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顯示：台灣人絕大多數認為兩岸開戰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是，談話節目跟暢銷書喜歡談戰爭，鄉民們不但喜歡談戰爭，還喜歡炫耀自己如何地備戰（鍛鍊體能、溫習刺槍術和徒手攻擊、學習製造汽油彈）。問題是，假如台海戰爭的風險主要是「封鎖台灣」，前述「備戰」將純屬枉然。
藍營威脅選民：「選民進黨就等於是選擇戰爭」。綠營則亂扣帽子：「積極備戰就是避戰，否則就是投降主義、賣台。」然而「備戰而不積極對話」（甚至蓄意挑釁）可能是下下策，還有可能成為國際社會都厭惡的「麻煩製造者」。
事實上，兩岸關係已成全球問題，其中所涉及的合縱連橫之複雜，不僅超越鄉民們的智慧和理解的耐心，也遠遠超過名嘴和暢銷書作家們的智慧。
然而也因為兩岸問題已成全球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因此國外有許多相關的優質研究、專書與演講。為了避免讓台灣人被政客、名嘴與網紅們綁架、哄騙、不實地恐嚇，台灣需要有人遴選國外的優質資訊，有系統地翻譯、彙整、公開，以供參考。
然而，要想將這麼複雜的事實給科普化，並且隨著詭譎的世局變化而動態地更新，絕非個人之力所能及。另一方面，要想集結能力與熱情都足以成事的一大群人來當志工，或募款成立一個民間智庫兼辦網路媒體，那又遠遠超乎我的能力與心願所及。
如果關心台灣的年輕人可以集結起來，讓較成熟且立場超然的學者指導、諮詢、顧問（如何遴選議題，哪裡找優質資料，如何篩選，如何分析與彙整，etc），或許有機會做一件攸關台灣公共利益的大事。
習近平在想什麼？
如果習近平處心積慮地想要儘速統一台灣，則戰爭將很難避免；如果習近平無意發動戰爭，則在他任內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他的態度是「只要台灣不排中、去中、片面宣布獨立，且願意積極溝通歧見與彼此的紅線，就願意暫時擱置武統」，那麼兩岸的對話就會變成避免戰爭的必要條件（之一）。
因此，不了解習近平的思想而奢談戰爭的可能性，簡直有如瞎扯。
但是要了解習近平的思想，似乎並不容易。
如果你搜尋 2012-2013 的紐約時報中文網，所有報導與評論幾乎一面倒地認為他會比胡錦濤更大刀闊斧地從事經濟改革，甚至在第二任時用政治改革進一步剷除經濟改革的障礙。還有些評論認為習近平把女兒送到美國求學，意味著他認同美國某些制度上的優勢，甚至還有評論期待他可以「與美國建立更加穩固的雙邊關係」。總體而言，當時對習近平的評論是好感多於保留，不時充滿期待；只有一篇報導對習近平的看法是「稳重低调的习近平仍然像是一个谜」。
然而如果你搜尋2022年紐約時報中文網的相關報導與評論，卻會發現幾乎都是極端負面的評價與印象，與 2012-2013 的習近平簡直「判若兩人」。譬如，〈習近平，謝謝你〉這篇充文章，就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極端的失望與憤怒。
但是，若仔細揣摩白紙革命以來中共高層的作為，又會對其政策調整的幅度之大與速度之快感到極端驚訝：堅持到民怨沸騰的動態清零可以瞬間轉為「放開」；戰狼趙立堅在一月初轉調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副司長，駐法大使盧沙野在五月初撤職返國，連「武統台灣將導致四面作戰」的言論也在網路上被恣意轉貼，似乎被官方默許；《日經亞洲》因而揣測：戰狼外交或許已經有大幅度的調整。
緊接著，布林肯與耶倫相繼訪問中國，盡管無法消弭歧見與「打必還手，罵必還口」的堅持，至少緩解了劍拔弩張的局勢；而雙方也表達積極控制衝突的意願，以及在可能範圍內盡量保持合作。
近日，平台經濟又突然從「反壟斷」的對象變成被官媒與總理李強誇讚、肯定的對象。習近平突然接見「老友」比爾蓋茲，重新強化「親商」的形象。似乎他突然從大家揣測中的「國進民退」，轉為11年前大家揣測中的「深化經濟改革與開放」。
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內眾權獨攬，他的政策變化卻可以如此劇烈且急速，我們要如何理解他真正的意志或決策模式？
