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意見不同，能坐下來談嗎——兩岸與戰爭〉一中指出：大陸的經濟潛在問題非常多，只不過很難從中文的世界裡掌握到其較可靠而完整梗概，必須大幅仰賴國外的媒體（我仰賴的是英文的資訊）。
有人告訴我，他的資訊來源都是英文，卻很難看透大陸的黑箱。我的回答是：只要有耐性地彙整不同來源、立場與屬性的資訊，還是有機會鉤勒出一個較不偏頗、較完整的梗概。
一、立場較中立的智庫與學術演講
美國有很多智庫在為政治圈與跨國企業提供高品質、立場中立而攸關國勢與民生的研究和政策建議，他們跟大學又往往有相當密切的交流。這些演講構成我勾勒大陸經濟問題基本架構的主要依據。
創立於 1962年（冷戰時期）的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就是一例，它在1987年之前都附屬於 Georgetown University，其研究焦點是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並且在 2019年被賓州大學評選為美國最佳智庫。
這個智庫強調超黨派、非營利的立場，而她的現任領導人 Scott Kennedy 曾是大學教授，專注於研究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達 34年，跟中國政經高層關係密切，也跟設立在中國的跨國企業領導人互動頻繁。他的特性是兼具學術界的嚴謹性，以及實地踩探現場的田野調查（眼見為憑的務實態度）。譬如，為了了解新冠疫情對中國的可能影響，他在全球都盡量避免前往中國的疫情期間故意去了一趟中國，在那裡先被隔離了10天，逗留期間又親自體會了大陸頻繁的掃碼與檢查。後來，中共 20大期間他又去了上海和北京一個多月，跟大陸政經濟高層、學界與跨國企業高管開了105次會議。
他會說流利的普通話，甚至也能像中國人那樣地「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所以，他接受袁莉的訪問時，說話較含蓄（袁莉是大陸黑名單上的記者，更重要的是：在中文的訪問中過分坦白，對中國聽眾的影響較深廣，也是中共高層較不能容忍的）；但是當他在哈佛大學用英文演講時，措詞就很直率而不迂迴（直接挑明：所謂的「東升西降」是嚴重地高估中國的實力而低估美國的實力）。
這樣的人談中國經濟，當然遠比台灣電視上的名嘴和自以為是的「戰略專家」可靠。
同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William H. Overholt，他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Mossavar-Rahmani 商業與政府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也是諮詢公司 AsiaStrat LLC 的負責人。他對亞洲事務的研究與了解一樣是非常重視田野的第一手觀察與訪談，可以自由地運用學術界的理論架構卻又不受其範限（畢業於哈佛大學部與耶魯碩士班）。他又有超乎常人的敏銳觀察與思辨能力，因而經常有一針見血的獨到見解。譬如，他在全世界都認定中國極端落後的時期就主張中國經濟將會以兩位數的高度成長迅速崛起，以至於被學術界和相關領域的專家譏為愚蠢，又在全世界都以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會超越美國時率先指出中國已經過了高幅成長的時期。再如，他分析普丁與習近平的領導風格與權力穩定度時，字字璣珠，充滿洞見。
唯一可惜的是，他太自恃聰明，對他人（同僚）的批評過於嚴厲（苛刻）乃至於蔑視，因而聽他反駁其他人的論點時要小心（不能過分輕信）。
以上只是我隨手舉的兩個讓我印象較深刻的學者，我相信還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中國問題專家，只是我還沒認識齊全而已。
譬如，Chris Miller 從晶片的全球分工鏈談中美對奕以及美國對中國科技封鎖的隱含意義，雖然沒有談到華為可能會如何買通各方來獲取突破封鎖所需要的關鍵技術，但是已經足以凸顯中國想要完全仰賴自主研發來突破美國的高科技封鎖有多困難。
二、中國的經濟學者
歐美不乏願意腳踏實地地兼具學術嚴謹性與紮實田野調查的頂尖人才，但是若非生長在中國，對中國事務多少會有一點隔閡。就這一點而論，在中國長大並擁有歐美頂尖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往往可以補歐美學者的不足（盲點）。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要屬目前已經移居美國的許成鋼教授。
這個人的聰明程度極其嚇人：他在父母的啟發下從小三就開始有系統地培養自己的自學能力，並且因為興趣而自學跟電路設計有關的數學、物理與電子學等專業知識。1967年清華附中念完初二課程後自願響應「上山下鄉」運動去農村勞動，卻在那裡被指控為反革命而遭長年迫害，只能以自修哲學、經濟學、物理與電子工程技術等作為精神上的出路。1977年平反後，他認為已經自學了兩個不同領域的大學主要課程，不應該浪費時間讀大學，因此沒有參加大學入學考（高考），而去當工人。後來在沒有高中與大學文憑的背景下於考進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 1979年的碩士生，成為該系第一個研究計算機輔助設計（自學），且沒有大學文憑的研究生（參見〈经济学家访谈｜许成钢①：我的自学生涯〉，一篇很有趣且很值得讀的文章）。
