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度的人》與 1960s-70s年代的學生運動

      為了瞭解《源氏物語》，我找了些與「訪婚」、「走婚」有關的文獻，無意間發現 Geertz 對北大教授蔡華的書評。為了增進讀者對 Geertz 書評的理解，我著手開始寫人類學在 1960s 年代的巨變。然而寫到一半卻不禁停筆，開始寫這一篇文章，企圖扼要介紹《單向度的人》與 60s-70s年代的叛逆。

      原因是，如果這本書沒有在 1964年出版，如果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沒有因這本書的暢銷（第一版賣了30萬冊）而被當時大學校園內的許多學生視為精神導師，1960s-70s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可能會淪為各別獨立而零星的活動，難以串連成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全面性反叛，而人類學在1960s-70s年代的演變也或許不會那麼劇烈。

      如果沒有美國（與歐洲）的 1970年代，我們今天視之為天經地義的多元價值或許根本就很難順利地誕生。

      一個人怎麼會對整個歐美社會（至少是美國的大學校園）有如此「既深且鉅」的影響？

越戰、反戰與1960-70年代的美國學運

      1960-70 年代的學運延燒遍及歐洲與美洲、澳洲的各個大學校園，甚至跟其他的社會運動（法國的工運，美國的黑人人權運動）相結合，最後成為顛覆一切既定社會價值、秩序（刻板的性別規範與性別歧視，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中產階級的道德觀與價值觀，etc），最後才有了今天我們所熟悉（習以為常）的多元社會。

      然而這種天翻地覆的價值革命絕非「經濟發達社會必然的現象」，經濟發達僅僅只是為變革提供了物質基礎，思想（精神）革命還需要學術界的參與與引領（譬如《單向度的人》的出版，以及社會學和人類學界的反思與變革）。

      此外，法國學生運動（革命）的外貿與後果酷似美國的學生運動（革命），然而他們的社會背景與導火線則有鮮明的差異。

      這篇文章先談談越戰、反戰與美國學運的關係，下一篇文章再來談 1960-70 年代美學人類學界的劇烈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