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科會主委與三位副主委聯名發表了〈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我原本懶得評論。但是有讀者一再來函要求我評論，只好承認一個事實：我是批評 SCI 與 SSCI 等評鑑指標最積極的人之一，似乎有責任向社會大眾表達我對這一份宣言的意見。
這個聲明講得一付義氣凜然的樣子，好似決心大刀闊斧地認錯改過，但改了什麼？「自今年七月起，我們希望國科會的評鑑能超越指標的束縛，邁向一個真正能提升學術卓越的境界。」不過，這個「重大變革」保留兩個但書：（1）「各學術處爾後會強化複審會議的功能，用比較細膩的討論過程，來取代以往用呆板指標簡化學術判斷的流弊。」（2）「在少數特殊情況下，學術處長如果認為某個領域的某個學研指標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他們還是可以向評審提出來，但那是他們的判斷，而不是某種錯置手段與目標的學界慣性。」
也就是說：所謂的「重大變革」只不過是把過去用電腦計算出來的 RPI，改為由評審委員手動計算而以，國科會的核心價值根本不變：繼續只重視期刊論文發表以及對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而不在乎學術研究與社會的需要或學生的需要脫節的事實，也不在乎學術「卓越」已經變成變相地在剝削學生，滿足個人的虛榮心，鼓勵台成清交教授浮爛收研究生，而違背學術最根本的傳統與核心價值。
方法變了，核心價值根本沒有變；皮毛的錯誤改了，根本的錯誤硬是抵賴不肯認錯──或者根本沒有能力看到過去核心的錯誤：國科會推動的是出賣這個社會的「學術殖民」政策。
國科會的最高階主管迄今還是不明白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國科會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學者個人的「學術卓越」，而是思索台灣整體社會的挑戰、困境、危機與未來，針貶台灣社會的價值，引領台灣社會走向一個更好、更值得發展的方向。
我對這一份宣言的基本立場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如果國科會主委、副主委和足以影響國科會決策的那一群人就是靠著過去那套價值觀爬到今天的位置，他們怎們可能會否定過去的價值觀？如果這些人就是靠著過去那套價值觀而獲得講座教授的地位和最高可以達到正教授三倍薪水的利益，如何期待他們改變核心的價值觀？
我對這份宣言的失望充分反映了我跟這一群人在價值觀上的激烈對立：我堅持學術研究是為了台灣社會（因此我寧可去做對台灣社會有用而無法在國外期刊發表的研究），同時學術研究必須兼顧學生的需要（因此必須視學生的未來發展斟酌給學生的題目，但這樣下來就無法進行福特式量產，產能必然嚴重下降，業績一定比較不亮麗）。當然，我的堅持跟他們的宣言南轅北轍。
這一點也不讓我感到意外，畢竟我跟他們是服膺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追求截然不同的人生。
其實，這不只是「既得利益」的問題，更是意義感的問題。這些人就是認同過去的價值觀（只在乎個人的學術地位與虛榮心的滿足，而不在乎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對學生養成教育的實質幫助），所以才有辦法持續進行跟社會與學生無關的研究，而獲得今天的國際學術地位。要他們承認過去國科會的價值觀有偏差，等於要他們承認自己過去所花費的心思價值低微。這容易嗎？
此外，這裏頭還牽涉到生命經驗的問題。不曾在學生時代關心過台灣社會的人，才有辦法一直專注於跟台灣社會無關的研究；不曾關心過台灣社會的人，當然也不可能知道台灣社會需要什麼。
三位副主委中有一位跟我在高中時期還算談得上幾句話，我也至今相信他是一個樸實、誠懇的人。他願意擔任國科會副主委讓我訝異，他願意在這份聲明上簽名讓我失望。揣摩很久，我只能這麼猜測：他一直是個單純的人，很可能迄今還是只有科學的思考而沒有人文的深度與社會學的修養，因此無法了解自己的作為對這個社會將會有何作用；但是到了這個年紀，科研無法滿足他的意義感，因而他只能在抽象的想像裡滿足「服務於社會」的渴望，而沒有能力了解自己的作為是在協助這社會或傷害這社會。
「目光如豆，與自己生長的土地徹底脫節，與自己的同胞徹底脫節，除了自己狹隘的學術研究領域之外一無所知，對於自己的作為是否在傷害這個社會一無所知。」這是台灣（或者說華人）學者普遍的悲哀。
追求「學術卓越」的人普遍地不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個學術買辦，跟鴉片戰爭的那些買辦在精神上有著密切的近親關係。要期待這些人主動走出「學術殖民」的困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