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在各種不同組織的調查中經常都是被評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家，10月12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調查裡她又位居榜首。不同的報紙對這消息有不同的報導重點，有的沒注意到中國在這一次的調查裡位居第八（「全球最幸福國家 丹麥再度蟬聯第一」），有的把中國的排名當首要重點（「最幸福國家排名中國名列第八 丹麥居首位」）。
可惜這些報導裡都沒有真正抓到「幸福感」的關鍵：社會的公平性，以及對未來的安全感。而以GDP衡量的全國總所得遠遠不如前兩者重要。所以，美國在「幸福感」的排名中總是表現不出色（這一次是第19名，遠遠落後於中國）。
比較深入的研究是英國Leicester大學社會心理學家A. G. White 教授所公佈的全球各國快樂指數排名（Global projec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1]，2007年一月底商業週刊第1000期有較完整的報導。在這排行榜上，人均所得僅1800美元的不丹在快樂排行榜上卻高居全球第八名，遠高於歐美七大工業國，而台灣、香港、法國與印尼並居全球第61名，低於馬來西亞（第17名）與蒙古（第57名），日本與韓國則分別排在全球第88名與99名，明顯落後於菲律賓、越南、中國與泰國。
許多富國都比窮國更不快樂，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數據。也因此，這份報告引起許多國家的媒體注意。不丹的快樂來自何處？這問題尤其引起學術界的好奇與關切。
當時在牛津大學求學的不丹國王旺查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深感英國人雖富有卻很不快樂 [2]，因而警覺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弊端。他在就任第三年時的1974年首倡「國民快樂總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來代替傳統的GDP（國民生產毛額），作為國家的發展指標，力求教育、醫療與政治、經濟的平等，以及避免唯物導向的國家發展。[3] 這個明智的抉擇繼以具體的施政成果，使得不丹會在各種全球國家幸福指數調查中總是名列前茅，也使得旺查克國王名列 2006年 Time 雜誌上「對今日世界影響最深的人」名單。今天的不丹也成為所有研究國家發展者不敢輕易遺漏的一個典型。 財富不會使富人更快樂
到了1970年代，學術圈終於有足夠的數據對每式社會發展提出立論嚴謹的警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學與人口學家伊斯特林教授（Richard A. Easterlin）首先在1974年以確實的數據論證提醒美國人：物質財富的持續增長無法增進美國人的幸福。他的證據是：儘管1946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的財富有明顯的增長，但是統計調查顯示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的幸福程度有明顯變化（幾乎持平）。[4] 接下來的20年內GDP 持續上升，1996年每人平均GDP已達1946年的三倍，但是快樂指數還是持平 [5]，反而覺得自己很快樂（very happy）的人數比率從1958左右就開始持續下降。[6] 日本從1950年代開始到最近每人的平均收入已經增長六倍，但是快樂指數也沒有什麼變化；而歐洲從1970年代以來快樂指數也大致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有丹麥和義大利是例外。[7]
長期擔任英國新工黨與俄羅斯政府顧問的倫敦經濟學院Richard Layard教授在他的經濟學名著《幸福：新科學的教訓》裡把「經濟發展的悖論」作為他的主題：「我們的生活存在悖論。多數人希望收入越來越高，並為此不懈努力。但是儘管西方社會越來越富足，人們並沒有感到越來越幸福。」[8] 另一方面，Layard 卻從心理學實驗發現：人對財富的需要往往是因為嫉妒，而非因為需要。研究者請哈佛公衛所研究生就以下兩者進行選擇：（A）你每年賺五萬美元而別人只有你的一半收入，（B）你每年賺十萬美元但別人是你的兩倍收入。結果大多數人寧可比別人富有而變窮，也不要輸人而變富有。[9] 根據 Easterlin（2004） 的研究，許多人都會期待所得水準提升20％左右。
痛苦是因貧富不均
Easterlin進一步指出：許多人都會期待用財富的增加來提升他的快樂[10]，那是因為他們假設當自己的財富增加時別人的財富並不會增加。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指出：如果財富可以讓一個人更快樂，那是因為他借財富而提升自己和別人的相對地位，而非因為財富本身可以讓他更快樂。[11] 譬如，東歐的人在德國合併後，雖然財富增加了卻反而對生活不滿普遍地感到，因為他們比較的對象從東德的鄰居變成了西德的同胞。再譬如，不管一個人有多富有，當他覺得比親戚窮時，就會感到不快樂。
Richard Layard授更進一步指出：電視的普及化使得人們進行財富的比較時對象變寬廣了，偏偏電視上報導的絕大多數是不勞而獲或者不義致富的人，因而使得人們普遍地變得更不快樂。[12]
貧窮是階級問題，而非GDP的高低
貧窮有三個層次的問題，都是因為貧富均而造成的階級問題，與GDP的增減關係不大，與財富的分佈關係較大：
（1）當窮人必須跟富人生活在一起時，富人會提高他生活周邊的物價水準（住屋、地價、房租、店租、乃至於食物、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提高窮人的最低生活消費，而逼迫窮人難以為生。
（2）富人的子弟以他的用品（車、衣、房、暑假出國旅遊）造成窮人子弟的壓迫感，乃至於羞辱。
（3）雷根式的資本主義追求的不是「創新所造成的效率」，而是壓迫與剝削所造成的「效率」；失業不是因為勞工的產值太低，也不是因為企業獲利太低，而單純只是因為企業主想要遷移到更高利潤的地方去。雷根式的資本主義把勞工當作「用後即丟」的工具，而不願意去面對一個事實：勞工對企業的貢獻遠大於企業支付給勞工的薪資。
台灣的問題
根據BBC在2006年的一份調查[13]，81％的英國人認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追求全體民眾的幸福（happiness）而非財富（wealth）。這並不讓人奇怪，本來財富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企業主和學術領袖只顧追求GDP和個人的財富增長，卻不明白台灣的社會問題在於剝削與踐踏勞工，而非GDP不足；而許多老闆則沒搞清楚：自己的痛苦在於心靈的空虛與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結果只會用財富的追逐來逃避被人比下去的痛苦，而沒有能力善用財富來創造自己的人生意義。
