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當了五年講師，我看不出別人念完名校博士後有什麼能吸引我的特質，而他們口中的博士生就是「cheap labor」，因此一直沒興趣出國。一個家境富裕而又聰明的學生大三暑假出國三個月，回來後興奮地跟我談英國的種種，兩小時後我真的失去耐心，老實不客氣地跟她說：「妳說的我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不需要為了那些東西而去英國。妳能不能告訴我一點電視上看不見的東西？」她老半天想不出來，我也更加沒興趣出國了。
1986年，李家同當清大工學院院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人躺在沙發裡，兩腳翹在辦公桌上，說：「你們系裡只剩少數人沒有博士學位，妨礙我在招生海報上寫『本系教師都有博士學位』。你是其中之一。」我坦白問他：「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念博士，否則不歡迎我留下來？」他也坦白說：「是！」我在不甘願的心境下去報了托福補習班。
但是我不甘願去美國當 cheap labor，也不願意到文化上讓我看不起的美國。最嚮往的是德國和法國，但是外語能力僅勉強可以讀寫工程科技的英文，所以只好選了英國，目的是希望利用假期去法國和德國，看美術原作和建築，聽古典音樂的演出，看他們怎麼研究哲學。
我根據過去的研究經驗，挑了一個自以為值得回台灣發展的學術領域（Linear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 Design），也設想好回國時的應用（鋼板碾軋機控制、高級超薄造紙機控制、高純度化工製程控制、無人飛機控制）。接著，我回顧這領域的主要文獻，標定了兩個當時英國最頂尖的學者，給他們寫信。其中一位很快地告訴我他早已退休，另一位在劍橋的一直沒給我回信。因為這位教授的研究方法、旨趣、理念都深能獲得我的認同，所以我鍥而不捨地給他寫信，前後寫了幾十封。1986年10月初我終於拿到劍橋該學年度核發的第三張入學許可，指導教授是 A. G. J. MacFarlane，英國皇家學院院士。
出國前我設法讀完他所有的重要著作，1987年夏天留下家人去英國。MacFarlane 教授原本要出去度假，出發前夫人車禍而取消行程，所以在沒有其他行程的情況下，他很快地就有空跟我見面，簡介系館，以及他過去的研究。離開前，他告訴我下次見面時要談的研究子題。第二次見面，我自己帶著該子題內最重要的三篇論文去見他，坐下來後放在會議桌上。他走出辦公室到會議桌來找我時，看見那三篇論文，狐疑地說：「咦！這三篇論文怎麼在這裡，我什麼時候拿出來的？」我說：「這是我自己帶來的。」他翻一翻說：「你怎麼知道我們今天要談這三篇論文？我上次有跟你交代過嗎？」「沒有，我自己猜的。」見了三次面之後，他就知道我已經讀完他所有論文，於是交代下題目，讓我自己開始去做研究。從此以後，我每個月只見到他一次，10分鐘，前面八分鐘摘要報告研究成果，後兩分鐘報告接下來要做的事。他總是說：「Fine,
fine, go ahead.」
有一段時間我整整三個月見不到他，因為他算是英國許多相關學術領域的龍頭，不但要負責劍橋的學術行政，也要代表英國政府進行一些歐洲共同體內學術制度的談判。進名校、訪名師，這是最常見的下場：見不到老師。劍橋兩年，我完全是靠自己，從想題目、規劃方向，到完成研究與撰寫論文。第二年 MacFarlane 應聘到蘇格蘭去當一個大學的校長，我是自己一個人在劍橋，連申請口試，申請特許兩年提交論文等等，樣樣自理。
不過，我做的題目是自己挑的，老師也沒把我當他的工具，所以我還是沒什麼抱怨。何況，我在英國兩年還是很有收穫，所以我後來還是鼓勵學生和兒女要出國到名校去念博士（但不是只要拿學位，而是去見識值得見識的東西，以後另文談這件事）。
1989年春天，我向系裡申請一場研究成果發表會。會後一位德國魯爾區化工事業體總廠長希望聘我去德國，他可以幫我辦好全家移民。MacFarlane 則要推薦我去申請劍橋大學 King's college 的一個三年期 Research fellow，那個位置坐滿後通常可以在英國名校找到講師（lecturer）席位，包括劍橋大學。我都毫不猶疑地婉謝了。這跟我一位好朋友的故事有關係。
我在劍橋最要好的朋友是個印度人，爸是有錢的僧侶階級，唸完倫敦大學 Imperial college
的碩士後全家移民英國，那時他僅五歲。這個朋友講得一口非常好聽的英語，純正的上流社會腔調，口音溫婉動人，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聽。他極端聰明，以第一志願進了牛津醫學院，又以前三名的成績到劍橋念博士，準備要在畢業後到倫敦大學做研究，完成英國三大名校的學術訓練。從小到大他的課業表現都是輕易地贏過白人的同學，但是大家都因為他的皮膚而瞧不起他，一口咬定他是作弊。他往往要花三年的時間才能在學校爭得友誼，卻馬上就畢業，到新的學校開始另一個三年的磨難。最後，他自殺了！還好獲救，但是卻在第二年聖誕節之後回校辦休學。自殺前他曾回到印度去旅行了一個月，卻發現五歲就離家的他已經當不成印度人，但卻又因為膚色而一輩子當不成英國人。他灰心了，跟我說：「我爸一生對我做的最大錯誤，就是帶我離開印度。」
我毫不猶移地回國，還有一個原因：我對英文沒有感情，也沒有辦法用英文表達感情。叫我活在英語世界裡，等於閹割了我的感情。
離開劍橋，我跟一位英國朋友說：我情感上離開不了祖國，如果我就是遲早有一天要回去，我寧可在最糟的時候跟她一起度過，獻上自己的一份心力；而不是等到台灣適合人居住的時候，才回去佔前人的便宜。
從劍橋回到台灣，20年過去了。我認真地在學術圈內和社運圈內做自以為該做的事，卻有太多的挫折，太少的成果。去美國留學的學生回來看我，他已經是美國名校的講座教授。仔細討論了幾個問題，雙方很快明白：他的學養還是沒能超過我，只不過他的學生優秀，人數又多，題目又新穎跟上潮流；而我一直在摸索台灣的需要，不願意跟著主流走。
看著台灣這麼亂，回國時大學教授是令人景仰的角色，退休前許多大學教授卻已經變成是我恥與之為伍的人。前後對照，常不禁問自己：20年前是不是該留在劍橋，或者是到德國去？但是只要憶起當時是怎麼做出決定的，我就不再後悔。
台灣的政治圈和學術圈讓人傷心，台灣人也不見得都可愛。從英國回到台灣，我已經失去了故鄉：我最懷念的海灘變成撈不到魚的水泥漁港，鷺鷥飛翔頭前溪草地也消失了。但是，我沒辦法改變自己的母語，我沒辦法改變自己和這塊土地的情感連結。
再好，再壞，台灣都是我唯一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