此外，他自學英文的模式也很嚇人。因為他在參與「上山下鄉」之前只讀過兩年初中，雖然可以靠自學讀完大陸有關電子學與經濟學的所有教科書，但是英文程度停留在 1960年代的初二水準。為了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他想要讀影印來的英文版電子學教科書。於是，他託媽媽寄來一本二手的美國大二教科書 Morden Electronics（裡面的內容對他而言都已太粗淺），用自己所熟知的電子學知識「反向」去猜測書裡英文的意思，就這樣學會電子學類的英文，並且開始有能力讀英文的電子學專業書籍，然後又逐漸擴及其他英文書籍。
清華碩士班畢業後，他去社科院從事經濟學的計量研究，在發表一系列相關論文後被舉薦出國深造，並且順利地申請到哈佛大學去攻讀經濟學博士。這一系列「跨行、再跨行」有如「螃蟹橫行」的驚人故事，都寫在〈经济学家访谈｜许成钢①：我的自学生涯〉一文裡，可以看得出他學養的博通與精深源自聰明與好學，而非江湖術士般的耍嘴皮。
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許成鋼談論中國經濟的文章和訪談，可惜訪談的水準往往受限於主持人（及其粉絲）的水準，因而參差不齊。大體而言，他在接受袁莉「不明白播客」的訪談時談得較有系統與深入，方菲的訪談也還好，台灣的節目裡則常常被迫跟其他名嘴七嘴八舌而凌亂、沒有系統。必須慎挑。
許成鋼原本在中國是備受禮遇的學者，拿過中國經濟學獎且主編好幾個專業的經濟學刊物。出國後在史丹福大學與英國都似乎被當作工具利用（只想要他的知識以及對中國的洞見，但是不肯給他對等的待遇與應有的尊重）。忍受這種待遇而選擇離國，跟他對中國的失望有關。這種失望有其客觀的因素，但是也往往變成他論述中國問題時固定的立場，也難免有時會影響他談論問題時角度的周延。必須要輔以其他不同角度的資訊、觀點，才能較周延而平衡地看待中國的問題。
跟許成鋼相比，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LSE）的金刻羽恰是另一極端的對比：她出身權貴，父親金立群曾任朱鎔基的財政部副部長，2016年起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為了避免父親受責難，她的言論必然偏袒中國。然而她因家世而有機會知道很多中國政經與金融界的內情，又因為高中開始就出國在英美受教育且表現極為突出，因此也掌握到英美學術界的學養與嚴謹性，因此她的立論還是有值得參考之處。譬如她長年思索少子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影響，就是很值得關注的課題之一。
歐美較優質的媒體都會力求報導與評論時所呈現的觀點要周延，盡量涵蓋具代表性的正反意見。因此，有能力較嚴謹地為中國政府進行辯護的金刻羽，就成為歐美媒體的寵兒之一，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她寫的文章（英文）和發表的言論。
歐美媒體的深度報導
中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動向攸關全球局勢，歐美媒體都很重視，因而經常可以找到相關的專題報導、訪談或深度報導。我較常看的是德國之聲（DW），覺得她目前的品質明顯超過 BBC（我在 1987-89留學英國期間，BBC的品質與國際聲望遠遠高於現在，英國真的是全面性地在沒落之中——政治、經濟、媒體、公民素養）。此外，英國金融時報（FT）電子版寄來的新聞標題我都會瞄一眼，視需要再主動搜尋較深入、完整的文章或節目。
先從中國和國外學者（研究者）較有系統與深入的討論中初步掌握中國經濟上較完整的結構與概況之後，再用 DW 和 BBC 等媒體的即時資訊補充最新發展，應該就會有機會掌握中國經濟發展與現況的概貌。
海外的中文媒體
台灣的媒體基本上陷入一種困境：因為媒體過度供應以致經營困難、財力維艱，因而每一檔節目都力求保住「基本盤」與苟活而不顧專業的品質：為了掌握最鐵粉的小眾，只好以明確的偏頗立場討好這些固守特定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小眾，在報導與評論上不只失衡，而且膚淺、情緒化到讓粉絲群們可以覺得「爽！他們講出我心裡的聲音！」。
也就是說，台灣的媒體不僅沒有新聞局的政治審查，也放棄了媒體界自主的專業審查（很多媒體都已經可以說是「毫不自愛」），甚至根本就向「鄉民審查制」徹底投降，以至於報導與評論的水準幾乎與鄉民無異（略高於鄉民的見識，但不能高到違背鄉民的基本常識）！
因此，我基本上是不看台灣製作的節目（報導與評論）。
海外媒體方面，袁莉的「不明白播客」有些節目的水準不錯（專訪學有專精的學者，請他們摘要講述剛完成的專書精華），有些節目的水準不值得稱道，我是挑著聽的。
至於方菲的節目，有既定的「反共」立場，又必須討好海愛的「反共」視聽大眾，因此內容也難免失衡。不過，偶而訪問到水準較好或立場較不偏頗的對象時，還是可以有稱職的表現，所以我偶而也還是會挑著看。
其他
我只是吃飯的時候看看 YouTube，因為關心的課題很多，也不是每次都專挑中國經濟問題看，所以所知有限。或許還有更值得關注的節目、人物，掛一漏萬恐怕難免。不過，我只求知其梗概，而無意鑽研深究，所以目前也還算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