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兒子 Ilya 的轉述，托爾斯泰曾經在這本小說出版後批評道：「要描述一個軍官如何跟一個婦人糾葛在一起，這有何難。這不僅沒有任何的困難，更重要的是它根本就不值得。」[1] 我們該如何來理解這一句相當驚聳的評語呢？
托爾斯泰在寫完這部小說之後就對文學創作不再有興趣，甚至在《藝術論》中幾乎譴責了所有形式的藝術創作，而且要求一切藝術創作必須為宗教服務。而且，晚年的托爾斯泰經常厲詞譴責貴族對於婚外情的默許與讚許。因此，有人主張：托爾斯泰讓安娜慘死車輪下，是對安娜的一種道德譴責。但是，這種主張忽視了托爾斯泰寫作過程中內心的複雜轉變，也過度簡化了他的創作動機。
在開始撰寫《安娜‧卡列妮娜》之前，托爾斯泰還是基本上肯定娼妓在社會上的正面意義。他曾寫一封信給 Strakhov表示，如果沒有娼妓，城市裡大量聚集的單身漢將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勾引已婚和未婚的婦女，而已婚的男人將會無法忍受他們的妻子。「這些可憐的人從無法記憶的時間起就存在，而且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主張說上帝容忍目前的情境是錯誤的，或者說耶穌赦免其中一人的罪是錯的，我以為那是既狂妄自大又欠缺深思的。」[2] 因此，托爾斯泰不像是會單純地譴責安娜的作為。
事實上，《安娜‧卡列妮娜》之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那麼獨特的地位，並且引起歷久不休的討論，就是因為作者提供給讀者極其複雜而多元的探討角度。如果托爾斯泰只是把安娜看作「悖德的婦人」，那麼他並不需要把卡列寧描繪成一個沒有感情能力的丈夫，以他的無趣以及對婚姻的不情願來扼殺安娜的生命氣息與熱情，從而贏得我們對安那的同情。另一方面，有些當代的批評者把安娜看成是女性爭取獨立的先驅，這也有可能是從另一個方向在簡化這一部小說。畢竟，安娜的悲劇有她咎由自取的成分，不能說她是盡然地無辜。托爾斯泰賦予安娜的複雜程度，正比於他自己在寫作過程中內在轉折的複雜程度，也正比於這部小說創作過程中一波三折的複雜程度。
開始寫作《安娜‧卡列妮娜》時，托爾斯泰的家庭生活是幸福、和樂的。快要寫完這本書時，托爾斯泰失去了三個孩子，兩個姑媽，被死亡的恐懼嚇壞而強烈地感受人生毫無意義，一直有自殺的強烈渴望。
實際上，《安娜‧卡列妮娜》裡頭的列文已經開始在懷疑人生終極的意義，只是還沒有確定宗教是唯一人生意義而已。很多研究托爾斯泰的學者都注意到《懺悔錄》重述了一段《安娜‧卡列妮娜》中列文所說過的話：「我這個幸福的人，要把繩索給藏起來，以免自己在更衣室的橫樑上自縊；我出去打獵時不再攜帶獵槍，以免我被『用槍自殺』這種簡便的方法所誘惑。」[3]
因此，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期間（1873年到1877年），托爾斯泰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信仰都處於不安定的過渡狀態：從一個享受家庭生活與藝術創作的貴族，開始徹底懷疑一切俗世的價值（愛情、婚姻、文學、個人的完善化），但是還沒有開始邁向徹底宗教化的禁慾與修行。
這些外在際遇的變故和內心世界的劇烈變化，使得《安娜‧卡列妮娜》的寫作過程很不順利，但也或許因此而使這本書的內容可以這麼豐富、深刻。
婚前托爾斯泰就已經相信「對他人做好事」才是有意義的生活，同時他也一直渴望著家庭的幸福[4]，也能投入於小說，以小說來探索人性與生命的意義。但是，在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期間，他卻轉而高度懷疑藝術本身的價值與意義（相對於宗教性的生活），[5] 而數度考慮要放棄為藝術而創作。他對這個理念的堅持，甚至使他跟 Turgenev 嚴重地衝突，雙方一度論及決鬥。[6]
此外，托爾斯泰價值觀的劇烈轉變也表現在他對農民的態度上。《戰爭與和平》裡面只有貴族，而沒有商人、勞工，也沒有農民，因為托爾斯泰認為他們「沒有吸引力」、「無聊」。托爾斯泰當時曾在一篇沒有使用的草稿中寫到：「我屬於社會的最高階級，而且我喜歡這個階級。」[7] 但是，《安娜‧卡列妮娜》裡面農人與農奴出現了，甚至跟托爾斯泰對話。從《懺悔錄》來看，這個轉變應該正反映著托爾斯泰內在價值觀的轉變。
