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偉人與常民：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例

        讀慣傳統歷史課本的人很不習慣沒有偉人可以崇拜，他們總以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面對台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他們總害怕沒有偉人的台灣將如舟之無舵，會被全球激烈的產業競爭淹沒。所以，很多人需要有個李國鼎或張忠謀來崇拜，才會心安。事實呢？

        據說沒有除賢修就不會有科學園區。好吧，就從事實來看看台灣的「科技奇蹟」到底需要多少偉人！

        園區的誕生歷經許多人之手，每個與事者都有不盡相同的回憶和對於參與者的評價。李國鼎說他在1968年時就跟徐賢修提過科學園區的構想。1976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接受國科會主委徐賢修的建議而決定設立科學園區。同年，經濟部長孫運璿獨排眾議，選派38位研究人員赴美國RCA公司接受半導體訓練，並大力支持工研院興建首座晶圓示範工廠，以7.5 um製程，每週可量產三百片三吋晶圓。工研院電子所並於1976年移轉美國RCA的製程技術，1977年引進美國IMR的光罩技術。赴RCA學習的技術人員歸國後，工研院晶圓示範工廠正式開始運作，營運滿六個月後良率已經高達70 % 以上，甚至比RCA本身的良率還要更高，以致RCA曾向經濟部提案要買下示範工廠。沒有這些工程師，不會有後來的半導體產業！

        

        接著，1979年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籌備處，並於1980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幕。但是，我在新竹親眼所見卻是：園區成立之後將近十年的時間內，絕大多數廠房乏人問津，甚至空置多年而乏人維修。只有理念和技術，不足以產出後來的園區產業。

        對於這一段時間政府的努力，我覺得「台灣工業文化資產網」的評價是公允的：「這些由國家主導的策略，企圖引進半導體產業製造流程的上游(設計、光罩)與中游(製造)技術及培養人才。但這些政策與民間企業未能發生實質交流，因此這一時期國內的半導產業仍是以外資的飛利浦、德州儀器和摩托羅拉的封裝業為主。」

        1981年，在工研院電子所的主導下成立公股為主的聯華電子公司（UMC），將國家研究機構的技術整廠移轉至民間部門。 但是當時民間對半導體產業並不瞭解，企業的投資意願低落，而留美學人的投資則紛紛失敗。此外，行政院於1982年開始推行的「超大型積體電路發展計畫」（VLSI計畫）只有設計技術的進步，而沒有民間的生產能力來支援，再度顯示政府主導的政策與民間企業能力之間的落差。

        1982年聯電遭遇嚴重虧損。後來曹興誠與宣明智在美國看到家用電話的商機而狠撈了一筆，出貨量從1982年的400萬顆成長到1983年的2,400萬顆。但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興起還需要等一大段時間。

         1980年代矽谷附近因為居民懷疑矽谷半導體排放有毒廢水污染社區而紛紛抗爭，1982年矽谷毒物聯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成立，1985年美國政府證實矽谷周邊胎兒異常或死胎比率明顯偏高，抗爭更加激烈，矽谷半導體廠一再遷徙並一再遭遇環保團體抗爭。這些紛爭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有了瓜分市場的機會。 

       1985年張忠謀應邀回台主持工研院，1987年他帶著工研院的團隊與技術，和政府為主的資金創立台積電。恰逢1991年至1995年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景氣榮景，包刮1995年42.3%的高度成長，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才站上世界舞台。

        半導體產業的興衰涉及許多人的決策，外在市場的配合與不配合，大環境的機緣與運氣，民間企業的認知與進步，大量工程師的培養，絕對不是任何人的「先見之明」或「聰明睿智」就可以成事。許多早期的決策非常粗糙、配套不足，甚至一相情願；但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些「失敗」的決策畢竟為台灣社會累積下一些後來時機成熟時可以用的社會資源。因此當累積充裕後，只等時機成熟，便可以水到渠成。花開結果之後，碰巧承繼果園的人收穫了前人栽種的果實，而不知情的群眾就把一切功勞歸給當時的園主，殊不知：這人雖也功不可沒，卻不該一個人獨吞所有功勞。

        歷史是一個社會複雜的群體互動與長期累積所產生的結果，我們沒有能力看見整個歷史，只好把它極端簡化地化約成極少數人的決策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