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指導教授的角色與責任」這篇文章後，一位留在美國任教的台灣籍學者來函告訴我：我所提到「一個教授指導上百名博士生」的案例在美國應該是例外，至少她在生醫學界而她先生在資訊科學界都不曾耳聞。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估她給我的訊息。這是一位很認真的年輕學者，我相信她的真誠；她自認為念博士期間指導教授有善待她，而且我也知道美國有許多有正義感的教授，甚至是許多啟人深省的理念與社會運動的發起者。我當然了解美國有許多正經，並且深受我敬重的學者（名字太多，沒必要一一清列了）。
但是，在學術圈內二十多年（含講師期間可就有三十年了），我的所見所聞卻讓我不得不懷疑：學術界的亂象，問題源頭出在美國學術圈，至少在美國的工學院。我想應該要加上生醫學界，因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竟然必須為生醫學界另外寫一本「學術倫理守則」來規範他們的行為（抱歉！一時間想不起來是在哪裡下載過這一份文件）。
先假設我前文所說的「福特式論文量產」的血汗工廠在美國是極少數的例外好了，那麼我就必須質問自己：我在台灣看到愈來愈多不擇手段的「傑出學者」怎麼敢明目張膽地蠻幹而不怕人質疑、笑話？怎麼又敢反過來批評不這麼做的人「產量太低，影響本系聲譽」？
「敢」通常表示他認定；「大家都這樣啊，為什麼不可以？難道我錯了嗎？」不管這個價值觀對不對，它有一個誕生與社會化的過程──或者是在台灣的本土特產，或者是從美國移植而來。也許它是在台灣「變本加厲」與「發揚光大」，但我的經驗和觀察讓我很篤定地相信：原產地是美國！
因為：我當碩士生時這種作為是例外（雖然這樣做的人已經在台灣高居學術圈的龍頭地位），我回國時這種作為開始在剛回國的留美博士間傳開來，最近是愈晚回國的年輕教授手段愈令人「嘆為觀止」。而且，我總是為留歐回來的年輕學者擔心：不管我怎麼含蓄地勸他們先顧好第一關的升等（攸關工作權），他們都總是有人固執著不可以在教學上對不起學生。這些事實讓我選擇相信：他們不是在台灣學會這些手段，而是回國前早有見聞，甚至深知其中三昧。
我出國前就常聽留美的博士自稱「cheap labour」，稱指導教授「老闆」，我一直聽不懂。在劍橋時，我常常聽到教授太忙而很少跟學生見面的抱怨，但沒有聽過壓榨學生的事，也從來沒有人稱自己的指導教授為「老闆」，或者「I work for XXX」，我們都是說「I work under XXX」（under XXX's supervision）──唯一的例外是一位留美的英國教授：系裡的設備都是大家共用，只有他的實驗室有「私產」；沒有人見到指導教授會怕（除非是在事先訂好的 appoitment 時段裡，否則指導教授見到妳根本只會問好，而不會跟你談研究工作），但他的學生一聽說：「XXX來了！」就趕快躲到桌子下（我第一次見到時也是訝異得不得了）！
在我所知道的劍橋，沒有人是指導教授的「勞工」，所以大家都是在忙「我的研究」。很多人都有連續好幾週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經驗，沒有怨過指導教授，也從來沒聽過「cheap labour」這個詞──大家都是自己的老闆兼勞工，指導教授是「幫忙」的人，見得到是你運氣好，見不到是你運氣背。
當時我就懷疑：英國的學術圈是否跟美國學術圈有著不同的「文化」？回國後我愈來愈感受到我帶學生的風格跟留美的同事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使得我一直困惑著：美國學術圈對待師生關係否不同於英國？還是說華人留學生在美弱勢，不像美國人那麼愛告狀，所以想欺負學生的美國教授都專收華人學生，以至於這種現象在華人學生間很普遍而實則在美國學術圈不普遍（我聽過最惡劣的案例都是華人教授指導華人學生）？
