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與成熟的民主社會都有一個特點：意見不同的人可以坐下來理性地討論。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在台灣這種極端不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意見不同的人很難坐下來討論公共政策。
根本原因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根本沒有能力理性地討論。
學術圈內的理性討論：個人實例
我的博士論文完成時，指導教授已經在前一年就去愛丁堡當大學校長，完全沒有空看我的論文，也沒有機會聽我講最後一年的研究進展。但是要同意讓我破格地以兩年時間畢業，他必須向系裡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出具客觀的證據。
他的策略是：要我先把研究成果寫成期刊論文，投稿給當時控制界排名前三名的一個期刊。因為成果太多，而期刊論文又有頁數限制，所以我把它們寫成前後兩篇（上、下篇），投稿出去。很快地就收到期刊主篇的回信：欣然接受，條件是錯別字要仔細改過。
我把這結果回報給遠在愛丁堡的指導教授，他又給我出了一個難題（實際上是兩個）：要我把學位論文寫完後，將草稿拿給系上兩個素來對他最不友善的教授給「comments」。
我去見了A教授，他說：「我對你的論文評價很低，因為它用的方法太簡略（只用到矩陣運算，而沒有用到抽象代數和泛函分析）。我認為你根本就是因為看不懂過去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所以還在用這麼古老的控制理論。」
我回答他：「你身後剛好有一整套近年的 IEEE Trans. AC（控制學界評價最高的期刊，用的數學也最艱深），請你隨意抽出一篇論文來，念出論文題目，我就負責告訴你那篇論文使用的主要方法，主要假設，主要研究成果，以及可能的主要限制或缺點（下文稱「概要」）。」
他帶著不屑的表情（認定我亂誇海口）地從身後隨便抽出一份期刊，隨便翻出一篇論文，念出題目。我立即（毫無時間落差）講出這篇論文的主要方法，主要假設，主要研究成果，以及可能的主要限制或缺點。他馬上瀏覽一下論文，立即發現我的回答基本上正確。我說：「請你繼續。」他一付「這一次算你運氣好」的表情，重新抽出一本期刊，隨意翻出一篇論文，念出題目。我照樣立即講出那篇論文的「概要」，他也在瀏覽該文後確認我的回答基本上正確。如此反覆十幾篇後，他累了，但是臉上越來越充滿訝異的神情。最後他說：「好吧。我承認你確實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看不懂或懶惰。但是我依舊不欣賞你的論文。」
我「懂不懂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個事實，事實可以理性地討論。他喜不喜歡我的論文，那是主觀好惡，主觀好惡無法理性地討論。我就離開他，去找B教授。
B教授也是開門見山地說：「我對你的論文評價很低，因為我認為你採用了一個目前最落伍的方法。」我問他：「那麼你最欣賞的是哪一種方法？」他說：「I. Horowitz 的 Quantitative Feedback Design。」我說：「不知道你手邊有沒有他的論文？如果有，我可以逐一指出他的方法裡有哪些不恰當的假設，以及會導致哪些不良的後果，使得他的方法所獲得的結果在哪些方面比我的方法差。」他說：「我現在手邊沒有他的論文。」我說：「好，那麼我憑記憶大致上重新敘述他的基本假設與主要的推論步驟，並且逐步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缺失與不當。我的記憶無法百分之百正確，但是我只出來的缺失都的確存在。」於是我開始憑記憶從頭推導 Horowitz 的理論與方法，逐一指出其中最關鍵的缺失，最後才說出結論：「因為 Horowitz 的理論與方法有以上缺失，且其結果很嚴重，所以我才從古典控制理論出發，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設計方法，來避免 Horowitz 的主要缺失。」
B教授啞口無言，但是仍然嘴硬：「好吧。你有你的考量，但是我依舊不喜歡你的論文。」
我禮貌地告別，回去把上述過程簡要地寫信告知指導教授。過了幾天，我在走廊上遇到 B教授，他竟主動跟我打招呼，還說：「我跟A教授都對你的知識之廣博感到印象深刻。」
即便是理工學院的學術圈，對於研究方法的優劣還是有著個人的偏好與好惡；但是關於事實的部分，我們有一套理性地討論與釐清的方法和默契（所謂的「學術修養」），所以我們能夠就事實的部分達成共識。
學術圈內的理性討論：更驚人的實例
上述的故事只不過是小 case。我在《論文寫作完全求生手冊》裡講過兩個「小蝦米駁倒大鯨魚」（李政道與楊振寧 vs 諾貝爾獎得主 Wolfgang Pauli，以及 Mark Granovetter vs 諾貝爾獎得主 Oliver E. Williamson）的故事，才是真正「以理服人」的最高境界。
至於在控制學界，也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上文所提到的 I. Horowitz 是1970-80年代對古典控制（使用 transfer function）了解最透徹的學者之一，也是望重全球的學者。然而 1960年代以後控制學界的發展重點都在「現代控制理論」（使用 state-space），許多學術界的新星（譬如上文提到的 A教授與 B教授）都只知道「現代控制理論」的優點而對古典控制理論嗤之以鼻。但是 I. Horowitz 卻於 1975年在「現代控制理論」的大本營 IEEE Trans. AC 發表了一篇論文 "Superiority of transfer function over state-variable methods in linear time-invariant feedback system design"，直陳現在控制理論在工業應用上的關鍵性缺失，以及古典控制理論在工業應用上的關鍵優勢。