台灣的名嘴們不見得有認真研究過大陸複雜的政治與經濟現實，大陸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往往都是根據既定立場在臆測，博客來有關習近平的書近百本，根本不知道有哪幾本是在穿鑿附會，有哪幾本是根據確鑿可信的證據與嚴謹的析理、論證在寫作。這些事實讓想要理解習近平的人更加感到困擾。
然而最想了解習近平的人不見得在台灣，也不見得是海內外的華人。自從俄烏戰爭大幅削弱俄國對外的影響力之後，習近平幾乎就是這個世界（政治、經濟、環保）的最大變數——不只是各國政要想理解他，全球所有的跨國企業也都想要了解他。也因此，優質而遠比中文書籍更可靠的英文著作想必所在多有，只不過是要如何從書堆中將它們篩選出來而已。
譬如，陸克文（Kevin Rudd）曾經擔任過澳洲總理與外交部長，他在離開政壇後就是以習近平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並且在2022年獲得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他曾說，習近平總攬大權後，為了讓黨、政體系貫徹他的個人意志，不但有過無數的講話，也有過許多的指令。這些文件取得容易（通通不是機密文件），而且迥異於官媒的文宣性格；只要仔細研讀這些文件，再配合著分析各級政府的實際作為，就可以像孔子說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陸克文甚至還在 2022年出版了專書《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剖析習近平的十個核心執政目標、經濟發展對習近平合法統治權的重要性、台灣問題與中美衝突如何強化習近平的合法統治，並對避免戰爭提出了「有效管控下的策略性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陸克文年輕時就愛好中文，曾以外交官身分派駐中國，在中國政壇有過許多朋友。後來他在澳洲政壇的權力核心服務十幾年，於2013年退出政壇後轉為智庫和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並於2017年赴牛津念博士。像他這樣背景的中國問題專家既稀有且難得，但像他那樣地對中國政壇與習近平有深入研究的人，在歐美應該不會只有一個。
如果台灣有人能鎖定真正可靠的中國問題專家，持續關注他們對中國領導人與關鍵性政策的觀察，並科普化地介紹給台灣人知道，將有助於台灣人擺脫各政黨的操弄，以及名嘴、網紅與暢銷書作家的信口開河，因而對大陸的實況有較可靠的掌握。
譬如，熟知大陸經濟真實情況的許多專家都對大陸的經濟前景不表樂觀，而大陸近兩個月的官方經濟數據與失業率又都表現得遠比 IMF 等機構的預測差。過去這三、五個月來大陸政策的急轉彎，有可能就是警覺到經濟情勢險峻而不得不有的因應。
前景堪虞的經濟情勢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三十年統治下的積弊（經濟困窘，民生凋敝），因而不得不以「改革開放」拼經濟。結果，中國共產黨僥倖地變成歐亞大陸上唯一可以持續執政的共產黨。
對於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崩潰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內的解讀並不一致，但是「如果改革失敗，將會導致革命」卻是黨內的高度共識。另一方面，從洪秀全、義和團、軍閥割據與內戰、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鬥與武鬥，中國大陸每一次的政權不穩定都導致大規模的家破人亡，血流成河，死傷難以估計。這些血腥的記憶深深地刻印在無數黨、政、學界的精英腦海裡，幾乎是沒有任何人敢於輕易去重蹈覆轍（甚至冒任何風險）的。
因此，對鄧小平與習近平而言，「維穩」（維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都遠比「維權」（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更重要、更優先（譬如，在我理解中，天安門的鎮壓跟學生喊出「打倒鄧小平」有關；香港「反送中事件」的鐵腕鎮壓跟港澳辦的國徽被噴漆有關）。
