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再度提筆寫起學術圈內的事，是因為兩個畢業近十年的學生來找我，談起一些有關於我的傳聞，其中一則傳聞是我把學生的碩士論文草稿從樓梯口甩到樓下，以及學生對我的印象與八卦。聽了很感慨：學生只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傳播、宣染聽來的故事，而不會用心去想一想故事背後有沒有值得深思的議題。
我一直是一個對事情很認真，對自己的承諾很在意的人。年輕時在校園邊走邊沉思，有學生路過跟我說：「老師好。」我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站在原地，認真地想：「我最近到底好不好？」學生看我沒反應，自討沒趣地離開，我想了很久，正想回答他，他早已遠離了。我這才想起來：「他根本不在乎答案。」
當講師期間，有位唸博士班的朋友跑來跟我抱怨：他的研究從題目的構想到論文的撰寫都自己一個人獨立完成，只有完成後請老師過目時被老師當英文作文修改過，但指導教授卻藉機硬要把自己的名字掛上去，而且掛在第一作者。他生氣，刪掉教授名字後送給老師看，老師退回給他，並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第二作者。他跟我抱怨：好過份。這個教授在國內非常有名，是當時國內罕有的 IEEE fellow。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們系裡也都這樣，難道老師這樣做不對嗎。何況人家是許多國外期刊的編輯， IEEE fellow 呢！
然後我到了劍橋，一年半後把研究成果寫成兩篇論文，拿給指導教授看，並且照台灣的慣例把他的名字掛在前頭。他看過後只有兩個建議：（1）寫得很好，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這個期刊該拒絕發表這論文；（2）這是你獨立完成的研究，我沒有任何貢獻，請你把我的名字刪除。回國後，我把指導教授告訴我的一個學術圈陳年舊案拿出來研究，並完成一篇論文。因為研究動機與問題定義源自於他的建議，所以我把他的名字掛在第二作者。論文寄去一個很有名的期刊審查，不久後就被接受，但主編來信特別陳明：「經詢問 Prof. MacFarlane，他說自己沒有足以掛名的貢獻，請你以獨立作者的名義發表。假如你也同意，我們就正式接受這篇論文的發表。」於是，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在學生的論文上面掛名。
我的指導教授在指導我一年之後就轉任蘇格蘭一個大學的校長，因此離開前問我是不是要幫我安排一個繼任的指導教授。我當時研究進度很順利，有機會兩年畢業，不想換一個人從頭建立默契，所以請他繼續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他是個大忙人，第二年我完成研究，發表兩篇著名期刊的論文，寫成整本的論文草稿，但是他沒有空看，就要我把論文拿給系裡兩個研究理念跟他最合不來的老師，要我請教他們的意見。
其中一位寄來一疊厚厚的負面批評，沒有半句好話。我跟一位英國籍的同學抱怨，這位同學瞪大雙眼看著我：「But that's exacty what we mean by "comments"」。我去找這一位老師當面討論他給的 "comments"，他老實不客氣地對我說：我覺得你用的方法很糟，沒有多少參考價值。我反問他：你覺得誰的方法比較有參考價值？他回答：Horowitz。我心裡想：「好，你說得出名字就好辦！」於是我問他：你可不可以隨便拿一篇 Horowitz
的論文出來，我分析我方法跟他方法的相對優缺點給你聽。他說：我手邊沒有他的論文。我就憑記憶把 Horowitz
的方法、原理從頭推導一次，再逐一分析他的方法缺點在哪裡，而我又是如何避開類似缺點。講得他傻在那裡，無言以對。
