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歐美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治理上出了許多重大的紕漏，不僅讓人對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起了疑心，甚至開始懷疑新加坡的「一黨政治」或「精英式威權統治」會不會比英美的民主政治更有效率，甚至更近於「均富」的理想（2020年人均名目GDP：63,545美元，新加坡59,798美元，英國40,285美元；基尼係數：美國0.39，英國0.36，新加坡0.35）。
此外，雖然中國的基尼係數遠高於台灣（0.47：0.34）而人均名目所得遠低於台灣（10,262美元：32,123美元）；但是中國國力日強而外交官與鄉民們氣焰日盛，台灣則從2004年的人口統計就開始顯現出「四不一沒有：不婚、不育、不養、不活，沒有前景」的黯淡景象。
面對這些事實，我們還要不要繼續擁抱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我們的問題到底是出在民主政治還是市場經濟，還是兼而有之？我們真的有機會「整修」它們嗎？
笨蛋！問題在XX！
柯林頓在1992年時用一句很鄉民化的「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然而雷根卻在1981年的就職大典上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贏得歡聲雷動的喝采。
然而你如果讀過 Robert B. Reich 寫的《拯救資本主義》，Dani Rodrik 的《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和《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以及 Joseph E. Stiglitz 的《重構美國經濟規則》（2018）和《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回應不滿世代的新資本主義》（2020）等書，就會發現市場經濟之所以嚴重偏離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預期，是因為資本的擁有者（top 1%）一直在通過政治與立法形塑一個盡可能地有利於資本獲利的市場經濟（遊戲規則與性格），使實際的市場活動偏離「完全競爭市場」而往「壟斷市場」靠攏。
此外，循著 Thomas Piketty 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角度看過去，就會發現：雖然企業之間會在（貨品、服務與金融）市場佔有率上競爭，從而削弱人為壟斷，但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卻會合作無間地營造出不利於勞工報酬（一次性所得分配）的政策環境（壓迫工會，剝奪勞工議價權；以「減少投資、設廠、避稅」等手段，削弱政府稅基與二次所得重分配的量能）。
所以，不管你相信的是主流經濟學（市場機制完美，問題都出在政府）、非主流經濟學（市場不完美，需要政府以對的政策加以補救），或者對德國影響甚深的 Ordo-liberalism，其實大家的目標都一致：建構一個吻合公平性（所得＝貢獻）與效率的市場機制。
這些流派的差異在於：所謂「吻合公平性與效率的市場機制」的理念，到底要如何翻譯成政治制度與立法規範（哪些政府該管，哪些不該管，該如何管）？然而在這個關鍵的差異上各個流派卻都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各說各話，「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僅關於「羅斯福的新政是否有助於二戰之後的經濟復甦」至今爭論不休，連「如何根據2008金融風暴修改主流經濟學」都是持續地爭論不休的問題。
然而當學術界欠缺共識時，恰恰授予不肖政商團體良好機會，可以顛倒黑白，將學術研究、輿論與政治（立法）操縱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菸草商的伎倆見此）。
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不該分家
事實上美國的企業界與保守團體的基金會就曾長期贊助一個頗受爭議的活動去影響美國的司法審判。根據一篇2019的論文（較簡單的摘要性介紹在此），這個名為「Manne economics training program」活動在1976-1999期間邀請 Milton Friedman 等經濟學巨星去給美國的法官進行「經濟學與法律」的主題演講，但是在選擇演講者時蓄意挑選袒護企業界與保守政治團體的經濟學者，使得他們（約莫二分之一的美國聯邦法官）的最終判決傾向對資方有利（因此這些演講的實質接近「置入性行銷」）。
事實上，今天政治上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幾乎就是美國保守派政治團體在桌面下操弄出來的傑作，而不是經濟學界的共識（參見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人類學學者 Jason Hickel 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以及如何整修）」一文，這是一篇清晰、易讀而精要的歷史回顧，而且中文譯筆也還不錯）。
當然，純真一點的人可能會反問：「但是民主政治的好處就是人人平等，誰都可以去遊說政黨，誰都可以用選票去影響政府和立法呀？」
要反駁這個質問很簡單：去 YouTube 看哈佛法學與倫理學教授 Lawrence Lessig 在 TED 的演講「Our democracy no longer represents the people. Here's how we fix it」。簡單一句話：美國是民主的競選過程花太多錢，只有願意聽從大捐款者（通常是大財閥、企業主，其總人數不到美國選民總數的0.02%）的政客有機會當選。也就是說：美國式民主有一個大家沒有警覺到的「看不見的初選」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大捐款者（0.02%的選民）決定了誰能募款成功而成為實質上的國會議員候選人。
解決的辦法呢？Lawrence Lessig 的建議是：改變選舉的制度，使得民意可以不被過濾（扭曲）地呈現。簡單地講，就是通過直接民主（公民投票）建立起較能公平反應民意的選舉制度。