這篇論文光是題目就充滿「踢館」的意味。結果呢？1981年起， IEEE Trans. AC 所有的 full papers 都改用古典控制的「transfer function」取代了現代控制的「state-space」（並且自稱「後現代（post-modern）控制理論」或「robust control」）。這是控制學界「以理服人」的經典案例。
而我之所以能夠以理折服原本看不起我（和我的指導教授）的 A教授與 B教授，乃是因為我在出國前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去研究當時控制學界的三大派（古典控制、現代控制和 Horowitz 的 Quantitative Feedback Design）的基本假設、主要成果與主要限制和缺失，並且都徹底掌握住（從文獻回顧充分析收了各派大師的洞見），之後才決定去劍橋跟我的指導教授（當時英國學界對古典控制了解最透徹的學者），所以才能用大師們的洞見去折服 A教授與 B教授。
歧見與溝通：理工與人文的異同
不管是哪一個科系、院所，學術界每天都在彼此攻錯。理工學院的優勢在於：我們使用的名詞都有精準的定義（不會因為對同一個名詞的不同詮釋或理解而起爭議，甚至雞同鴨講地打混仗），我們討論的現象都可以設計實驗來檢證「觀點的有效性或相關性（relevance）」、「證據的可靠性」，還有數學語言可以確保「演繹過程的嚴謹性」。
如果你對邏輯的認識夠清楚，就會知道：一個結論（命題、主張）的有效，取決於「周延的觀點（基本假設）」、「可靠的證據」以及「嚴謹的演繹過程」。其中任何一者錯誤，就會導致無效的結論；其中任何一者的更動（修正），也會導致結論的更動（修正）。
所以，意見不同（結論不同）時，理性溝通的模式是討論（質疑、商榷、檢驗）彼此的觀點（基本假設）、證據和推論過程，而不是「我不贊成你的主張」（只有結論，而沒有前提，這就不是理性討論）。
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討論往往欠缺理工學院的上述優勢，因此不時會在觀點的有效性（周延性）、術語（概念）的精確內涵與推論（析理）的過程上有爭執不下的情況。
不過，釐清事實與理性溝通的主要依據（要領），還是與理工學院「大同小異」。
反例：這不叫「理性溝通」
一個人署名「張五常」，寫信給我說：「彭教授，你對市場機制如此反感，那麼你是不是主張要政府補貼？」
我沒有回覆這一封信，不是因為它署名「張五常」，而是因為他沒抓到我的論述重點，也不遵守「理性溝通」的原則。
其一，我反對的不是經濟課本裡的「完全競爭市場」——事實上我認為「完全競爭市場」既吻合最高的效益，又最吻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因為：在「完全競爭市場」裡，每一個人的所得都會等於他的貢獻），因而沒必要反對。我反對的是「無視於實證研究的既有事實，用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去合理化現實世界裡明顯地違背公平正義的法則」（其中一個典型的謬誤，就是認定「貧富差距有助於經濟成長」）。
以基本工資問題為例，2021年的諾貝爾獎的得主 David Card 就曾在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這本書裡說：許多實證的研究都顯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模式更像是「資方壟斷」的買方市場，但是主流經濟學卻堅持用「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反對基本工資方案，而不願意認真改善實證研究的設計和證據的可靠性。
那麼，我主張政府補貼嗎？「主張政府補貼」是一個結論（主張）；但是所有的結論都必須先有前提，否則無法據以建立有效的結論。所以，我當然不會「無條件地支持政府補貼」！
以基本工資案和勞動力市場為例，很多證據讓我相信：當勞工以個人身分跟資方達成工資協議時，通常結論會是對資方有利；唯有當勞工以集體方式跟資方討論勞動條件時，才有機會在較公平的議價情境下達成「勞資雙方的貢獻與所得皆較接近其貢獻」的交易條件。（證據之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以實證研究指出：在沒有政府介入的情況下，資本所得的成長速度超過GDP的成長速度，使得勞動力所得所佔份額逐漸縮小，最後會接近於 0%）。
其二， 「反對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反對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而且「反對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主張政府補貼」。連這種基本認識都沒有的人（觀點狹隘），我不想耗盡唇舌去解釋（太累）。
那麼，我可以「有條件地」贊成政府補貼嗎？當然，在有把握做到「政府補貼有助於提升國家對外的總體競爭力」＋「政府補貼不致於導致國內產業界『優敗劣勝』」的前提下（這是對於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的倡議加以修正後的主張，無暇在此細談理由）。此外，我也贊成用所得重分配去補貼弱勢的個人（譬如，minimum income support）。
總之，觀點狹隘，把課本（完全競爭市場理論）與現實（不完全競爭，甚至更像買方壟斷或者嚴重地向買方傾斜的市場）混為一談，習慣於只談結論（主張）而不去問前提（基本假設與情境）的人，很難理性溝通。所以，這樣的信我不會去回覆。
至於來信的人是否真的是那個有名的「張五常」，一點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