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6歲時跟丈夫分居，這只是露西（Lucy Kellaway）「晚年」（熟年）故事的一半；在媒體界鬧得更沸沸揚揚的另一半，發生在次年。
就在她滿五十七歲的那年年底，她突然在專欄裡宣告：一年後她將辭去《金融時報》這個長達三十二年的專職，先接受一年的中學教師訓練，然後換軌去一個教師員額長期不足的中學當專任的菜鳥老師，面對一群學習成就嚴重偏低的孩子，教他們令人生畏的三角函數！
不只如此，她還高調地跟一位長期從事教育改革的女老師創立一個社會企業，旨在招募、培訓並支援高齡專業人士，讓他們長期轉任中小學教師，期望能藉此提升基礎教育的品質，改善教育資源不均的現象。
結果，應徵者有上千人，包括醫師、音樂家、企業高管、神父和一位大公司的總裁，其中許多人已經有可觀的社會成就和令人欣羨的美差；最後，其中有四十多位跟她年齡相近的人決定跟她一起換軌，開始接受一至兩年的基層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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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可能會跟我一樣地忍不住問：露西到底發生什麼事了？那上千個應徵的人到底怎麼啦？英國社會到底哪裡不對了？
職業、職涯、生涯與人生
露西給讀者的第一個理由很有說服力：當她在同一個工作堅持二十年以後，幾乎就很難再從這個工作中繼續獲得成長所需要的養分；當她在同一個工作堅持三十年以後，幾乎就只是在重複過去的自己，甚至開始退步。因此，她決定要換一個全新的工作，讓生命重新充滿熱情與新鮮感。
接下來的問題是：她應該要換一個什麼樣的工作？她已經在第一個工作裡見識過神秘的社會頂層（實際上她的夫家就是英國政經圈的頂層），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他人的肯定，同時她還有了積蓄和房子。
一般大學畢業生對工作的夢想她基本上都已經有了，她也有過讓人欣羨的二十五年婚姻和四個孩子，現在她最想要的是滿足自己對人生意義的渴望。尤其是在將滿五十四歲時離婚，一年後又遭遇父親的過世，她對於人生有了跟年輕時很不一樣的體悟和感受，也更不願意讓剩下的人生在無意義的重複中虛度。
後來她想起自己的母親，她是英文老師，在露西‧凱拉韋中學的母學任教。她發現自己出席中學同學會時，大家對她的印象沒什麼特別，記憶最深刻的反而是四十多年前從她母親所受到的啟發和影響。最後，她堅決地認定：她要的工作，就是扮演一個改變學生人生軌跡的老師！
然而她很快地發現：英國的教師培訓與甄選制度是針對年輕人設計的，對於中晚年才想要轉軌去教書的人很不友善。這個發現反而讓她更加堅定要去教書的念頭！
試想想，如果一個學校的老師都是從年輕教到老，他們全部加起來能對當代複雜多變的職場有多少了解？如果老師們對當代的職場嚴重地欠缺了解，他們如何引導學生去思索自己的未來？假如學生都對自己的未來嚴重地欠缺想像和願景，他們又要從哪裡找到學習的熱情和驅動力？
露西‧凱拉韋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思索，想像著有一大群具有豐富職場經驗與人生歷練的專業人士，一起投入中學教育的領域，跟學生朝夕相處，這將會對他們起多大的啟發作用，甚至將會是師資培育史上多麼有意義的教育革命？
於是，她在接受教師培訓的時候，同時創辦社會企業「現在去教書」（Now Teach），鼓舞、招募、培訓、支持有專業背景的人到最欠缺教師的學校去，教最迫切教師的科目（科學、數學、資訊、外語），同時帶著他們的社會歷練與人生歷練去啟動教育現場的質變。
你試想想：當你的理化老師曾經參與（甚至主導）過高科技產品的研發，數學老師曾是金融高管，資訊老師曾經是國際級駭客，而法語老師自己在法國住過數十年且熟知法國企業、文化、與民情風俗，課堂會變得多麼地生動？學生對未來的想像會多麼豐富、真切且生動？
可惜的是，絕大部分的高中校長與老師對教育現場的想像太刻板，不僅無法融入這些景象，甚至暗地裡排斥這些「異端」可能帶來的麻煩，而且篤定這些曾經有過風光頭銜的人必然沒有能力管束精力充沛且無法無天的青少年；尤其是當教室裡充滿來自底層社會的學生時，他們不需要一週就會告饒離職。簡言之，這些人「根本就是來亂的」！
