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教」的教徒一定會很喜歡 Thatcher 這一段很有名的 雜誌訪談（主題是「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I think we've been through a period where too many people have been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have a problem, it's the government's job to cope with it. 'I have a problem, I'll get a grant.' 'I'm homeless, the government must house me.' They're casting their problem on society. And, you know,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And no government can do anything except through people, and people must look to themselves first. It's our duty to look after ourselves and then, also to look after our neighbour. People have got the entitlements too much in mind, without the obligation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entitlement, unless someone has first met an obligation.」
牛津大學化學系畢業的柴契爾夫人可能真的不懂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盧騷的社會契約論。她不知道：當她宣示就任首相時，她從每一個選民手中取得一份授權，可以動用警察，可以推動政策，可以因而使某些人變得更富有，可以使某些人無以維生；這些權力來自於每一個人的信託，而她則必須相對地保護所有人的工作權、財產權等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當她就任時，每一個人都已經進了他們的第一份責任（交出自己做為自然人的一部份天賦人權），因而可以要求她履踐該盡的相對義務。
柴契爾夫人一直誤以為她的老師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也一直誤以為她所推動的是海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或亞當●史密的自由主義。其實，當她說出「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時，她已經放棄她的一切權力基礎，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更貼切地說：她相信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把「弱肉強食」當正義，把「人吃人的社會」當作社會發展目標。一個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根本沒有資格當倫理學家亞當史密的信徒，一個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根本沒有資格進入民主政治下的內閣。
在「國富論」裡，亞當●史密曾經告誡國王和他的家臣不要干預市場的運作："It is the highest impertinence and presumption… in kings and ministers, to pretend to watch over the economy of private people, and to restrain their expense... They are themselves always, and without any exception, the greatest spendthrifts in the society. Let them look well after their own expense, and they may safely trust private people with theirs. If their own extravagance does not ruin the state, that of their subjects never will." 很多人因此用亞當●史密當擋箭牌，要政府管好他自己的事，不要管市場。
拿亞當●史密當擋箭牌的人一直刻意忘記這個倫理學家願意接受貧富差距的前提：他相信分工與市場機制會使得全國財富的增加速度超過貧富差距的擴大速度，因而使貧者受益。這個觀點，他不僅在《道德情操論》裡很明白地講過，其實他在《國富論》裡就已經講過了。因此，說出「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的柴契爾夫人，顯然沒有資格當倫理學家亞當●史密的學生或讀者。其實，我可以很有保握地打賭：柴契爾夫人從來沒有讀過《國富論》，她只是從有限的聽聞中斷章取義地扭曲亞當●史密而已。
此外，亞當●史密在 1776年寫「國富論」時並沒有預見到 1789年–1799年 的法國革命與後來的民主共和國，他也不見得有機會讀到 1762 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否則，他很可能會認真去思考該如何改寫上面那一段話，以便兼顧市場機制與政府責任（政府的權利來自於它的責任）。
更重要的問題是，亞當●史密一直沒有預見到大企業的誕生，也沒有警覺到：當企業大到足以勒索國家時，他決不敢再說：「每個人都自私，其結果對社會是好的」――亞當●史密一直沒有警覺到他的理論有一個基本假設：他所設想的自由市場是一個完全自由競爭，沒有任何企業大到足以勒索政府。首先提出「必然有人會操縱政治來扭曲市場，進行不公平競爭」這問題的是李嘉圖（David Ricardo）。「市場教」的教徒通常是漠視政治經濟學，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政治經濟學的業餘玩家。
假如「市場教」的教徒那麼不喜歡人們批評市場機制，那很簡單：他們只需要邏輯一致地乾脆擁護無政府主義（不盡責的政府當然也就不該有權利），或者向我們保證：市場機制會自動地管理國家和所有大企業，讓他們絕對無法劫貧濟富。
可惜，自由市場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為有政府以警察權保障商業契約的履行。無政府主義之下自由市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同樣地，市場機制不可能以絕對公正的態度管理國家和所有大企業，讓他們絕對無法劫貧濟富。
既然如此，市場就不是萬能，我們（不懂經濟學的人）就必須（而且有權）繼續問：這樣的經濟政策合理嗎？假如「市場教」的教徒不准我們問這問題，那麼他們的真正主張就變成是「以『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幌子』的集權主義」。果其然，他們憑什麼反對集權的國家與制度？他們憑什麼自稱是海耶克的信徒？
你且聽一聽看溫家寶同志怎麼讀亞當●史密：「亞當·斯密寫過兩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論》，一本叫《國富論》。《國富論》是講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道德情操論》中有一段話很精彩，他說如果社會財富只集聚在少數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我覺得這個話是對的，所以要講公平，要把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價值。」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溫家寶比牛津化學畢業的柴契爾更有能力解讀亞當●史密，你說那是因為溫家寶的英文閱讀能力比柴契爾好？還是因為共產黨員比資本主義的信徒更有良心？
況且，身為台灣人，我們更加必須要警覺到一件事：就像Noam Chomsky早已指證歷歷的，我們是美式自由主義的受害者，沒必要去崇拜那些加害我們的人！
不客氣地說，台灣的「市場教」教徒要不是出賣台灣的賣國賊，就是認賊作父的可憐蟲。這樣的人怎麼還敢囂張跋扈？除了無知之外，還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