另一方面，經濟改革很可能是僅次於「維穩」的重要政策目標——盡管它的目標是「共同富裕」，而不是美式「經濟成長的果實被最富有的1%掠劫一空，工農與受薪階級富不起來（甚至窮下去）」（「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 99% vs 1%）。
然而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所有積弊：官場的貪腐、地方政府的債務（多到沒有人知道確實數字）、高不可攀的房價（尤其是學區房）、數不盡的爛尾樓和空屋、日益高漲的貧富差距與財富的壟斷（馬雲富可敵國，還有足以敵國的個資）、榨乾常民薪資的補教（內卷）、看不到未來也不想生育的年輕世代（躺平），以及極端惡化的空氣與生態環境。
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將會受到嚴重的質疑，甚至重新籠罩在1990年前後歐洲共黨紛紛被推翻的陰影下。
然而上述的問題不但很難解決，而且過去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度成長的動力都正在失去：人口紅利正因為過去的一胎化而劇烈地反轉，低工資的經濟競爭優勢也被南亞國家取代。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肺炎所造成的供應鏈危機讓跨國企業積極地想要將供應鏈分散到新興國家，而不再集中於中國；三年的動態清零讓全球企業對於中國供應鏈的穩定性更加不放心；美中衝突、戰狼外交與俄國入侵烏克蘭（以及歐美的經濟制裁）又更加深化各國企業對於中國供應鏈的風險意識。
這些因素一一疊加起來，將會加速跨國企業將供應鏈移出中國（只保留跟中國消費市場有關的部分）。再加上美國擔心中國會把經濟成長的成果轉化為對全球既有秩序的挑戰，因而對其高科技產業所需要的零組件、生產設備加以限制，這些措施將會大幅提高中國高科技產業成長時的壁壘（障礙）。
以上所有因素全部加起來，使得過去大家都相信的「中國即將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變成「不確定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會不會超過美國」。
在這種「雪上加霜」的險惡經濟前景下，習近平能否有效緩解經濟上的諸多陳年積弊，讓年輕的世代走出「內卷」與「躺平」，沒人能說得準，但這絕對是極其艱難的挑戰。
經濟與生態環境（北京遮天蔽日的塵霾、黃河流域的水荒、長江流域的水災）的問題是必須立即解決（刻不容緩）的難題，相較下台灣問題比較像是可以「有條件地擱置」的問題（只要民進黨不宣佈獨立，不持續地加深親美與去中的發展趨勢，不以各種挑釁的姿態換取無知鄉民的選票）。
實際上大陸有些省份的財政困窘已經到了必須公部門合併與裁員，公務員降級、減薪，連政府該編列的三險一金預算都賴皮。偏偏「一帶一路」的債務國屢屢無法如期償債，使中國被迫讓他們「借新債，養舊債」；這些債務的總體規模有多少，外界鮮少知道，卻有越來越多人懷疑這個錢坑越來越大而效益遠不如預期。
「一帶一路」要錢，填補地方政府預算赤字也要錢，偏偏這幾個月以來的經濟成長明顯地不如預期，而經濟前景又似乎遠比既往的預測更黯淡。在這背景下，既往的「強軍」計畫還能如預期般地進行嗎？很值得密切觀察。
不過有一點應該是確定的：大陸的經濟局勢越險惡，就越難以承受兩岸戰爭對其經濟的打擊。
問題是，大陸的經濟實況究竟如何？大陸如果封鎖台灣，其經濟上的損失是否是她所能承受的（不計歐美的經濟制裁，會有多大？若計入歐美的經濟制裁，又會有多大？）大陸如果企圖跨海登陸台灣，遂行「武統」其經濟上的損失會不會超過她所能承擔的？
俄烏戰爭使得俄國大幅耗損其軍力，甚至嚴重傷害他的國際形象與影響力；大陸如果封鎖台灣或企圖武統台灣，對其國力（軍力、經濟與國際形象、地位）的耗損會有多嚴重，真的有必要為了（操之過急）的武統而犧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嗎？
這些問題，大陸的小粉紅與台灣的鄉民、網紅、名嘴們、民進黨高層與權貴們往往不會去認真思索與評估，但是習近平和中共高層（含解放軍高層）不會不去想！
然則，台灣媒體上有關大陸經濟發展形勢的資訊充足嗎？可靠嗎？我很沒信心！我的資訊主要是來自較可靠的英文媒體和美國各大學的演講（往往是摘要談一本書，同時有與談人的評論與提問）。
俄烏戰爭的教訓
20世紀下半葉至少有兩個重大的「歷史分水嶺」事件：冷戰的開始（緊接在二戰結束之後），以及冷戰的結束（柏林圍牆與共黨政權一併倒塌）。