根據他太太在1868年的日記：「有時候他的自信與泰然自若讓我生氣。」[8] 但是在相同的這一段時間裡，托爾斯泰卻又不時地陷入人生的虛無與死亡的必然，擔心一切的努力最後終將在死亡的面前變成徒勞、無意義。在1869年的日記裡，他寫到：「持續地在叔本華的世界裡喜不自禁，一連串精神上的喜悅，猶如從不曾有過」。[9] 這兩個表面上相反的特質，骨子裡不必然衝突：面對身邊的親人、朋友和外人，他已經看透常人與俗世的價值，並且對此充滿自信與泰然自若；但是面對死亡的必然，以及人生最終的意義，他卻還沒有辦法找到確切不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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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妮娜》的情節、結構與人物特質經歷過三番兩次的劇烈修改，不但最後的版本與最初的版本大異其趣，甚至許多情節的發展是出乎托爾斯泰的意料之外，猶如小說中的人物有其獨立自主的生命似地。
1870年時托爾斯泰就跟他太太提過一個小說的主題：一個上流社會婦女的外遇故事。根據 Sofya 1870年時的日記，他的創作動機是讓這個婦女顯得「值得同情而非可鄙。當這個女性以一種典型出現在他的心裡時，他過去所創作出來的所有男性的陽剛角色馬上會群聚到她身邊」。[10]
據說小說女主角安娜的具體形象源自於俄國詩人普希金的女兒 Maria Alexandrovna Hartnung，托爾斯泰於1968年在一個宴會中見到她時，被她的特質吸引住：高貴、有教養、充滿活力，背後有一頭像阿拉伯人一樣烏黑而迷人的卷曲秀髮。在小說的早期草稿中托爾斯泰曾經一度把安娜的姓命名為「普希金（Pushkin）」。後來他把安娜的夫姓取名為「卡列寧（Karenin）」，那是因為在希臘史詩《奧德賽》 (The Odyssey)裡頭，Karěnon 意味著頭腦過度發達主宰著一切，暗示著安娜的丈夫卡列寧的主要特徵：活在大腦的思考中，沒有能力感受到自己和別人生命中所發生的事實。[11]
Sofya 的日記說托爾斯泰是在1873年3月19或20日開始著手寫這小說。一開始他先寫了許多綱要、札記、角色速寫，以及各種可能的不同版本。從最初的版本到最後的定稿，整個故事的發展線索有很大的改變，主要角色的性格更是有著驚人的變化：卡列寧原本是非常值得同情的角色，佛倫斯基前後差異大到彷若兩人，而安娜原本是相貌與舉止都平庸的女人；列文（Levin）和吉蒂（Kitty）則根本不存在。[12]
此外，在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過程中，托爾斯泰的心情起伏也很劇烈。根據他給好友 Strakhov 的信，他在一個月內就完成了草案（draft），並且宣布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非常貼近我的心，而我則完全沈浸於其中。」[13] 但是，托爾斯泰的熱情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寫作一直不順利，他曾一度想要把有關佛倫斯基和列文的部分全部重寫。[14] 1874年三月，當這小說的第一部要開始連載時，托爾斯泰已經厭倦這部小說，而想回頭去從事他的農民教學。[15] 1875年一月，當這本書的前14章開始連載時，佳評如潮而至。受到這個激勵，他加快寫作速度，但是並沒有放棄他的其他教育計畫跟活動。不過，他對這部書的寫作一直不是很有信心。他寫信給 Strakhov：「我真的怕會因為這本書而永遠失去我作為一個作家的聲名。」[16]
在寫作《安娜‧卡列妮娜》的過程中，他在1872和1873年各喪失了一個幼子，1874年姑媽Aunt Toinette的過世讓他十分傷心。但是，厄運接二連三，1875年11月女兒出生一小時半之後死亡，同年12月另一個姑媽又過世。就在這一段時間裡，他的小姨子失去了一個五歲的女兒，而且他二哥也失去了一個兩歲的兒子。他寫信給哥哥：「『死亡的時刻到了』，這是錯的！事實上，人生除了死亡之外沒有任何事可以作。我每一刻都可以感受到這事實。我寫作，賣力地工作，孩子們都很健康，但這一切對我而言都不再有絲毫的樂趣了。」[17]
但是，到了1876年秋天，他的精力與興致又復甦了。當排版樣本出來時，托爾斯泰在上面大幅潤飾與修改，寫滿了頁面，以致於除了Sofya之外沒有人能辨認。每一期的連載都讓讀者愈來愈著迷，這也讓托爾斯泰很高興，他在1877年1月底說：「我必須承認，第七部最後一節成功地贏得迴響，讓我很高興。」[19] Strakhov 花掉1887年的整個夏天幫托爾斯泰準備1888年一月該書的出版。