹率」老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感受相去十萬八千里），以致換算時往往稅負偏高卻未覺察。此外，繳稅時農民一起出售糧食而造成量價暴跌，完稅後糧價又再度回升；以至於一畝田的糧食出售時市價六兩銀，官方按年度平均糧價訂出來的稅負卻要十兩，這又進一步造成農民棄田逃亡的現象。
商人的富裕、權錢交易的普遍再加上國家稅負、財政計算的種種謬誤失當，造成的是社會上普遍的、極端的不公平。這樣的不公平有三個嚴重的後果：其一，縣府往往因為預算不足以支應支出，因而另闢生財之道，而知道內情的各級官員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官官相護；其二，前述的紀律鬆弛很容易被用來遮掩貪腐，最後「情非得已」跟「貪腐」混為一氣，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整治；其三，是非日益複雜，社會的組織結構也遠遠超乎宋明理學的析論能力，結果知識分子與官僚體系紛紛陷入「以偏概全」的論斷和立場，各是其所是且各非其所非，為後來的「黨爭」準備好沃土，也讓後來的黨爭裡既夾帶著理念與是非（道德）之爭，又夾混著權錢勾結與官官相護的弊端。
因此，在我看來，與其說明朝是亡於「外患＋流民＋貪腐＋黨爭」，不如說前四者都是「病徵」而非「病根」，真正的病根在於：宋明理學的智慧與知識不足以治理「富庶＋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組織結構複雜」的國家。
明朝亡於李自成而非亡於清，這已是許多史家共識；然而明朝恐怕亦非亡於闖王或「昏庸無能」，而是「朝廷可以有效運用的知識總量不足以治理龐大的財富和複雜的社會組織結構」。
於是，這就把我們帶回到本文最核心的問題：14億人口的經濟發展究竟是福還是禍？中國真的已經具有足夠的知識和治理能力去面對目前已經極端複雜的各種內部矛盾和經濟風險（危機）了嗎？假如中國真的像某些預測那樣，在2028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並且在2050年達到全球GDP的40%，那時候（建國百年）的中國將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是將重蹈明朝萬曆「由盛而衰」的覆轍？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相信在於：中國的知識階層是否能在未來30年內生產出足以管理龐大人口、財富與複雜社會組織結構的知識，而中南海又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和組織分工可以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有效的治理行動。
結語
我在工學院長期任教，早期以抽象理論見長，晚期以產業應用見長，學生時代與早年任教期間又曾關心過「科學的哲學」，所以因緣湊巧地貫串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科學的體系精神」以及「科學的實際應用」三個性質很不相類的環節。
此外，從13歲開始先後熱衷過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文化史與思想史、歐洲小說、哲學、美術史以及古典音樂，後來又花了三年撰寫《慾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終於扼要地爬梳過攸關人文精神的主要面向和核心要旨，大致上釐清了啟蒙以來我自己有關人文精神的主要疑惑。
然而對於社會科學，我始終覺得人類的知識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社會的發展程度。結果是經濟越發達，我們的核心價值流失得越徹底，內卷、躺平和看不到未來的人也越來越多。
可惜（且可怕）的是，經濟學者自以為已經掌握到自然科學的訣竅，甚至已經「進化到」跟自然科學同等水準，並且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沒有警覺到經濟學的視野太狹隘，假設太天真等根本性的問題。雪上加霜的是，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象大到沒辦法放進實驗室，她的對象複雜、多元到往往超乎我們的理解與想像，以至於我們經常誤把自己的理解與想像當成是事實的全部，而陷在意識形態裡（誤把想像當事實，毫不覺察其間的鴻溝與差異）。
這些事實造成了台灣發展上的困境，對於歐美照樣是難解的問題。
近日我又隱約覺得：如果中國人沒有能力釐清「富庶的明朝是如何衰亡的」，就很難確知「大國崛起」究竟是福或是禍。
鄧小平把「改革開放」稱為「摸著石頭過河」，許多大陸學者也警覺到大陸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已經進入「深水區」（一不小心就有淹溺的風險）。
要想建立起「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絕對不只是持續擴張GDP和軍事武力這麼單純的事。明朝是被自己的財富和體重（總人口數）所壓垮，中國建國百年時如何不被自己的財富和體重所壓垮，這才是更根本的問題。
我相信人類還沒有足以治理14億人口的社會科學知識，甚至還沒有足以產出這種知識的學術體系（學術社群以及學術制度）。因此，中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設計出一整套有助於思索中國問題與前途的學術制度，繼而建立起一套可以管理龐大人口、財富與複雜社會結構的行政、司法、立法制度。
很可惜的是，大陸學術界近年來模仿台灣學術界（或者英美新管理主義）的各種獎勵與管理措施，以致弊端橫生，很可能會把原本就因反右與文革而奄奄一息的學術界重新推入「論文工廠」的火坑，使得中國學術圈墮入「越是脫離中國的現實，越是名利雙收」的困境（這是台灣學術界與整個社會的首要困境）。
附記
這篇文章寫很久，就在這過程中，號稱「重要到不能倒」的紫光集團也被債權人要求破產重整了。我相信紫光與北大方正並非孤立的個案，背後應該有相當重大的制度性或系統性因素——因為它們都肩負著「重要到不能倒」的任務，理論上應該會受到董監事會（中國兩大高校的教授群）與國家的嚴密監控，因而不會僅僅只是「個人貪腐」或「決策失誤」就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