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亞洲國家都在花大錢搶奪名教授，台灣必須要跟著花大錢跟人家搶「人才」，否則會失去產業的競爭優勢。據說：五年五百億就是為了要投資台灣的未來。
「學術卓越」跟「產業競爭力」真的是正相關？還是有可能負相關？讓我們來看具體的數字，不要用中世紀神學的鬼扯方式來談真實世界裡底層民眾的苦難！
學術的研究不一定等於產業所需要的技術，因此我們必須先分清楚三種不同類型的研究：（1）基礎研究強調學理的創新與突破，（2）應用研究強調既有學理的新應用，而（3）新興國家產業升級與產品創新所需要的是先進國家既有技術的引進與專利的突破，其重點在於逆向工程而非原創研究，旨趣迥異於歐美的學術研究傳統。
此外，全球頂尖產業的競爭重點是專利，因為他們可以擁有完整而成套的產品專利來進行生產、授權與專利壟斷；但是零星的專利根本沒有商業價值，而亞洲新興國家很難突破跨國企業的專利壟斷，她們所獲得的零星專利不足以用來突破先進國或跨國企業的專利壟斷，而照樣必須用錢去買產品的專利授權來從事生產。因此她們申請到的專利對售價沒有積極貢獻，卻反而變成是生產成本上沒必要的負擔。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亞洲新興國家的企業都普遍地對基礎研究和產品專利態度非常不積極。
不過，亞洲新興國家以製造成本低廉為主要競爭優勢，只要企業的製造能力升級，可以產出較高階的產品而提高售價，就有機會賺到，因此，老闆對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主要興趣在於技術升級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但是這些研究跟歐美傳統上的學術研究無關，因此亞洲新興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與大學的國際學術聲譽關係非常地遠。
然而，亞洲各新興國家卻由一群搞不清楚產業需要的政府官員和顧問主導政策發展，大家一窩鋒地盲目模仿美國，強調基礎研究，使得許多歐美學者懷疑這樣的發展方向對亞洲新興國家沒有好處，只是浪費資源而已。
以亞洲的資電產業與相關學術研究為例，底下的經驗數據顯示：強調基礎研究的「學術卓越」和亞洲各國的產業競爭力沒有明顯關聯，甚至還可能會背道而馳。
美國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學會的最高榮譽是會士資格（IEEE fellow），用以肯定學者的個人學術成就。從二○一○年到二○一二年這三年期間，亞洲各國所獲得的新會士人數分別是：日本四十七人，台灣三十人，香港二十六人，中國二十人，韓國十三人，新加坡九人。如果以每百萬人口所擁有的新會士人數計算，排名是：香港3.714、新加坡1.800、台灣1.304、韓國0.265、日本0.367、中國0.015──無論用哪個計算基準，台灣的表現都比韓國和日本更亮麗，但是企業的競爭力卻遠遜於韓國和日本；而且日本有許多會士任職於企業界，韓國三星企業也有兩位新會士，台灣則是有三個公司各有一位新會士。
日本
|
韓國
|
台灣
|
香港
|
新加坡
|
中國
|
|
2010
|
15
|
3
|
11
|
3
|
2
|
8
|
2011
|
16
|
6
|
9
|
9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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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16
|
4
|
10
|
14
|
4
|
8
|
總計 T
|
47
|
13
|
30
|
26
|
9
|
20
|
人口數 P
（百萬）
|
128
|
49
|
23
|
7
|
5
|
1340
|
T/P
|
0.367
|
0.265
|
1.304
|
3.714
|
1.800
|
0.015
|
上面這些數據告訴我們：日本大型企業已經擠身全球頂尖公司，有機會從基礎研究獲得利益，因此願意出資進行基礎研究；韓國三星集團雖然已經是國際級的大企業，仍無法有效突破先進國家的專利封鎖，仍以製造為主，因此無法從基礎研發獲利，對基礎研究的興趣止於剛起步；但是台灣、香港、新加坡和絕大多數的韓國企業的競爭優勢都在於製造，根本無法從基礎研究獲利，也不需要基礎研究，因此優異的學術表現來自於跟產業升級無關的政府投資。因此，韓國近年超越台灣的原因不在於「學術卓越」，而在於產業政策的得失以及產學之間的相互配合。
韓國的學術和企業文化都遠比台灣更像日本，政府在戰後刻意栽培三星與現代等大財團來從事全球競爭，學術上則重視資深教授的領導以及和企業的互動。韓國企業不僅出資贊助許多學術界的應用研究，而且把企業的研究中心設在大學，甚至在私立大學佔有股份。這些研究的重點都是針對韓國企業升級的需要，對國際學術界較少貢獻，因此韓國學者在國際舞台上不如台灣學者活躍。相較下台灣學術界的研究經費都來自政府，研究內容與國內業界需要嚴重脫節，對於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罕有貢獻。
此外南韓產業發展多元化，半導體及面板約占其出口比重十五％，船舶、汽車、電腦家電及手機分別占出口比重的十一％、九％及七％，石化業亦占相當份量，因此可以充分運用大學各科系培養的人才，也有助於充分就業。而台灣同期間半導體及面板占出口比重已達三十％，加上資通訊產品則高達四十％，政府租稅補貼過度集中於特定產業，使其他科系人才無所用武，造成教育的浪費與其他產業的發展瓶頸。（較完整的數據與論述詳見《2020台灣的危機與挑戰》）
各國產業發展條件與社會發展目標不同，必須有自己的產業發展策略；學術界的研究與教學是為產業發展和社會目標服務，更沒道理一窩風地抄襲國外。
攸關台灣對外競爭力的最核心問題是產業政策錯誤，大學與產業的發展需要脫節，根本不是一堆名嘴、報紙社論和國策顧問鬼扯的那一些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