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瞭解《源氏物語》，我找了些與「訪婚」、「走婚」有關的文獻，無意間發現 Geertz 對北大教授蔡華的書評。為了增進讀者對 Geertz 書評的理解，我著手開始寫人類學在 1960s 年代的巨變。然而寫到一半卻不禁停筆，開始寫這一篇文章，企圖扼要介紹《單向度的人》與 60s-70s年代的叛逆。
原因是，如果這本書沒有在 1964年出版，如果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沒有因這本書的暢銷（第一版賣了30萬冊）而被當時大學校園內的許多學生視為精神導師，1960s-70s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可能會淪為各別獨立而零星的活動，難以串連成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全面性反叛，而人類學在1960s-70s年代的演變也或許不會那麼劇烈。
如果沒有美國（與歐洲）的 1970年代，我們今天視之為天經地義的多元價值或許根本就很難順利地誕生。
一個人怎麼會對整個歐美社會（至少是美國的大學校園）有如此「既深且鉅」的影響？
序曲：越戰與冷戰
沒有人喜歡戰爭，然而人類卻一再地被迫走上戰場。面對這個令人厭惡的事實，一位著名的瑞典軍事學家曾提出一個絕妙的「止戰」辦法：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就立即把參戰國裡「決議發動戰爭的政治領袖＋同意參與戰爭的所有國會議員」通通送到第一線作戰，連同他們所有吻合徵兵條件的家屬。
只要這個辦法能付諸實現，我相信一定可以徹底終止世上所有的戰爭。可惜它有一個致命的漏洞：就算所有國家的憲法裡都有上述條款，該條款也隨時會被破壞；更別說該條款從一開始就很難入憲。
人類社會的複雜程度總是遠遠高過任何理論所能掌握的，此其一例。
更何況，人們並非總是「被迫」走上戰場。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是滿懷熱情，高舉著各種高貴的名義和旗幟而奔向戰場——就像 Netflix 的電影《西線無戰事》扼要地勾勒的那樣。你不能說這都是亞歷山大、拿破崙、希特勒和極少數統治者/決策者的錯而已——就像文革，不是因為有一個毛澤東和一個四人幫，還因為（甚至更重要的是）有一大群無知而狂熱的群眾。
戰爭有太多複雜的近因和遠因，有太多難以指認的主犯和從犯，有太多看似「不得以」的情境。於是，慢慢地，我們陷入了「戰爭是莫可奈何的，不可免的」的慣性思考，而不再去質問：「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除此之外是否還有更好的選擇？」
當古巴危機事件在 1962 年 10 月 16 日發生時，冷戰與「反共」已經是美國社會鮮少有人質疑的「政治正確」，所以質疑的人都被當作「蘇維埃的同路人」、「賣國賊」。
很僥倖地度過這一場危機之後，美蘇之間有了熱線電話，有了「核戰無贏家」的共識，有了限核與裁減軍備的協議。然而，如果沒有60年代勢不可遏的反戰風潮，也許我們還會處於冷戰的陰影之中。
然而 Herbert Marcuse 若沒有出版《單向度的人》，60s-70s 也許不會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那樣，而我們的社會也不會像今天這麼開放。
或許更重要的是：盡管今天全球的核威脅遠低於60年代，戰爭的威脅以及《單向度的人》所談到的社會問題依舊嚴重地威脅著我們的生存與自由，而《單向度的人》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九成以上依舊適用於今日的社會和我們的生存困境。
美麗新世界裡的火藥庫
很多人談起 1960s年代的反叛、示威、街頭運動時都會把1968年巴黎大學生佔領校園當作事件的發起點（譬如這篇），它緊接著延燒成一場遍及歐美大學校園的反威權、反戰、反資本主義、.... etc 的全面抗爭，幾乎是包含日本在內的所有「進步國家」。這一場運動的火藥則早已積蓄多年，只等著《單向度的人》將它全面點燃。
當 Rosa Parks（美國國會後來稱她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在 1955年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時，這只不過是少數黑人的個人抗爭。當金恩博士在 1963年發起「向華盛頓進軍」並且向30萬遊行群眾演講《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時，雖然有很多白人加入，但是遊行群眾人仍以黑人為主，而運動的焦點還是「黑人的人權」，跟反戰沒有任何關聯。