21世紀至今只有一件大事是屬於同等級的「歷史分水嶺」事件：俄烏戰爭。然而俄烏戰爭的歷史意義在台灣卻沒有被充分地討論與鋪陳。
俄烏戰爭之前，外交與國際政治理論的主流信仰是：經濟發展必然會培養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擴大後必然會要求民主，民主化且深化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貿易後必然會降低戰爭的風險。然而俄烏戰爭之後，歐美清楚地看到：一個威權體制國家邁向民主與深化國際貿易的過程中，隨時有可能會向獨裁與威權體制倒退，隨時有可能會為了恢復光榮的過去（偉大的傳統）而企圖以武力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
因此，俄烏戰爭之前，北約持續地在裁減傳統武器與核子武器，並且極端厭戰、避戰；俄烏戰爭之後，北約積極擴張國防預算，進入「後後冷戰」時期，並且深切認識到「沒有備戰，將無以止戰，甚至只會增加戰爭的風險」。
俄烏戰爭之前，俄國是全球第二大軍事強權，其軍力超過北約的總和（根據英國一位高階退役將領的證詞）；俄烏戰爭發展至今，俄國軍力嚴重耗損（北約的彈藥庫存也嚴重地耗損），連帶地她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也急劇地下降（而中國則相對地明顯提升），甚至不得不向中國低聲下氣地求援（蘇聯老大哥變成了俄國小老弟）。
不管俄烏戰爭後的經濟制裁對俄國經濟傷害有多深（各界爭議不休，估算值有相當大的出入），歐美正在學習各種經濟制裁的手段，並且評估其有效性。未來，即便不輕易捲入第一線的戰爭，也將能更有效地以經濟制裁削減侵略者的戰力，並且聯手以經濟制裁和武器裝備的支援協助被侵略者捍衛自己（從而維持既有國際秩序，避免縱容或變相鼓勵對既有國際秩序的破壞）。
俄烏戰爭改變了地緣政治的面貌，也劇烈地改變著全球經濟與貿易的發展方向。陸克文主張要跟中國：「避免戰爭（降低與管控風險），保持（甚至擴大）低風險的經濟往來，有效管控經濟倚賴所可能帶來的風險」。歐盟也發展出類似的原則：「去風險（de-risk），但不脫鉤（not-decoupling）」。
在這個新的指導原則下，中國既往從歐美各國所獲得的經濟與科技成長動力都會向下調整，連帶地國際機構過去所預測的中國經濟成長率也必然要往下修正。此外，歐洲各國對於防範中國的對外軍事擴張將會有更積極（而非厭戰、避戰）的表現。
中歐關係原本遠比中美關係更友善，卻只因為戰狼外交和一場俄烏戰爭，就讓大陸所期待且極端需要的中歐關係大倒退，還讓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受到挫折（而台海戰爭還沒發生呢）。
此外，如果解放軍悍然發動台海戰爭，不僅中國的經濟、軍力以及國際形象（＋影響力）有可能會進一步重挫，還有可能會危及高度仰賴進口的大豆供應鏈（2020年時佔83.6%的消費量，幾乎都從美國與巴西進口；2030年時進口與國內生產的比例將會高達 7:1），以至於重新出現「三節沒有肉品可以祭祖」的窘境。
在這些背景下，如果台灣能夠積極地跟大陸對話以釐清彼此的目標和底線，積極管控戰爭的風險，避免挑釁與刺激對方，要「保護台灣的民主，同時避免戰爭」絕非不可能。
反之，如果台灣的執政黨蓄意對中國刺激、挑釁，甚至意圖片面改變現況（譬如：宣布台灣獨立），不但會成為歐美、日澳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而惹人嫌惡，甚至很可能會降低這些國家在台海戰爭中對台灣的支持意願。
「備戰而不積極避戰」的策略，有可能會被國際社會理解為「蓄意挑釁，不肯負責任地參與維護既有世界局勢與和平」。這是綠營支持者一向過度忽略的事實。
東升西降：嚴重地誤判形勢
習近平第二任期間對外展現的強硬姿態，很有可能是高估自己而低估歐美實力的結果；而大陸最近幾個月許多急遽而大規模的策略調整，則有可能是認識到自己的經濟脆弱程度，以及自己對歐美的倚賴有多嚴重的結果。
大陸曾有許多人相信王滬寧的「東升西降」之說，連許多國際經濟組織和研究者也都曾經確信「中國的經濟規模必然會超越美國」。