在這期間，Strakhov 體驗到托爾斯泰用字遣詞的認真與嚴肅，Strakhov的建議幾乎都不被採納，因為托爾斯泰有他的想法與用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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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的《安娜‧卡列妮娜》中，列文相當程度忠實地反應托爾斯泰當時的精神處境：托爾斯泰的名字叫 Lev，剛好是列文（Levin）的前半音節；他對於信仰的懷疑，對人生終歸虛無的絕望；喜歡鄉村、農務、經營祖產的莊園和打獵；他訂婚和結婚的過程，包括用第一個字母向未婚妻（Sofya）示愛、婚前把日記給未婚妻看、結婚當天去問未婚妻是否會後悔，因為襯衫被打包而無法準時赴教堂等；以及婚後兩人的爭吵與誤會，一個單身漢因為迷戀新婚太太（吉蒂╱Sofya）而日日來訪，以致新郎吃醋、氣得把他趕跑。但是，托爾斯泰從真實的人與事出發，而不受真實的人與事限制，持續地賦予書中角色他所能確信的豐富內在性與人格特質，使他們超出真實世界的線索。[21]
這有時候是蓄意的，有時候是超乎作者的主觀意志的。托爾斯泰說他把列文跟神父的對話改寫了四次，以便讓讀者無從判斷他對列文和神父的真正態度，他說：「我發現，當讀者無法判斷作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時，故事留給人的印象會最深刻。」[22] 另一方面，托爾斯泰曾跟一個朋友說：「有時候我坐下來想寫一段很明確的東西，但是卻突然發現自己處身於一條更寬廣的道路，小說自己在我面前伸張開來。《安娜‧卡列妮娜》就是這個樣子。」[23]
小說，是托爾斯泰探索自己內在世界的工具。「在我來看，你對《安娜‧卡列妮娜》的批評是錯的。相反地，我對這本書的結構相當地自豪──它的拱門是刻意被建構得看不到礎石，而我則盡了最大的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它的結構性連結並不倚賴於情節或角色間的關係（友誼），而是一種（看不見的）內在性連結。」[24]
此外，小說使得他可以超出思辯哲學的概念性思考，而達到更複雜、更整權、更接近人性完整事實的狀態。「如果我想要通過小說把自己心中所想說的全部形諸文字，我就應該去寫那本已經（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一再被重寫的唯一的小說。如果短視的文學批評者以為我只是想要描述我所喜歡的，奧勃隆斯基（Oblonsky）的晚餐，安娜（Anna）的肩膀，那他們就錯了。我所寫的一切，幾乎是一切，都是被一種需要所引導：匯集觀念，把它們連結起來，以便表達我自己。每一個觀念，一旦從我發現它時的連結中被孤立出來，形諸文字，就會因為文字本身既有的意涵，而失去了觀念原本的意義，而變成極端地簡化。我想，那些使觀念得以連結的，是觀念以外的東西，而想要以文字來直接呈現這些連結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通過對於形象、動作與情境的描述，而間接地被呈現出來。你對此瞭解得比我還多，但是我最近對此甚感興趣。對我來講，證據最鮮明的是佛倫斯基（Vronsky）的自殺，一個你所喜歡的情節。於我，這個情節從來不曾這麼清晰。佛倫斯基見過安娜的丈夫以後接受了他的角色，這一章我早就已經寫好了。我開始修飾這一章，而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卻又無可避免地，佛倫斯基自殺了。現在，經過這麼久之後，這個結局顯得這麼有機且必要。」[25]
寫完《安娜‧卡列妮娜》之後的12年，在寫給 Rusanov 的一封信裡，托爾斯泰說：「有時候我還是有寫作的慾望，而且，你知道嗎，我想寫的是像《安娜‧卡列妮娜》那樣長篇、不受拘束的小說，它的篇幅足以容下我所發現而可能會有益於他人的一切事物。」[26]
[4] 在《婚姻生活的幸福》中一再表達這兩種渴望，在該書的結局裡，托爾斯泰似乎已經把男女間的愛情當作是一種純屬利己而非利他的事，在他的價值量表上予以貶低。但是在該書中他仍然把寫作與農耕當作是利他與苦修的兩大工作內容。
[5] 在1897年的《藝術論》中，托爾斯泰強調藝術要為宗教的目的服務，從而誘發出人心裡的善（在基督的精神裡重新結合在一起）；不該是只強調感染讀者（聽眾、觀眾）的能力，卻不去管它對人心的錯誤誘導，或者阻礙人們去認識更高的善。托爾斯泰在《藝術論》中批判一切的浪漫主義、人文主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也批判貝多芬、莎士比亞、但丁等人的作品，因為它們無益於人性的提升，反而遮蔽人們去看到更高的價值。
[6] Thorlby (1987), page 1.
[11] Gorodetzky, 1946.
[21] Thorlby (1987), page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