事實上，當金恩在華盛頓演講的時候，駐越南的美軍還只有1.2萬左右。即便到了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學生開始在校園內發動反戰演講的時候（1964年），駐越南的美軍還是沒有超過3萬——基本上，越戰還只是職業軍人的事，看不出它跟其他大學生、平民能有什麼關係。
至於一般人，更是沉醉在「生活水準高居世界之冠」的美國夢裡：市郊的美麗家園、汽車、各種家庭電器、看不完的電視節目（和廣告）、超市和琳瑯滿目的食品，根本無暇去思索「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與刻板的性別想像）有什麼值得批判的。
Herbert Marcuse 就是在50年代這樣（充滿玫瑰色）的社會情境下構思與寫作《單向度的人》。
當時，列寧早已接受捷爾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的建議而在1917年底建立起「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蘇聯的第一個秘密警察組織），對所有的人進行思想管控與肅清異議分子；俄國作家 Yevgeny Zamyatin 也已經在1921年出版了小說《We》的英文本，其中部分情節酷似赫胥黎在1932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以至於歐威爾認為赫胥黎局部抄襲了《We》。然而不管我們今天以為《美麗新世界》跟20世紀下半頁的工業發達社會有多像，1950s-60s年代的美國人很難想像他們的世界跟《美麗新世界》有何關聯，其中一個很明顯的理由是：美國社會沒有秘密警察，美國的政治領袖與議會成員是民選產生；這是一個截然不同於Marcuse 民主社會，因此他們也不需要用藥物「索麻」來控制自己的情緒。
然而《單向度的人》卻更加深刻、細膩且具說服力的論證，徹底揭露了當時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民主與表面上的富裕、繁榮只是假象，美國人的科技越發達，越有機會用自己生產的核子武器毀滅自己、家人、國家和地球上所有的人類。
譬如，核子戰爭絕對是所有的人都不想要的，為什麼號稱「人民作主」的民主國家卻拼命地在生產核子武器，使得全球離大家都恐懼的核子災難越來越近，而大家卻只知道要一再演練核災下的自我求生，而似乎沒有其他的辦法？
不只是這樣，社會越來越富裕，上班族卻越來越感到無力：自己只是龐大社會裡的小螺絲釘，朝九晚五地生產著自己也不見得想要的東西，消費著大量可有可無的產品，而越來越少時間跟家人相處，也越來越少時間從事自己喜愛（或認為有意義）的活動。既然是民主國家、自由社會，為什麼人們卻越來越無奈（沒有真正的選擇），離自己想要的越來越遠（越來越不能忠於自己，或者說越來越「異化」）？
表面上，高度工業化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消費品間任意選擇自己的所愛；然而在更重要的「生活方式」與「人生目的」的選擇上，他們卻僅有「在企業的威權（集權）式管理下拼命工作與拼命消費」或「失業與全家飢寒」之間的兩種選擇，而無法選擇「適度工作以養活自己和家人，並且把其他時間用來追求自我實現與自我成長」。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只有一種選擇：服從企業界從上而下的的威權（集權）式管理，生產自己無權過問的產品，接受自己無權挑戰的超長工時與「期限」（deadline），每天拼命工作與拼命消費，甚至沒有剩餘的精力生孩子，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
更徹底地說，當工業化社會拼命追求科學化管理、理性決策與生產效率時，一切與此相背的人性渴望都會被以「理性、科學、效率」為名而被壓抑或消弭。然而，個人的自由不就是妨礙企業追求集體效率的最大敵人之一嗎？於是，我們都毫不反抗、毫不質疑甚至絲毫沒有任何猶豫地接受了「企業中的獨裁統治（由上而下的威權式決策體系，甚至包括不需要說明任何理由就可以取消你在這企業裡的工作權）。就像〈國王的新衣〉裡的那個小女孩，Marcuse 讓讀者看到他們在工業化生產體系裡徹底的不自由。
至於民主政治，並非真的「選擇出一個願意按照我們共同的意志來管理公共事務的政府」，而只不過是在兩個爛蘋果中挑一個來凌駕我們的意志，踐踏我們的意志的「一群爛人」。
《單向度的人》同時尖銳地指出來：在納粹政權或任何獨裁者的統治下失去自由，跟在企業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統治下失去自由，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差別；而高度工業化社會在追求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市場機制）與效率的同時，也把所有的人當推進了「拼命工作、拼命生產、拼命消費」的不自由裡！