另一個教授也是 IEEE fellow（留美的那一個），他劈頭就講：你的方法太古老，一定是論文看太少，甚至不肯看論文，才會用這種方法。我火大，跟他說：「你後面有一整櫃 IEEE AC 的論文，隨便抽一篇念出 tittle，我就告訴你那篇論文內容是什麼，主要的研究策略是什麼，主要成果是什麼，主要缺點是什麼。」他也火大，隨便抽了一本就開始問，我有問必答，他仔細讀過摘要並翻閱主文後嚇得不知道該說什麼，十幾篇論文之後他只好勉強表示；「我沒什麼話說了，不過我還是不喜歡你的論文」。我更火，為了表示我也會他的方法，我把論文研究範圍擴大，用他的方法解了一個延伸的問題，把過程和修改過的論文寄給指導教授。沒多久，指導教授叫我去申請提前畢業。
正式論文口試時，兩位口試委員態度都很和善，並且表示他們讀這論文時「interesting」，而問答過程很舒服。口試結束時我以為沒事了，哪料得到兩位老師都各給我一疊厚厚的紙：「這裡面清列了你論文中所有我們找得到的錯，雖然無關理論的正確性，都是打字和文法的錯，但指出你的錯是我們的責任，而你則要努力避免在論文中殘留任何的錯。」
這次我是敬謹受教，也體會到原來英國人對自己的簽名這麼在意，對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責任這麼在意。
回到國內，因為師出名門（如果要論資排輩，從台灣去英國名校唸控制的人，如果跟我系出同門，都至少要稱我一聲「師叔」），剛開始很熱門，到處有人邀請口試論文。我照英國學來的慣例，總是給厚厚一疊更正表，加上如何改進的建議。奇怪的是：每個學者都只邀我一次，回國三年後再也沒有人邀我審查碩士論文，不到五年後，連系上也沒有人找我審查學生論文了。但是有兩位找我審查碩士論文的學生卻各自根據我的建議修改內容而各自發表兩篇論文，主要觀點與突破點都是我給的（我是實質上的首要貢獻者），但我不但不是共同作者，連致謝詞都沒提到──真的是吃得屍骨無存！
回到國內，我必須指導學生，而不再是自己一個人做自己的研究。我很認真地問自己：「我要怎樣對待學生，才不會對不起他們？」「指導教授該教什麼？碩士生該具有什麼能力？」我逐一問自己所有相關的問題，根據我在英國被對待的經驗與反覆的思辯去認真回答。
我為碩士畢業生的能力定了一個底限：「要學到業界學不到的能力，值得他們為這樣的能力付出兩年的心血，也讓沒有拿到碩士的大學時期同學心服口服。」我為自己的角色定了底線：不可以對不起學生、家長和學術圈內的託付，要麼督促學生達成目標，要麼告訴校方學生沒有達到學位授予標準。這個目標的水準不低：比照劍橋。
我剛回國時在學生心中很熱門，推甄一放榜我的名額就收滿，幾乎都是班上最頂尖的學生。有一段時間甚至傳聞我只收清大最聰明的嫡系畢業生。後來慢慢地有些學生會因為想學硬體而去跟其他老師，或者嫌我太操而不肯跟我，但是跟我的學生仍舊都是班上頂尖的。後來收了一位從交大來的學生，我很清楚地規劃好題目，交代他預期的目標與進度，說明主要的突破重點、關鍵性的策略與 ideas，以及預期的成果。但是他的進度一直很緩慢。我一再提醒他進度落後，但因為不確定他是不是能力不足，所以也沒逼過他。（我的實驗室學生都知道：你要唸幾年都可以，老師沒意見，但是能不能畢業完全看研究成果夠不夠水準。）後來實驗室的同學都有明確的成果，我也一一確認他們可以畢業，他突然就自己去寫了一本碩士論文草稿，研究成果漏洞百出，我交代過的觀念忘得殘缺不全。我一一指出錯誤，要他把實驗重做，把論文重寫。他認為我在刁難：「我的大學同學研究成果比我少，他的指導教授也都同意給他畢業，你憑什麼不給我畢業？」我氣起來；「你這論文漏洞百出，憑什麼用這樣的論文畢業？」於是我氣得把論文隨手摔出去，因為他是在樓梯口攔阻下我來討論，所以論文散落一地。
從此，學生都知道；「彭明輝很操」，而鮮少人會去問：「那麼累可以學到什麼？」這個學生後來終於補齊我要的東西，他畢業十數年後我把研究成果撰寫成論文，發表在國外著名期刊上。
一個碩士生在畢業許多年後寫來一封信，大意是：昨天跟同學聚會，聊到工作有多操，老闆有多苛，但是一個同學提到老闆如何培養他，讓我很為自己的際遇委屈，心理悶著喝了很多酒；回來後才想起來，其實老師曾經花了兩年用心培養我的能力，我也還算幸運！
這個體會來得太晚，我已經找不到想跟我學的學生，而離開學術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