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Mariupol：德國政要與教宗做了什麼？

      納粹把猶太人關在集中營裡，讓他們因苦役而亡或者用毒氣直接滅絕；這跟俄國把20⁺萬烏克蘭人用砲火封鎖在 Mariupol（馬力波）城裡，讓他們因飢餓、疾病傳播以及缺乏醫療資源而死亡，其殘忍程度相去有多遠？

      德國人在納粹統治期間對猶太人的遭遇（下落）不聞不問，戰後才備受良心拷問：「我當時對猶太人的遭遇與納粹的罪行真的一無所知嗎？」「面對猶太人的遭遇與納粹的罪行，我當時到底做了什麼？什麼是我當時能做而沒去做的？」

      天天面對著電視新聞上 Mariupol 慘絕人寰的悲苦境遇，德國政要們做了什麼？梵諦岡的教宗又做了什麼？他們真的沒有能力挽救（緩解）這些人的苦難？還是準備在未來面對良心的拷問？

Mariupol 是右下方濱臨黑海的藍色小點

除了教宗 Francesco，沒人能立即拯救 Mariupol

      如果我是現任教宗 Francesco，我會在數天前就已經召開國際記者會，宣布在次日上午將帶領人道救援物資的車隊奔赴  Mariupol，並且在回程時載著急需醫療的人離城；我會在記者會上宣布每日救援的行程（詳細路徑，出發時間，沿途預定到達時間），號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捐贈物資，並號召歐洲的天主教徒參加救援車隊；我還會邀請全世界的媒體記者當見證，沿途採訪，直到 Mariupol 解危。

      第二天起，我會高調地搭敞篷車，高舉梵諦岡國旗，從集合地點帶著車隊浩浩蕩蕩地出發，並且沿途實況轉播。為的不是虛榮，而是讓俄國沒有藉口說：「我們不知道那是人道救援車隊。」

      我還會在上述的記者會裡事先宣告，只要砲彈、火箭或巡弋飛彈落在我所公布的路徑上，不管它們落在哪裡，我的座車都會往它們的落點開過去！

      只要夠大張旗鼓，資訊公開且即時，我不相信俄國敢跟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為敵，在實況轉播的鏡頭下砲轟教宗的座車！

      假如真的不幸喪生在俄國砲火之下，我將引以為榮，甚至視之為身為教宗的最大榮耀。

      耶穌願意為罪人流他自己的血，我若是教宗，沒有道理不願意為 Mariupol 城裡超過 20萬的生靈流自己的血。耶穌在最後的晚餐裡為門徒與基督徒（宣示願意效法基督，當他門徒的人）示範洗腳禮，並且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在《馬太福音》第25章裡他又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教宗既然自以為是使徒彼得的傳人，豈能不率先去實踐耶穌的教訓？

      我甚至還要在行前的國際記者會上公開邀請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請他一起共同率領人道救援車隊，而不只是呼籲雙方和談。

德國政要將如何跟後代子孫交代？

      當納粹在集中營裡殘殺猶太人時，有些德國人在事後說：「那些集中營都離德國的城市太遠，甚至不在德國境內。」有些德國人無法排除良心的譴責。

      什麼樣的「良心譴責」？是「德國人殺害猶太人，而身為德國人的我們卻「什麼也沒做」？重點是「同為德國人」，還是「什麼也沒做」？

      「同為德國人」只不過是偶然，真有那麼重要嗎？在我看來，「什麼也沒做」才是重點：看著集中營的慘狀，不管你是不是德國人，不管犯罪的人是不是德國人，都不該 do nothing。

      所以，很多德國人用「當時我們什麼也不知道」當辯白（或藉口）——因為，如果不知道，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合理化「什麼也沒做」。

      另一方面，當納粹殘殺猶太人時，知道實情的德國人能做什麼？示威、抗議，然後被關進另一座集中營？還是暗殺希特勒，而一再失敗？兩種都有人做，但都是少數人。

     譬如，納粹在1939年起開始全面性地屠殺有生理缺陷的人，號稱要優化德國人的血統，此舉就受到許多天主教教區主教的反對。其中一位主教  August von Galen 公開譴責納粹的各種暴行，並且指出：「生命權，不受侵犯的權利，以及自由權乃是任何社會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任何政府若未經司法程序就侵犯它們，就會「在公民的良心裡失去對政府統治權的尊重與威權」。他同時呼籲，所有的基督徒都應該要挺身反抗對生命的殘害，即便因而失去生命也義不容辭。