它同時指出：「就算是有選擇主人的自由，也不會因而使主人不再是主人而奴隸不再是奴隸。盡管可以在各種不同的產品與服務之間自由地選擇，然而當這些產品與服務是被用來維繫我們所不喜歡的社會控制（職場上的苦勞，以及戰爭與失業的恐懼等）時，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在 Marcuse 的論證與闡述下，許多美國大學生突然發現：《美麗新世界》不是關於未來的科幻小說，而是當下美國社會的寫實。而《單向度的人》更讓他們相信，他們所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無意義的生產或戰爭，而是以技術發達社會的物質性富裕為基礎，進一步（徹底）解放被壓迫的人性與渴望。
戳破國王的新衣：《單向度的人》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1922年取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後，原本和海德格爾一起在胡塞爾的指導下進行研究。納粹掌權後，他因猶太裔的身分而被抵制，只能輾轉從德國移居到美國（1933年）。二戰結束後他開始在美國各大學教授政治學，是一個具有豐厚文學與哲學涵養的左翼社會學家。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Dimensional Man :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寫於1950s年代，出版於 1964年。
Herbert Marcuse 在書裡提出了三個看似極端矛盾而難以理解的核心問題：
（1）由於理性與技術的高度發展，人類已經有能力控制大自然，甚至可以超越大自然的力量，裂解原子，製造原子彈；但是這個理性極端發達的社會卻陷入冷戰時期相互毀滅的核子威脅與核武競賽之中，而無法自拔，這又顯得極端地非理性。這個矛盾的社會現象背後，到底是怎樣的機制所促成的？
（2）早期的人類社會需要適度壓抑性慾，以避免亂倫，並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但是 1950年代的歐美社會已經有足夠的性知識，不需要再像早期社會那樣地靠著壓抑性慾來維持社會秩序，為什麼實際上歐美社會仍舊存在許多與社會秩序無關且看似沒有必要的性壓抑？
（3）由於技術發達，以及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社會福利制度，歐美社會早已普遍超越物資的匱乏，連工人都過著優渥的物質生活（且比馬克斯想像中的共產社會更富足），然而馬克斯夢想中「所有的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生產與創作」的現象根本沒有發生；反而人們普遍陷入不間斷的「非屬必要的生產＋非屬必要的消費」之中，忙到連性生活都被壓抑/自我壓抑。這樣的社會現象背後，又是怎樣的社會機制在促成？
就像他在導論裡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的：1950s-60s的美國工業社會越是富裕、壯大、美好，似乎同一個組織的模式與驅動力也同時把整個社會推向更危險、更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反過來說，國防工業與背後的各種政府、學術、企業研究機構不僅讓許多人過著優渥的生活，這些研究最終還促進了美國的科技與工業水準，以及人類控制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能力（譬如二戰之後盛行的「科學化管理」）；在這樣的背景下，傳播媒體可以毫無困難地將特定的利益訴求灌輸到有理性的人的腦子裡；而社會整體的政治需求變成（內化成）每一個個體的需要；然而這一切並非為了服從一群特定「獨裁統治集團」的意志或利益，而是為了服從（體現）「大寫的理性」（Reason）的法則。
馬克斯的理論裡，工人階級的痛苦是因為資本階級壟斷了生產工具，剝削他們的勞動剩餘。然而 Marcuse 卻敏銳（深刻）地警覺到：在工業發達社會裡，當「理性」變成唯一的正當性與唯一的價值根源時，一切不吻合「理性」的人性與渴望都會被壓抑，同時又以「過度消費」等假性需求取代（模糊）掉更深層、真實的需求；因此它不需要有特定的剝削集團，也不需要控制生產工具，因為在這個工業發達社會裡，盡管依舊有著階級的差異與階級利益的矛盾，然而所有的階級都活在「理性」的箝制下，所有的人都被剝奪了深層的人性和渴望。
就個人層面而言，「單向度」（one-dimension）意味著人類原本多元的存在、渴望與人性都被壓抑（剝奪），只剩下單一的向度（吻合「理性」的那個向度），而不再是一個擁有多元人性與渴望的「完整的人」——工人如此，中產階級如此，資本家也是如此。
