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從北大哲學系一路念到哲學博士的周國平說：「不知道。」托爾斯泰則說：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因人而定——你若一輩子都在做無意義的事，過無意義的生活，你的人生就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一直在做有意義的事，過有意義的生活，你的人生就是有意義的（人一生的意義或價值，等於他所做每一件事的意義或價值的總和）。
念哲學的人可能會批評托爾斯泰的答案「素樸而近乎天真，未經哲學的思辨檢證」。但你可千萬別看輕它——它可是托爾斯泰窮畢生的思索、閱讀與實踐，甚至長期為它所苦而濱於自殺邊緣，而我們之中比托爾斯泰聰明、深刻的人可不多見。
一、這個麻煩的問題
雖然托爾斯泰的答案很簡單、明白，周國平說的也沒錯。假如這個問題可以有一個清楚的答案（不管是用幾千頁的篇幅去回答），它就不會困擾數千年來無數的哲學家，而最後卻各執一辭——從亞里斯多德的幸福觀，到叔本華的悲觀論調，或各種的虛無主義，而維根斯坦甚至一度懷疑：「這是一個不會有答案的問題。」
隨手舉個例子，今年 74歲的 Terry Eagleton 是英國學術圈內著名的人文學者，他在 2007年出版了一本一百多頁的書 The Meaning of Lif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來談這個問題。
他先用「這個問題到底是在問什麼？」「這是一個會有答案的問題嗎？」來糾纏讀者，接著挑了幾個關鍵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叔本華、海德格、維根斯坦、馬克斯等）來扼要地告訴讀者不同時代對這問題的理解和回答是如何地歧異，以及現代與後現代主義為何傾向於讓每一個人自己去回答這個問題，而不是由哲學家給予一個統一的（適用於每一個人的）回答。光是繞這麼大的一個圈子，就花掉全書 >80%的篇幅。
不過，任由每一個人自己去給答案，有可能產出許多任性的（甚至殘忍的、令人髮指的）回答（譬如希特勒，或者二戰時的日本軍閥）。
因此，Terry Eagleton 還是堅持要找出一些具有客觀基礎且可能被普遍接受的原則。在最後一章裡（有 pdf 檔可以下載），他先給了一個原則：人生的意義並非為一個語意明確的問題尋找一個明確的答案（solution to a problem），而是在尋找一種活的方式（living in a certain way），以便讓人生變得值得（what makes it worth living）。
其次，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人生變得「值得」呢？不是短暫的快樂，也不是權力和財富（頂多只是促進幸福的手段或工具，而非幸福本身），或佛洛依德所謂的慾望，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智性的思索（intellectual contemplation）等，而是愛（拿食物給飢餓的人，拿水給渴的人，讓這個人間變得更值得活；或者像參與一個樂團的演出那樣地因為「愛」音樂而自得其樂，甚至於不需要問音樂的意義——一種不強求意義，近乎「無意義」的純粹喜悅）與自我實現（他把這視為亞里斯多德式「幸福」的核心）。此外，愛與自我實現之間沒有衝突，而是相輔相成。
繞了一個大圈子，充分展現了 Terry Eagleton 對哲學的淵博知識與慎思、明辨之後，他卻像是開玩笑般地給了我們最簡單而合乎直覺的答案——而且跟托爾斯泰花了一輩子的苦心後找到的答案相去不遠。
盡管這個答案充滿折衷主義的色彩（對亞里斯多德的版本略加修改，以吻合康德「行善是道德的必要條件」和「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後現代的「無意義」），但是卻不見得能涵蓋所有重要的候選項目（卡謬就有可能會問：「那麼，推石頭上山呢？」華茲華斯可能會問：「我們跟大自然的那一層神聖盟約呢？」，而齊克果和尼采都有可能會覺得這些都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此外，絕對會有平庸而傲慢（因為不自知）的哲學教授找得出書中許多論述的瑕疵，並把它們宣告為「嚴重地違背哲學所堅持的嚴謹與客觀」。
這樣子兜圈，結果還招惹到平庸的哲學教授來攪局，有必要嗎？
二、最重要的是........
