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托爾斯泰的悲劇
對於托爾斯泰而言，信仰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從醒過來到入寢，有時還包括睡夢之中的時間。對他太太 Sofya 而言，信仰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佔她一週生活中的一小部分（週日上教堂，每天固定的時間祈禱）。教徒托爾斯泰想要放棄他所有的財產（他叫它們 nonsense），但是伯爵夫人想要為孩子保留他們清清白白賺來的家產。
托爾斯泰愈來愈渴望過著像農民那樣簡樸的生活，但是當他從Samara回到家時，等待他的卻是一如往昔的宴會。他還不想跟家人決裂，因為他們是他的骨肉，只能在日記裡無奈地記下：「一場戲劇表演。一群空洞的人。19、20和21日這三天一定會從我的生命裡被刪除掉。」[2]
偏偏，大兒子18歲，準備要進大學，其他小孩的教育也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大女兒17歲，按慣例應該要開始進入社交圈，以便有機會認識好對象。這些家庭的需要，使得全家必須在冬天搬到莫斯科一棟租賃的房子裡住。托爾斯泰也必須遷就家庭的需要。10月5日的日記：「一個月過去了。我人生中最折磨的一段歲月。搬遷到莫斯科。整天忙著安排各種事物，他們要到何時才可以開始『活』？這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要活，而只是為了讓別人喜歡。真不幸，唯獨缺了『活』。」[3] Sofya給姐妹的信則這麼說：「列夫不僅僅變得憂鬱，他甚至掉進絕望的冷漠。他不吃不睡，有時候甚至一直掉眼淚。」[4]
托爾斯泰在思想上與價值觀上的改變之徹底與劇烈，導致夫妻間愈來愈嚴重的不和。尤其他們兩對財產的看法更是分歧，且尖銳地對立：保留財產使托爾斯泰變成言行不一，且無法忠於個人信仰的人，因而深刻地痛苦、折磨；但是對於Sofya而言，財產是保障她和子女的幸福的必要條件，它遠比宗教信仰還重要。1882年8月，在一場爭執中托爾斯泰說出：他最深切的渴望就是離開這個家。而他太太則寫下：「我這一生將永遠記得他那呼叫是多麼的真切而誠摯，我的心碎了。」[7]
從此以後，兩人之間對財產和宗教的態度歧異愈來愈深，愛與折磨交錯直到老死而不曾改善，甚至只有惡化而已。Sofya甚至會用刻薄與惡毒的方式嘲弄托爾斯泰對宗教信仰的履踐，而托爾斯泰只能盡可能地隱忍（以及在隱忍不住時偶而爆發）。
托爾斯泰擇偶時最在乎的是他的太太能否理解他內心的世界，以及他的工作的價值。但是，現在他的太太卻是第一個踐踏他的信念的人。他在給朋友的信裡這麼說：「你也許不信。但你無法想像到我是多麼地孤獨，真正的我是被身週的人輕蔑到什麼程度。」[8] 據說：有時候連日記都當作攻擊的武器，甚至拉攏孩子到自己陣營來護衛自己、傷害對方。孩子都感覺到家裡氣氛不對。[9] 但是，在這種尖銳的敵對氣氛下，他們還是在1879年到1888年間再生下最後四個孩子。1890年的小說《克羅采奏鳴曲》則將夫妻關係寫成交雜著激烈的爭執、衝突、和談、彼此在性的渴望中和解的交錯關係。這小說的情節也許多多少少反映著這一段時期的夫妻關係。
1882年，他試圖放棄爵位，希望能夠跟其他人如兄弟般平起平坐。1883年，他把一切的財產權轉移給他太太處置，不再過問。他想離開家裡，照他所相信與宣揚的去過活，但是他又無法離開自己的骨肉。1984年托爾斯泰開始自己做靴，1885年開始素食與禁煙酒，並放棄他最喜歡的打獵。此外，1883年首訪托爾斯泰便開始當他弟子的 Vladimir G.