或者說，當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的人發現他們可以利用理性征服自然以後，他們如此地崇拜理性的力量與技術的力量，以至於他們不只是用理性與技術去控制大自然，還運用理性與技術回過頭來控制一切的生產，甚至在「效益最大化」這個理性的旗幟下組織人們的一切生產與消費，甚至為了吻合這個龐大生產體系的效益（利益）而去重新改組所有的教育——教育不再是為了個人的文化教養與啟蒙，而是為生產與消費體系準備後備軍（優質的勞動力）。而這種從生產到教育的高度整合的社會體系恰恰足以消滅一切跟它異質的因素（更遑論「反對」的力量）。
所謂的「單向度」，從社會層面看，意味著：整個社會只剩下一個主導的因素（力量），而沒有任何其他異質的（批判的）聲音，或者異質（不同倡議）的競爭者（因素或力量）——表面上民主政治有著兩個不同的政黨，然而他們的主張卻大同小異，因為他們都服膺同一套的價值與邏輯（高度工業化社會的資本主義邏輯，或者「理性」的邏輯），唯一的爭論是「誰可以更有效率地達成「理性」（或資本主義社會）的預設目標，或者所謂的「國家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高度工業化社會更像是改良版（富裕版）的霍布斯《利維坦》（Leviathan）：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不約而同（或者在教育體系與大眾媒體的洗腦與「內化」下）地承認國家（集體的利益）為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以及「理性」與技術（科學化的管理）為最高的社會組織原則（仲裁一切的最高威權），並且將個人的一切自然權力（並同多元的人性與慾望）交出來，只保留一小部分對「小確幸」的渴望（極少數人還保留了對虛榮心、財富與權力的渴望）。
或者說，工業發達社會不只是用技術的力量控制了大自然，也同時用技術的力量控制了社會秩序（從生產、消費、教育到家庭生活，乃至於大學男生與大學女生的戀愛法則），甚至內化成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個人」價值觀。結果，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衝突消失了，個人需要與集體需要間的矛盾消失了，廣義的「技術」成為一個更讓人愉悅的社會控制形式，也達成了更高度的社會和諧（幾乎是無縫可尋的完美社會控制與社會和諧）。此外，這一套的價值觀與社會組織（控制）形式還以亮麗的光環（富裕的物質生活）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社會）蔓延過去，逐漸地「同化」（馴化）外部的異質因素（力量），使得它更加地沒有敵人（反對者、異議的聲音）。連當時號稱「鐵幕」內的蘇維埃政權也早已馴服於「計畫經濟」的「理性」控制下，甚至比歐美的高度工業化社會更徹底地壓迫（消弭）個人的需要、渴望和多元的人性，以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次要，越來越難以辨認。
於是，「鐵幕」內的人為了捍衛「共產主義社會」的永續與壯大而積極地發展核子武器，「世界上最富裕、幸福」的美國人則為了捍衛「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而積極地發展核子武器；兩國人民都拼命地演練核災下的自救，沒有人想過如何跳出核武競爭的惡性循環。
然而沒有人抱怨，一部分原因是：技術的持續成長與物質生活的持續改善將一切的犧牲都給「合理化」了——你不可以抱怨「理性」所帶來的物質生活進步，連帶地你也不可以抱怨「理性」所帶來的一切「必要的犧牲」（很像「市場教」的教徒整天掛在口頭上的：社會中一部分人的貧窮乃至促成社會進步的「必要之惡」）。
在這個由「政治理性/技術理性」宰制下的社會裡，人們只有選擇消費品項與品牌的自由，而沒有「不消費」或「適度消費」的自由——即便河川與海洋裡已經堆滿了有害人體與生態、環境的垃圾，人們依舊在「政治理性/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操弄下一邊抱怨一邊消費。在市場競爭機制（優勝劣敗）的威脅下，人們只有選擇參與哪一種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的自由，而沒有選擇「適度生產與適度消費」的自由——在「政治理性/技術理性」與媒體（商業廣告）的意識形態操弄下，退出競爭者都被視為「魯蛇」、「怪咖」或社會邊緣人，他們的人數少到絲毫撼動不了主流社會的一根寒毛。
絕大多數人則活在舒適、平順、合理、且貌似民主的不自由之中，任由「政治理性/技術理性」與媒體/商業廣告驅策而不自覺。即便隱隱約約地有所有滿，也可以輕易地用「政治理性/技術理性」（科技化管理、最佳化生產模式、完美的市場機制，etc）等意識形態將這些不滿貼上「不理性」、「浪費社會資源與生產效率」、「自私的個人慾望，罔顧整體的利益」等標籤，而輕易地逕直將它們重新打回潛意識裡，成為潛意識裡難以自覺的不滿——Herbert Marcuse 曾在他的 1955年著作《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裡探究過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這個研究的心得被局部地吸納到《單向度的人》裡。