當一個人在認真追問「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時，他最需要的是打開人生的視野（看到更高的價值），並且說服自己，以便起而行，去提升（豐富）他的人生價值。
假如一個人花十年的時間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談這一件事，批評了一大堆人，還集結成一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書，而他的真實生活（人生）卻跟他書裡的主張南轅北轍，這簡直就是學術界的神棍，耍嘴皮的人生。
托爾斯泰給出他自己的答案之後，確實徹底排除了他的虛無感，安頓了他那多疑而惶恐、焦慮、不安的心，死心塌地的過著近乎聖徒的生活。
我好奇的是，Terry Eagleton 在寫完他的書之後，有沒有找到更有價值的「way of life」？有沒有更篤定、坦蕩地照他書裡的結論去活？還是寫完書之後，將它束諸高閣，繼續過著與既往大同小異的生活？（我不認識 Terry Eagleton 這個人，也沒有預設的答案）
我不是要否定哲學思辨的價值，而是要把哲學思辨從「批評別人」導回到「為自己找答案」。
有時候哲學看似繞遠路在迂迴地說出我們原本就知道的答案，過程中卻幫我們排除了似是而非的答案，因此不能說這個過程毫無價值。更重要的是，這個迂迴的過程往往是我們說服自己的必要過程，沒有了它，我們無法篤信無疑地去實踐自己直覺上看起來是對的答案。
然而，只靠哲學的思辨，我們不必然能找到所有值得追求的人生價值。譬如，華茲華斯把他跟大自然的神聖盟約視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種情感既不是哲學思辨所能加以肯定，也不是哲學思辨所能加以否定的——除非你先擁有那種生命體驗和情感，否則你根本就沒有資格去論斷，此所謂「夏蟲不足以言冰」。
此外，哲學的思辨不必然比直覺更可靠，甚至還往往會惹是生非地製造莫須有的問題（所以，維根斯坦曾說過，當語言有病的時候哲學就誕生了）。譬如，希臘哲學家 Zeno 曾有過一個詭論：阿奇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Zeno 當然知道事實上阿奇里斯可以輕易地追上烏龜，他的詭論旨在凸顯一個事實：當哲學的分析越精確、越嚴謹的時候，其結論往往越荒誕。這個詭論後來在數學界以「無窮級數的收歛性」和微積分的「極限」概念獲得一度的「解決」；然而後來「無窮」這個概念又誘導出一堆似是而非的詭論，最終還是靠著直覺的幫助才解決。（關於這個主題，我曾在新竹的讀書會裡連續談過兩次，有興趣的人請參考「數學與語言哲學」、「數學與語言哲學-2」，以及「語言的侷限」這三段錄音）
因此，如何借助於哲學思辨來自我釐清，又同時不要墮入哲學語言的陷阱而衍生沒必要的自誤誤人，是很需要智慧和拿捏的（千萬記得：智慧≠哲學思辨）。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得要在哲學之外尋找其他有利的管道（譬如小說、繪畫、音樂、大自然），打開我們的人生視野，看見所有值得追求的價值和生命體驗，而不要茫然無知地活在現實裡，也不要血色蒼白地困在空洞的思辨和無關乎人性的知識裡。
三、實踐上的問題
即便有很多讀者對 Terry Eagleton 的回答感到欽佩，問題（心裡的困惑）就解決了嗎？
也許只不過是把焦慮移向另一系列實踐上常見的問題：（1）我的時間與精力有限，在各種有意義的事情裡，我要如何抉擇？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價值量表」，幫我排出個大致上的次序？（2）根據我的能力和客觀環境，我能做到的是哪些事？（3）面對這些有意義且我能力所及的事，我如何樂意去做，而不是索然無味地去做？
抽象的理論基本上根本不考慮個人的差異，但是實踐的時候必然要考慮到個人的差異——不僅量身訂做，而且還要與時俱遷。
我在30歲以前雖然持續地有成長的喜悅，但是25歲以後新滋長的問題始終遠多於我找到的答案，因而惶惶終日，上班之外的所有時間和心血全付給了我的哲學思索，連妻子兒女都顧不了，更別說是行善，或者關心別人。
40歲以後認定自己不可能再靠讀書成長，開始把一部分時間捐給社會，那時候懷抱的純粹是值日生心態（盡公民義務，而且很認真地擦黑板），跟道德或行善毫不相干。
50歲以後我終於大致上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但是卻還是不知道在這大環境下有那些做得成，那些又會做不成。於是，我繼續「摸索跟這塊土地與同胞互動的方式，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
55歲退休，看見有些事似乎是只有我能做，而別人不會去做，於是在「捨我其誰」的責任感下，放下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拼命地在網路與媒體上發聲。
60歲以後，兀然發現絕大部分的「同志」根本就是假的（有些人棲身NGO而志在權力，有些人「只有統獨藍綠，沒有是非黑白」，只不過是用「人權」當藉口在遮掩其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而被愚弄的鄉民根本沒有人能救得起（很多人根本就忘恩負義，分不清好壞，不值得去救）。
於是，有一段時間我非常地悶，悶到只想關回書房去，只想跟歷史上的偉大心靈對話，不想再管台灣的任何大小事。
最近，突然想起來，我已經過了耳順之年，卻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台灣人內心的最底層在想什麼，以及他們最終要的到底是什麼。
我不是對台灣的社會發展一無所知。很不幸地，這兩年來台灣社會許多較大的發展趨勢都是我早已預見並事前警告過的（卻被深綠陣營加以曲解後斷章取義地攻訐）。譬如，聯合報最近關於兩岸關係的民調是我在一年多前就早已預見的，而民進黨各種令人髮指的政策也都是我事前預想得到（只不過明目張膽的程度和規模都遠遠超過我所能想像，好像他們認定「這一任如果不撈到夠，就算連任，台灣也沒剩多少可以撈了」）。
我所不了解的，是很難找到關心人生意義的人，很難找到關心人的靈性且願意付出時間、心血去追求的人。
難道人真的可以徹底地不關心人生的意義嗎？難道人真的可以完全不嚮往生命更高的境界和熱情嗎？到底是我對人的期待太高？還是台灣（兩岸三地）的教養環境真的出了問題？
是不是全球互動的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越個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因而再也不可能有「耳順」（聽得懂別人話裡隱藏的心意，甚至潛意識裡的動機）那回子事了？
在那麼多值得做的事情裡頭，我該怎麼選擇？
四、沒完沒了的問題
就算有一天你終於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知天命），甚至對於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有過人的宏觀視野和掌握，你還是不會確知客觀環境下你能完成那些事，不能完成那些事。因此，對於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如何取捨，還是會猶豫不決。
如果我們把「人生的意義」看成一個貫串「追求、探索、思辨、行動（實踐）」的完整過程時，它首先是一個「打開人生視野」的工作，接著是讓自己信服的工作，最後則是行動上的具體抉擇、取捨和拿捏。
人在變，世界在變，這個過程永遠沒有被徹底解決的一天。活著的每一天我都在試圖盡量增加我的人生意義和價值（通過我的行動和實踐），活著的每一天我都在重新思索、拿捏我要如何抉擇與取捨。
我的大方向越來越篤定，但是細節上的糾纏卻不曾終止，甚至每到關鍵時刻就有可能會讓我擱下一切手中的工作，重新思索「我要如何善用餘生，盡可能地活出它的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