Chertkov 對托爾斯泰的影響愈來愈強，變成 Sofya最嫉妒的對象，也愈來愈介入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1886年，Kherson 宣布托爾斯泰是異教徒。1901年，托爾斯泰被剝除東正教教籍。
他在1897年6月8日 給太太寫了一封信，準備隨時要不告而別地離家出走：「親愛的蘇菲雅，長久以來我為了生活與信仰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強迫妳改變妳的生活與習慣。迄今為止，我也不能離開妳。因為，我離開之後將失掉我所能給妳和年幼子女的小小的影響，而我將使你們大家非常地難過。但是我不能再一如過去16年那樣地過活：有時是與你們抗爭而使你們不快，有時是我自己陷溺於熟悉環境的誘惑與影響而不能自拔。我此刻決心要實踐我已經想了很多年的計畫：離開這個家。……如印度人一般，60歲時到森林中去隱居，或如一般信教的老人將殘年奉獻給上帝，而非奉獻給玩笑、幽默的對話、胡鬧、打網球。我亦是，在這七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全心全靈魂地渴望靜穆、孤獨。就算無法做到跟自己的良心全然一致，至少也不要再因為不一致而持續地跟良心爭鬥。如果我公然地離開這個家，一定會引起你們的乞求、爭辯，而我將會退讓，或者就在我應該實踐我的決心時卻沒有去履踐。因此，如果我的行動使你們難過，請寬恕我。尤其是妳，Sofya，讓我走吧。不要找我，不要恨我。我離開妳，這個事實並不表示我對妳懷怨。」[10]
晚年的托爾斯泰留在家裡一如窮人般地過活，而他的太太和子女則繼續享受著奢華的宴會。據說，托爾斯泰在家裡的獨居的小臥室裡僅有簡陋的家俱：一張鐵床，四壁空無一物。[11]
從托爾斯泰晚年時為了不能如願地在生活上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感到極其痛苦，我們可以相信：托爾斯泰寫的是他所相信的，也是他準備要去實踐的。他不是講空話的人，不是言行不一的人。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人格特質，他的作品才能散發出對人性那麼徹底的洞察。
另一方面，儘管托爾斯泰在他1882年以後的論述裡有越來越強烈的道德堅持，但是，從他對待家人的態度，以及他在許多著作中的線索，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在論述上堅持是非，在對人時卻「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參考書目
列夫‧托爾斯泰著，2003，《克魯采奏鳴曲》，草嬰譯，木馬文化出版。
托爾斯泰著，1978，《婚姻生活的幸福》，鄭清文譯，新潮文庫179，志文出版社。
羅曼‧羅蘭著，《托爾斯泰傳》，傅列譯，傳記文學6，大漢出版社。
N. Gorodetzky, 1946, “Anna Karenina,”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24, No. 63, pp. 121-126.
A. Maude, 2005, The Life of Tolstoy Later Years, Kessinger
Publishing.
J. J. Rousseau, 1955, Emile. Translated by Barbara
Foxley, M.A.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E. J. Simmons, 1941, “Tolstoy Gets Married,” Russian Review,
Vol. 1, No. 1, pp. 40-55.
E. J. Simmons, 1973, Tolstoy, Routledge.
I. A. Bunin, 2001, The liberation of Tolstoy: A Tale of TwoWriters, trans. T. G.n Marullo and V. T. Khmelkov, Boston: NortheasternUniversity Press.
L. Tolstoy, 1882, Confession. 中譯本請參考托爾斯泰著，江楓譯，《我的告白（懺悔錄）》，收錄於羅曼‧羅蘭著，傅列譯，《托爾斯泰傳》，傳記文學6，大漢出版社，196-266頁。
A. Thorlby, 1987, Leo Tolstoy: Anna Karen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H. Troyat, 1967, Tolstoy, trans. by Nancy Amphoux, Doubleday
& Company, Inc.
A. N. Wilson, 1988, Tolstoy, W. W. Norton&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