問題是：直接民主就真的能充分表現選民的意志（不被誤導、扭曲）嗎？稍懂一點網路行銷的人可能都會搖頭——已有證據顯示 Cambridge Analytica 的操縱確實讓公投被扭曲往「退歐」陣營傾斜；至於她對美國大選的影響可能較不明顯。問題是，Cambridge Analytica 的操縱只不過是社群媒體行銷手法之一，而不是唯一。我們終究逃不掉一個事實：選舉收深受廣告文宣影響，而廣告文宣的效益則深受競選的資金規模影響。
事實上，根據美國社會學家 Harvey Molotch 在 1976年發表的論文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政黨、律師、財閥、建商與都市的發展非常緊密地勾結在一起，top1%的人操縱政治、立法與市場制度的管道、網絡和手段根本就遠遠超乎所有主流經濟學的想像（甚至有可能是95%以上的經濟學者）！
簡言之，今天的經濟問題主要在分配不公平（資本所得與勞工的一次所得，以及稅制與財富重分配）；要解決這個經濟問題必須同時解決經濟學內部的歧見，也要解決經濟制度的扭曲；要是要解決經濟制度的扭曲又需要先解決經濟學界的內部歧見以及被扭曲的政治、立法與司法制度和程序；而要解決後者又需要彙整政治學與社會學的智慧。
所以，今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問題在哪裡？「笨蛋！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學術（學術倫理＋學術制度＋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缺失與難以整合）！」
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失敗，想要救其中任何一者，就必須同時救其他二者。
問題是，這麼浩大、複雜而遠遠超乎想像的工程，簡直就只能叫做「社會改造工程」。這真的是人的能力所能及嗎？
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還有救嗎？
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幾乎每一個人都想要獲得更多，而付出更少（例外的人數目少到可以忽略）；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想要「不勞而獲」，而「不勞而獲」必然來自於剝削（不管是民主體制、精英集權，或一黨專政，etc。只要這個問題無法消除，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問題就不可能被徹底消除，而頂多只能被改善（緩解）。
那麼，有任何國家做到（比英美好，也比新加坡更好）嗎？
OECD關於基尼係數的統計顯示：冰島（0.258）、比利時（0.262）、北歐四國（0.264~0.280）、奧地利（0.280）、荷蘭（0.285）、德國（0.289）、法國（0.301）都遠低於英美與新加坡。
而世界銀行的有關人均名目所得的數據則顯示：挪威（67,295）>美國（63,545）>丹麥（60,909）>新加坡（59,798）>荷蘭（52,304）>奧地利（48,105）>德國（45,724）>英國（40,285）>法國（38,625）。如果考慮到國家規模越大越不容易維持高所得，以及美國有特殊的美元地位等因素，則總體而言，北歐與歐陸國家的經濟效率不會低於英美與新加坡，卻能同時保有遠比英美與新加坡更公平的所得分配。
事實上，在許多社會發展的指標上（含文化、人權、居住品質、生態保育、教育、社會福利等），北歐與歐陸國家都比英美與新加坡更像是適合人居住的國度。
那麼，北歐與歐陸國家的共通特點是什麼？他們的核心價值與社會制度（含政治與經濟制度）都是 Social democratic。
其實台灣長期以來的發展（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etc）都太偏英美體系，而誤以為民主政治只有一種，市場經濟也只有一種。事實不然，台灣的病反應的是英美體系的病。想要獲得緩解，必須更深入地去了解 北歐與歐陸國家的 social democratic system。
這樣就夠了嗎？不是！這一篇只是起頭。
未竟之言
我之所以思索社會科學的問題，原本是想為自己關心的社會改革運動找到較可靠的策略與引導。但是很快地就發現：許多社會問題的源頭都是跟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被政商集團操縱的市場經濟）有關。
我之所以思索社會科學的問題，原本是想為自己關心的社會改革運動找到較可靠的策略與引導。但是很快地就發現：許多社會問題的源頭都是跟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實質上是被政商集團操縱的市場經濟）有關。
繼續追蹤下去，發現放任式的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在台灣如此猖狂，跟新自由主義以及主流經濟學有關。接著發現經濟社會學與非主流經濟學對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弊端有許多深刻的認識和揭露，卻又發現我所認識的經濟學者幾乎都對主流經濟學之外的其他相關知識既無知且嗤之以鼻。這種傲慢、自大與無知的表現，迥異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更嚴重違背實證科學的精神。
於是我去讀嚴謹的發展經濟學專書，發現其中所用的數學全部是襲自我所熟知的控制理論（譬如最佳化控制），而且許多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控制理論早就有遠比經濟學更成熟的答案（譬如，經濟學的「均衡分析」就是系統理論理的 stability analysis 與 eauilibrium analysis，「市場有能力排除政府干預」就是控制理論裡的「disturbance rejection」）。然而控制工程遠比經濟學更能跨越 linear theory 的架構與限制，也更能跨出理論進行實證研究，因此我深知經濟學自拘於 analytical solution 時會有多嚴重的弊端。偏偏我不願意在部落格中用控制理論去解釋經濟理論，因為經濟學界會看不懂，一般人更看不懂。
好在2008之後終於有許多經濟學大師寫了很多一般人能讀的好書在談經濟學與經濟制度的問題，我也就更不想從控制理論的觀點去談經濟學的問題，甚至也已經鮮少再為文談經濟學問題。
至於我在 7/2 & 7/15 貼出的兩篇文章，背後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我在自問「通識教育到底要教學生什麼」？更細一點說，是在自問：「大學生應該從通識教育培養出哪些思考公共議題的能力」，以及「這些能力該如何培養」？未來我還會貼文討論「通識教育應該要培養學生怎樣的人文素養，如何培養」？
這些問題我一時間說不清楚，以後再慢慢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