      由於受到這位主教的感召，同時因為從自身在德俄戰線（東方戰線）親自見證與耳聞德軍在俄國的大屠殺以及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滅絕行動，慕尼黑大學醫科學生 Christoph Probst 和 Hans Scholl 將自己的見聞告知身邊可以信任的師生（含 Hans Scholl 的妹妹 Sophie Scholl），組成地下反抗組織「白玫瑰」（Die Weiße Rose），寫了六份見解深刻而非常感人的傳單（參見這裡的內文），揭露納粹罪行，鼓勵德國人以道德良知挺身反抗納粹，並且到處傳送（其中第六份被盟軍發現後大量複製，到處空飄發送）。

      後來納粹積極查證追捕下，Hans Scholl 兄妹和 Christoph Probst 首先被送上斷頭台，死的時候分別只有 23、21、23足歲！

慕尼黑大學前的白玫瑰紀念碑

      對比下，今日的德國政要能做的事多得很：斷絕跟俄國的能源交易，將所有俄國銀行全部逐出 SWIFT，提供烏克蘭更多、更有力的防空武器，etc。

      然而他們做了什麼？EU是做了很多事，但是德國有能力作更多事——譬如，正式要求俄國立即停止轟炸 Mariupol，否則立即對俄國施行全面制裁的、徹底的經濟制裁，並且動員 NATO 所有的防空武器系統擊落烏克蘭上空的俄國巡弋飛彈，同時將 EU 的防空武器遞交烏克蘭，讓他們可以打擊轟擊 Mariupol 的軍艦、火炮等。

      為了有效緩解 Mariupol 的絕境，德國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卻眼睜睜地看著 Mariupol 陷入人間地獄，而遲疑著不肯伸手。為什麼？據說是「不願擴大戰爭規模」。真的嗎？還是怕德國人受不了能源價格上漲？怕耽誤了自己的連任？

      德國在 1990年時的人均 GDP 是 11,404美元，2020年是 45,724美元（見下圖）。就算經濟倒退，使得人均 GDP 減半，還是可以維持約莫公元 2,000年的水準。

德國歷年人均 GDP （美元）

      假如連這一點點犧牲都不願意，而寧可天天看著電視上的 Mariupol 陷入人間地獄。這樣的德國人，如何回答後世的質問：「當 Mariupol 陷入人間地獄時，你們做了什麼？」當然不能再推諉說：「當時我們什麼也不知道？」那麼，難道要說：「那不關我們的事！殘忍的是俄國人，而烏克蘭既不屬於 NATO，也不屬於 EU。」

      假如真要用這當藉口，那麼德國政要的道德標準之低，真的是徹底枉費美國中將 Ben Hodges 對德國的讚譽：「德國的領導地位不只是在經濟方面，還在於道德方面的權威性，那是德國在過去70~80年內累積出來的。」（見底下錄影第 19:50）

      因為，道德不只是關乎「你做了什麼」，也關乎「What you didn't do」——譬如「當罪惡橫行，而你有能力阻止時，你究竟做了什麼？」

We cannot do nothing!

      Katja Gloger 是斯拉夫裔的德國記者，在漢堡大學獲得「斯拉夫研究與政治」的碩士，論文題目是「俄國1855-59雜誌（月刊）中對克里米亞戰爭（1853-56）的認知」。畢業後她擔任週刊（雜誌）「der Sern」的記者，並曾派駐華府五年，精熟俄國與華府事務。

       她在 2015年出版了《普丁世界》，記述她跟普丁的對話，以及她對普丁的研究與觀察。因為立場超然且觀察入微，因而深獲好評。

     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她受「德國之聲」（DW）之邀上「To the Point」節目談經濟制裁對俄國與全球的影響。雖然主持人質疑經濟制裁成效有限且傷及無辜（土耳其和中東等仰賴小麥進口的窮國與窮人），但是 Katja Gloger 回答：「We cannot do nothing」。

       不知道那些擁有權柄，享受權柄，且有能力改變現況的人們，是否聽得到「白玫瑰」遙遠的呼喚，以及 Katja Gloger 的那一句「We cannot do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