留美學者喜歡批評留英博士「修課時間太短」，劍橋培養出來的博士確實有人程度不怎麼好，專業的書讀得不夠多；但是我常驚訝於留美的名校博士怎麼分析問題的能力那麼差，但是經營人脈、金流和量產論文的能力那麼強，而且可以讓學生用很輕鬆的力氣產出那麼多的論文？（最近更發現：台灣土博士量產論文的能力不僅遠高於留英的博士，甚至好像要高過留美的博士了。）
我剛開始帶學生時一個是一個，每一個都要照他們未來的發展方向規畫論文題目，教他們文獻分析與搜尋的能力，每一個都要教他們分析與批判的能力，每一個都要教他們論文撰寫與組織的能力。我常覺得自己的「論文生產效率」很低，但是彼此口試對方學生後，卻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學生研究能力與分析問題的能力的非常薄弱，怎麼發表論文的能力那麼強？後來我開始跟自己的博士生討論（他們都知道別的實驗室是如何「
經營」的），才知道福特式量產線是怎麼回事。
於是我開始去問自己比較能信任的留美博士，問他們美國如何經營實驗室，我問到的人都跟我證實美國教授惡搞的案例，使得我不得不開始相信：台灣學術圈的血汗工廠文化是發源於美國，
在台灣 「發揚光大」。（我不排除一個可能：也許我的問題與談話脈絡誤導他們，讓他們只講跟我問題相吻合的案例，而忘記其他相反的案例。但即便這是事實，仍舊無法推翻我的命題：台灣學術圈的血汗工廠文化是發源於美國，
在台灣 「發揚光大」。）
好幾位比較貼心的博士生曾經勸我：你這樣帶學生太累，不仿學一點福特生產模式，但我一直覺得那樣做對不起學生。直到後來，學生普遍地嫌我的實驗室太操、太累，我收到的學生常常是別人不要才來找我，因此能力不如以前的學生，要學會整套分析能力的話就會來不及產出質量夠的論文，我才不再堅持全套的訓練，而把培訓的內容大量減少。但是，這種作風違背我的理念，最後只好提前退休，離開這個讓我很難忠於自己的職位。
最近國內在抗爭「學術界的血汗工廠」，我一直很尷尬，不知道該站在哪個位置。我曾經跟博士生說過：「如果你還沒有夢見過自己的論文題目，就不算是博士生；如果你還沒有用英文作夢，就是論文讀得太少。」我的一個博士生直到真的用英文夢見自己的論文題目，才相信我說的是真的有可能。
念博士是什麼？把自己逼到能力的極限。念博士而不曾連續熬夜？我聽起來像是在度假，根本不像是在念博士！如果你念博士是為自己，如果師生關係是清楚的，誰也沒有在利用誰，學生再累都沒話說。總不能說海森堡拿博士時每天只工作六小時，而我遠比他笨卻還要求比照「上下班時間」吧？何況，假如念博士是為了要培養自己的實力，而老師又真的是認真在培養你的實力，怎麼會去怨老師？
我最後一位博士生選擇退學，因為自認無法在畢業年限之前達到我認定的「博士水準」，但是他一直跟我說「對不起」和「謝謝」，並且真心地說：「到了我這年紀，除了老師你之外，沒有人願意教導我，培養我更高階的能力」。
問題是，當師生關係愈來愈不單純時，是非就愈混亂。我跟一位同事說：「我們不能把學生當工具利用」，他回答：「別說的這麼難聽，實際上我們跟學生是彼此利用。」我知道在我的實驗室外面這是真的，也第一次覺得自己該離開大學了。後來跟一位同事說：「你這樣浮濫收博士生，也不對學生畢業時的實力把關，難道不怕被社會上笑我們清大是學店？」他回答：「不要這麼認真，我只不過是陪他們兩年，大家愉快一點過，搞到好學生都不願意找你而到別的學校去，對學校真的有好處嗎？」我知道他說的是事實：學生只問哪裡涼快，哪裡學長比較罩，而不在意自己學到的是什麼。
我知道，這個系所的學生不再需要我這樣的老師了（他們需要的是陪他們玩的「大哥哥」，他們不想知道什麼是「學術」，他們不想知道為何有老師那麼嚴），那我就該離開這個位置，去做更值得做的事。
台灣的學術圈一直在猛推「績效管理」與「績效獎勵」，英國卻正在辯論：「獎勵個別的老師是對的制度嗎？培養學生是靠明星老師？還是靠一個團隊？」
如果學生永遠只知道哪裡比較涼，最後被犧牲的還是學生；如果整個社會不對學術和教育的意義、目標有更深刻的反省，愈多的「改革」只是讓教育愈向下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