盡管中國的經濟數據充滿造假，然而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影響全球的股市、實體投資與貿易，美國有許多大學與研究機構因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方法在研究其真實狀況。跡象顯示：王滬寧的「東升西降」之說，是對歐美的了解過度膚淺，且對中國的未來嚴重地高估。
有人相信：威權體系的決策與執行過程比較有效率（假如不考慮「威權體系也較容易成為貪腐的溫床」這個事實的話）。事實上，民主體系的決策過程也不必然事事都毫無效率。譬如，2008-09的金融風暴期間，「救華爾街」的決定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甚至是少數華爾街大老一起閉門開會，最後各自將決議通知自己熟知的兩黨大老，然後就這麼拍板定案的。
「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套遊戲規則，甚至只是一套表面上的遊戲規則——權貴階層在檯面下的操作，才是民主國家真正的決策過程。這個事實可能會戳破「民主」的美麗表象，然而這個事實並不足以成為「否定民主，擁護威權」的理由。
盡管「民主政治」的實質決策經常被少數權貴操弄，但它至少保障兩件事：絕大多數人都討厭的事，遲早會成為法律所不容許，以及執政黨所反對的（譬如警察執法過當以致黑人死亡）；絕大多數人都渴望的事，只要現實條件許可，就遲早會成為法律所支持，以及執政黨所努力的方向（譬如同性戀合法化）。
至於是非不明或好惡分歧的事件，往往就授予權貴操弄的空間。其中最嚴重（惡劣）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就是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執政期間，用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理論去模糊是非，甚至顛倒黑白，鼓動中產階級反對徵稅、財富重分配、社會福利與勞資協商。美國的保守團體（富人與權貴）還出資金為芝加哥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籌辦全美的巡迴演講，並且用他們的人脈去促成美國的各級法官在座下聽講；影響之下，美國的立法與法律判決嚴重地向富人與權貴階層傾斜。而英國則有許多人陷入難以溫飽的困境，甚至因而自殺。
相較之下，威權體制的特色是：絕大多數人都討厭的事，有可能既合法且沒人敢公開反對；絕大多數人都渴望的事，即便現實條件許可，也不必然會成為合法，或執政黨施政時所努力的方向。至於是非不明或好惡分歧的事件裡，權貴階層當然也有著近乎無限大的操縱空間。
兩相比較之下，民主社會不必然比較沒有效率（甚至還有可能會更有創意、更有效率）；威權體制不必然會比較有效率，還有可能因為貪腐而「金玉其表、敗絮其中」——就像清朝不堪一擊的北洋大軍，以及在俄烏戰爭出盡洋相的俄國武器（啞彈比例之高，恰恰反應著軍隊中的貪腐與無能）。
如果大陸的領導班底可以認真奉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信條，認真面對大陸內部所有的問題（目前的與未來的），並且客觀地評價對外關係的策略（與後果），我相信台海戰爭是可以免的，而兩岸的統獨問題實在應該要擺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後——等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後，台灣內部支持統一的人數就會成長，那時候來談統獨問題，才有機會達成兩岸的最大共識（如果台灣的主流民意贊成統一，兩岸皆大歡喜；如果台灣的主流民意不贊成統一，已經完成「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也根本不需要再介意那彈丸之地上的一小撮人）。
結語：大國崛起的兩種典型模式
對於大陸的小粉紅們，我一直很想提醒他們一件事。中國歷史上有兩種「大國崛起」的典型模式：唐朝長安的富足與高度文化發展，創造了「近悅遠來、萬邦歸服」的盛世，連日本人都要渡海來取經；秦始皇以武力滅六國，結果是不到11年就迎來陳勝、吳廣的起義。
這是常識，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就可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