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在舊曆年前五天走了，比我爸爸晚了三年又一個月；她不是走入被書寫的歷史裡，而是跟我爸爸一起走入被遺忘的歷史。
媽是台灣人的另一種典型：過目不忘，聰穎過人，卻被大時代埋沒了才份，表面上一輩子無所作為。
我的母親只有初中畢業，在鐵路局當了一輩子的基層員工和忠實的國民黨員。當我出版《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這本書時，曾問她要不要送她一本，她回答我：「只怕我讀不懂。」
但是，她在日據時代的新竹州（桃竹苗三縣）小學畢業會考拿到第一名，破例地代表新竹州所有台灣籍和日本籍的小學畢業生領畢業證書，讓一向高高在上的日本人羞愧與憤怒到無地自容。她只有日制的初中畢業，但是跟日籍老師通信總被已經遣返日本的老師拿來炫耀她的日文造詣。
她年輕時在鐵路局擔任電報員，一本厚厚的四碼電報密碼簿沒多久就整本記下來，收電和發電時無須翻閱電報密碼簿，直接解譯，因此每年鐵路局全省電報比賽都拿冠軍，家裡獎盃多到每年要拿一個去當廢金屬賣給收破爛的。我的同學或朋友只要到過家裡一次，她都可以在數十年後叫得出他們的名字。
我常想：假如我書法的底子和對底層台灣人的關懷承襲自父親，我的聰明和對藝術、文學與文化的敏感很可能更大一部分來自母親。
我的母親小時候家境優渥，跟我父親恰成對比。我的外祖母跟外祖父都出身新竹富有的地主，外祖父在新竹中學前面和新竹市郊有好幾筆龐大的田產，日據時期當過保正，一家靠收租過著富裕的生活；而現在的清華大學校園，日據時代就是我外祖母家養鴨和燒木炭的地方，現在清大成功湖上的小島就是鴨子下蛋的地方，母親小時候常划著竹筏到小島上去撿拾鴨蛋當娛樂。
據我媽說，她小時候口袋裡經常裝著滿滿的人蔘當零嘴，每次外祖父收租回來就買一大塊豬肉魯一整鍋給全家吃。
我常想，假如不是外祖父重男輕女，假如不是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讓富甲四方的外祖父家道中落，我媽後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成就？也許還在我之上？
我外祖父起初根本就不想讓我媽念初中，是小學校長到家裡罵我外祖父罵了很多次，他才不堪其擾而同意。初中畢業後媽就開始到待遇較優渥的鐵路局上班，用她的薪水協助支撐已經沒落的家境，讓弟弟妹妹去念新竹中學、台大和師範。媽要出嫁的那一天，外祖父不捨地說：「今天才知道妳是個女的，沒辦法一輩子靠妳支撐這個家。」
媽出嫁後，薪水一直都比爸爸高。雙薪的家庭慢慢有儲蓄，買下租賃數十載的破房子，成為我出生後的第一個家。小時候每遇颱風就滿屋漏水，全家一夜無眠地承接雨水、倒雨水。電報員要輪夜班，每逢假日就要加班；叔叔還沒結婚時，媽下了班還要煮飯給全家吃。媽沒有一句怨言。說我媽曾經犧牲自己，協助外祖父和我父親撐起過兩個家庭，並不誇張。
父親曾經多年在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上班，只有週末回家，媽養成凡事跟我商量的習慣，我也很習慣於幫媽媽做家事。母子雖然親近，但我一直沒有機會跟媽媽談我所了解或珍惜的思想、美術或音樂。媽喜歡唱歌，但是她的音樂世界跟我的音樂世界毫無交集。
我從媽媽的一生了解到：不要看輕成就不如你的人，要為自己的成就感恩而非驕傲。有很多聰穎過人的人被歷史與命運辜負了，或者為了家人而犧牲了成就自己的機會，你不見得有資格看輕他們。
面對我父母的一生，以及跟他們處境類似的絕大多數台灣先人，我常想：除非我們有能力突破表象，看見平凡中的不凡，以及他們一生的價值和意義，否則我們永遠不會有一部對得起先人的台灣史，也不可能找到值得台灣人和全世界認同的「台灣文化主體性」。
一位經濟學者寫下了一本「引領國家走向富強的人物和作為」，好像台灣的經濟是靠少數「精英」締造的，卻完全無視於兩個很簡單的事實：沒有那些為了家人而甘願被剝削與自我剝削的勞工，新興國家根本不可能崛起；這種經濟史觀根本違背亞當史密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基本假設：「由少數菁英來決定生產與資源的分配，不如由所有消費者來決定更有效」。
由「領航者」串接起來的歷史是一部虛構的歷史，遮掩了真正在這土地上生活過的每一個人，遮掩了真正推動歷史巨輪和社會發展的那些無名的人物：你我的父母親和祖父母親。有鑑於此，法國「年鑑學派」與「新史學」開展了與傳統「偉人史」迥異的史觀，提出了從常民觀點研究歷史的「常民史」（history from below）。
假如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一部「台灣常民史」，我們必須要先記載下來自己的家族史；假如我們想要了解台灣的常民史，先要懂自己父母親和祖父母親的生命史──你跟台灣歷史最真實的交會起點。否則，你的「台灣史」很可能只不過是藍綠政權爭奪戰中被虛構出來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