台灣的政客不值得期待。如果台灣的企業領袖與學術領袖繼續地無法覺悟，當愈來愈多的窮人無以為生時，富人也將難以寧日。
到了1970年代，學術圈終於有足夠的數據對每式社會發展提出立論嚴謹的警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學與人口學家伊斯特林教授（Richard A. Easterlin）首先在1974年以確實的數據論證提醒美國人：物質財富的持續增長無法增進美國人的幸福。他的證據是：儘管1946年到1970年之間美國的財富有明顯的增長，但是統計調查顯示美國人並不覺得自己的幸福程度有明顯變化（幾乎持平）。[4] 接下來的20年內GDP 持續上升，1996年每人平均GDP已達1946年的三倍，但是快樂指數還是持平 [5]，反而覺得自己很快樂（very happy）的人數比率從1958左右就開始持續下降。[6] 日本從1950年代開始到最近每人的平均收入已經增長六倍，但是快樂指數也沒有什麼變化；而歐洲從1970年代以來快樂指數也大致上沒有什麼變化，只有丹麥和義大利是例外。[7]
長期擔任英國新工黨與俄羅斯政府顧問的倫敦經濟學院Richard Layard教授在他的經濟學名著《幸福：新科學的教訓》裡把「經濟發展的悖論」作為他的主題：「我們的生活存在悖論。多數人希望收入越來越高，並為此不懈努力。但是儘管西方社會越來越富足，人們並沒有感到越來越幸福。」[8] 另一方面，Layard 卻從心理學實驗發現：人對財富的需要往往是因為嫉妒，而非因為需要。研究者請哈佛公衛所研究生就以下兩者進行選擇：（A）你每年賺五萬美元而別人只有你的一半收入，（B）你每年賺十萬美元但別人是你的兩倍收入。結果大多數人寧可比別人富有而變窮，也不要輸人而變富有。[9] 根據 Easterlin（2004） 的研究，許多人都會期待所得水準提升20％左右。
痛苦是因貧富不均
Easterlin進一步指出：許多人都會期待用財富的增加來提升他的快樂[10]，那是因為他們假設當自己的財富增加時別人的財富並不會增加。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指出：如果財富可以讓一個人更快樂，那是因為他借財富而提升自己和別人的相對地位，而非因為財富本身可以讓他更快樂。[11] 譬如，東歐的人在德國合併後，雖然財富增加了卻反而對生活不滿普遍地感到，因為他們比較的對象從東德的鄰居變成了西德的同胞。再譬如，不管一個人有多富有，當他覺得比親戚窮時，就會感到不快樂。
Richard Layard授更進一步指出：電視的普及化使得人們進行財富的比較時對象變寬廣了，偏偏電視上報導的絕大多數是不勞而獲或者不義致富的人，因而使得人們普遍地變得更不快樂。[12]
貧窮是階級問題，而非GDP的高低
貧窮有三個層次的問題，都是因為貧富均而造成的階級問題，與GDP的增減關係不大，與財富的分佈關係較大：
（1）當窮人必須跟富人生活在一起時，富人會提高他生活周邊的物價水準（住屋、地價、房租、店租、乃至於食物、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而提高窮人的最低生活消費，而逼迫窮人難以為生。
（2）富人的子弟以他的用品（車、衣、房、暑假出國旅遊）造成窮人子弟的壓迫感，乃至於羞辱。
（3）雷根式的資本主義追求的不是「創新所造成的效率」，而是壓迫與剝削所造成的「效率」；失業不是因為勞工的產值太低，也不是因為企業獲利太低，而單純只是因為企業主想要遷移到更高利潤的地方去。雷根式的資本主義把勞工當作「用後即丟」的工具，而不願意去面對一個事實：勞工對企業的貢獻遠大於企業支付給勞工的薪資。
台灣的問題
根據BBC在2006年的一份調查[13]，81％的英國人認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追求全體民眾的幸福（happiness）而非財富（wealth）。這並不讓人奇怪，本來財富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企業主和學術領袖只顧追求GDP和個人的財富增長，卻不明白台灣的社會問題在於剝削與踐踏勞工，而非GDP不足；而許多老闆則沒搞清楚：自己的痛苦在於心靈的空虛與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結果只會用財富的追逐來逃避被人比下去的痛苦，而沒有能力善用財富來創造自己的人生意義。
台灣的政客不值得期待。如果台灣的企業領袖與學術領袖繼續地無法覺悟，當愈來愈多的窮人無以為生時，富人也將難以寧日。
[8] Layard（2005），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Allen Lane, page 3。
[4] Richard Easterlin,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5] Van Praag, Bernard M.S. and Paul Frijters,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Welfare and Well-being: The Leyden Approach” in 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and Norbert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6] Richard Layard, 2003, Happiness: Has Social Science a Clue? Lionel Robbins Memorial Lectures,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age 15, http://cep.lse.ac.uk/events/lectures/layard/RL030303.pdf。
[7] Layard（2003）。
[9] S.J. Solnick and D. Hemenway, (1998) ‘Is more always better? A survey on positional concer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sation, 37, pp.373-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