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劍橋期間有一個德國留學生曾告訴我：他們流行在高中畢業考上大學入學資格之後，先休學一年去，到自己心目中的未來職場去打工，不合意就換工作，直到找到自己真正要做的工作。然後利用這打工機會觀察職場所需要的各種專業知識和職能。搞清楚自己未來要走哪一行，再搞清楚走這一行要學會哪些知識，然後才會去念大學。上一段所述現象或許跟本段所描述的這種過程有密切的相關性。
但是，德國學生可以認真地為自己讀書，可能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做支撐：他們的所得分配相對地差距較小，工程師與勞工在工廠裡的決策權和社會地位落差相對地小。
在台灣，產業在政府的偏袒（與官商勾結）下畸形發展，使得很多科系畢業後出路狹窄；而在台灣的文化習染理，人們經常以財富、學位與社會地位的差異在彼此尖銳地傷害著對方的人格（爸媽和親戚往往是率先用成績、收入和社會地位傷害孩子人格的，而他們的口頭禪是「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我這一切都是為你好，難道我會害你不成？」）。在這樣的社會裡，有幾個人敢為自己讀書？
我在劍橋期間跟一位冰島來的哲學系博士生住隔鄰，經常在共用的廚房一起煮飯一起吃（但各煮各的，各吃各的）。他吃飯時一定拿一份英國哲學界出版的美學專業期刊邊吃邊讀，態度輕鬆得像是在看時報周刊影藝版。有一次我帶他去買二手音響，回程在一隻路燈桿上看到有人寫著「Reality cashpoint」（英國提款機叫 cashpoint），他突然感慨地說：「Where is the reality cashpoint for philosophy?」我們的對話裡經常發生這種情節：哲學思維跟日常生活的脈絡「交纏」、「短路」、「相溶」──哲學跟日常生活兩個脈絡絕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經常相互對話、彼此關涉的。他的人跟他的論文是無法分割的一體！
但是，我常批評台灣的學者：他的知識跟他這個人徹底脫節，他的知識也跟台灣這個社會徹底脫節，其實他這個人也跟他所處的社會嚴重地脫節。人、知識、社會，三個隨便選兩個，交集都近乎零！這樣的老師，會敎出怎樣的學生？這樣的人如果入閣，更不知道要害死多少。
我對冰島的社會情境了解有限，但是多少感受到那個社會也是容許成員安心地走自己的路。
其實，我愈來愈覺得：我們每一代努力的目標，不應該是留財產給自己孩子，而應該是留下一個愈來愈滿懷善意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其中包括財富重分配、包括人格的平等（不以財富、學位與社會地位等的差異來彼此尖銳地傷害），包括只競爭決策權和稅前所得而不要競爭工作權（大家工時縮短，每個想工作的人都可以工作，但是稅前待遇正比於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後通過財富重分配把用不玩的財富部分用來救窮，一部分用來當作下一代共有的資本財；讓每一代都因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可以比上一代更少花心思在現實，有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去追求個人價值與理想的實現，以便讓孩子們的未來因而比我們更幸福。這樣我們每一代的努力才有意義，也只有這樣，人類才堪被稱為「理性決策的人」。
如果一昧地風從新自由主義，我們每一代都會比上一代競爭更激烈（自動化與生產效率的上升遠超過有效需求的增加速度，使得就業人口減少，但全球自由市場的總勞動力卻持續增加），科技愈發達人的工作壓力愈大（粥少僧多，想工作的人多於職缺，競爭激烈），上班族累到下班後只能打電玩、當白癡，而沒有精力從事自己熱愛的創造性工作，或者從事任何可以增加個人意義與價值的工作。這是一個愈來愈瘋狂的世界，但新自由主義卻可以用「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推導出這麼非理性的制度性設計，你就知道新自由主義的推理過程有多非理性！
如果問我財富重分配有多重要，我的答覆如此：這樣你的孩子才能從小就活得像個熱情、活潑而有價值的人，而不是一輩子當財富的奴隸，並且彼此競爭、傷害，每個人都活得像個沒價值的人。為了這樣的目的而進行財富重分配，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