發達工業社會跟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最大差異，是第一次工業革命裡資本家肆無忌憚地對工人階級進行殘酷的剝削，使得他們經年活在溫飽邊緣（或飢寒邊緣），也造成了鮮明的階級對立（矛盾）；然而在發達工業社會裡，工人階級不但溫飽有餘，還慢慢地失去階級意識而自以為是白領階級（或者未來將會融入白領階級），因而在政治上模糊掉階級的對立而變得似乎沒有任何對立面。
因此，所謂的「單向度」，意味著價值上的單一（相對於多元），生活目標與生活型態的單一化（既非必要也非需要的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人性的單一化與狹窄化（個體消解於整體之中，理性法則消弭了人文情感與藝術創作的衝動），社會階級的單一化。
在這樣的發達工業社會裡，表面上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似乎都可以在「美國夢」裡白手致富；骨子裡，市場上與政治權利的競爭從來都不曾真正地公平過——隨著人類理性與技術的發達，權錢勾結的機制也越來越擅長以「理性、科學、效益、總體利益」為名去合理化、掩飾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平，使得各種資源與權力的分配不均似乎都是源自個人稟賦的差異與努力程度的不同。
然而根據馬克斯的理論裡，一個社會裡的對立與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對立面，這個社會將會失去一切改變的動能。因此，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裡人們將從此活在假象的「幸福」裡，而不再去追求更多元的價值，甚至逐漸失去人性原本多元的渴望（從生理慾望、物質享受到人文情感與藝術創作的滿足）。
許多讀者印象深刻地讀到了這樣的訊息（警語）：「當一個社會再也體驗不到任何形式的對立之後，它變成了只有單一的向度。」在這樣的世界裡，「技術理性顯露了它的政治性格，成為更好地宰制（人群）的工具，並且從而創造出一個真正的獨裁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社會與國家，心靈與肉體都永遠處於一種被動員的狀態，隨時要捍衛這個獨裁的世界。」
而掙脫這種身心同時被奴役的狀態，只有一個可能的辦法：「努力地掙脫這個牢不可破的社會」，而且不是通過和緩的「從量變到質變」，而是激烈的質變。
反戰、嬉皮、性解放、性別平等：反叛的世代
這本書的讀者 Ronald Aronson（退休前曾任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的傑出教授）在1962-68 期間是碩士班和博士班的研究生，他回憶起當年跟朋友們讀完《單向度的人》以後的感受：「許多像我們一樣的年輕激進學生覺得無法忍受馬庫色筆下所描述與譴責的情境。反抗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必要。受到（黑人）民權運動的啟發，加上越戰的火上澆油，同時被我們新發現的模糊而極端令人興奮的可能性所引燃，我們攻擊大學與長輩令人窒息的自由主義。我們之中的女性則挑戰我們和社會的性別歧視。」
當馬庫色也立即跟學生們站在一起，並且很快地成為他們的精神導師，而締造了所謂的「馬庫色現象」：盡管《單向度的人》是一本相當抽象的書，然而它的第一版就銷售了30萬冊；一向立場保守的紐約時報稱馬庫色為「新左派最重要的完學象徵」；許多相關的文章和專訪出現在嚴肅的學術期刊 Psychology Today 和情色雜誌 Playboy，全球無數著名的知識分子都以各自的母語為文討論他的思想和他本人。
然而對於許多不曾接觸過社會學理論的人而言，《單向度的人》畢竟有一定的抽象性與理論性，許多理工學院的學生可能會覺得「難以卒讀」，更遑論當時不曾念過大學的一般社會大眾。
要完成這一場跨世代的價值革命，將全球推進「後工業時代」、「跨性別」、性解放等多元的社會，還需要其他學科更詳細、更「平易近人」的闡述。
譬如，Howard S. Becker 的 1963年代表作《異類》（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從大麻吸食者與脫衣舞酒吧鋼琴師（他自己）的角度訴說自己的真實樣貌（以及它們跟社會的刻板印象有多大的距離），凸顯社會如何用「貼標籤」的方式排斥（並且合理化）不同於主流價值的生活方式。更晚則有 Neil Postman 的《娛樂至死》，介於其間還有許多人類學的著作與討論。
不過，這篇文章已經太長，以後再另文介紹人類學在 1960s-70s 的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