要避免讓這些「異質」的老師像電影《奪橋遺恨》裡的二戰空降部隊那樣，還沒著地就被高射砲掃射，一落地就被立即俘虜，就必須為這些老師建立起經驗交流與情感支持的社群網絡，事先為他們物色友善的夥伴學校，並且為他們爭取較有利（友善）的培訓與任教制度，以便增加他們在教育現場的存活率和長期任教的意願。
為了達成以上這些任務，社會企業「現在去教書」（Now Teach）在2020年招募了136位教師，平均職場歷練27年，來自25個行業，其中一半的人有碩士學歷，超過一成的人有博士學歷，並且找到了113所夥伴高中。緣此，她在2021年被授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fficer，簡稱「OBE」）。
此外，露西在2018年完成教師培訓並如願地成為正式的高中教師，只不過她發現「經濟與商業概論」這門課比三角函數更適合她。她應該有資格去貴族學校或公立的精英學校教書，卻選擇了倫敦地鐵到不了的社區學校，近半的學生來自社會底層的低收入家庭。
事實上，這個學校所屬的行政區曾經犯罪叢生，還有許多巷道曾以「謀殺巷」聞名。
教書真的能滿足她對意義感的渴望嗎？她有許多學生學習意願低且學習成就低，而且她完全無法影響他們；然而也有學生在她的影響下從班上最後一名變成位列前茅。為了盡可能地給學生最好的啟發，她每天早上不到七點就走路去學校。她的工作時間比以往更長，薪水遠比以往更低。然而她覺得這個新的生活跟辭職前的那個舊生活一樣地適合她；或者說，在過慣了幾十年的舊生活後，新生活遠比舊生活更能滿足她。
她甚至在2021年七月出版了一本頗受好評的書《重新受教：我怎麼改變工作、住家、丈夫和我的髮型》，談這三年的教書經驗，談這三年與她前半場人生的對比，談如何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如何改變自己、改變人生、改變學生的人生。預期的讀者是誰？所有關心教育現場的人，以及那些年近五十，不知道要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不確知要不要改變，不知道要如何改變的人。
不過，有些人還是難免好奇：為什麼這個改變不能更好發生，或者更晚？
自我、意義與價值
其實，母親過世後露西一度想要離開《金融時報》去教書，卻又覺得 47歲才開始教書未免太老。
不過，更重要的或許是：她從不認為老師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角色（在她心裡，她媽媽是唯一的例外），偏偏那時候她還很在乎自己的社會地位（形象）。
她媽媽從牛津大學以優異的成績（first-class honours）畢業於英文系之後，一度回故鄉的墨爾本大學任教，次年重返英國嫁給露西的爸爸（另一個牛津校友）。當了五年全職媽媽、兼職園丁和業餘作家之後，她到著名的女子中學 Camden School for Girls 去當英文老師 (1967-84)，成為許多學生難以忘懷的良師，同時繼續兼職當終生的園丁與作家。
露西的姊姊 Kate Kellaway 從 Camden School for Girls 畢業後，步上母親後塵，進入牛津大學的 Lady Margaret Hall（母女三人都是這個學院的校友），攻讀英文。畢業後她到辛巴威去教了四年書，之後回到英國在 Observer 負責文學類報導、評論與文學版編輯工作，並且在1995年擔任著名的文學創作獎 Booker Prize 的評審。所以，表面上她的職涯軌跡剛好跟露西相反，實則不然：她是從去非洲教書，改為從事文學評論與報導，應該都是為了理想與興趣（很有她們父母的人生風格）；而露西在《金融時報》的工作卻不見得是她的理想。
她高中的時候相當地叛逆，所以大學入學考考砸了。她誘拐兒子去念學費昂貴而升學率高的私立中學，恰恰跟她爸媽放任而自由的家庭教育理念相背。不只這樣，她念大學時選擇了政經界熱愛的「哲學、政治與經濟（PPE）」，不純然是熱情，其中間雜著虛榮心與自卑感。
不管她的愛現與虛榮何時萌芽，反正只要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金融時報》上，她都有一份深深地滿足感。此外，每當陌生人聽到她在《金融時報》上班，都會表情驟變，這也讓她滿心竊喜。然而出重的社會形象不只滿足她的愛現與虛榮，也同時撫慰著她的自卑。
這一份自卑或許有一部分是源自大學入學考的不理想，靠著爸媽和姊姊的面子（三個牛津校友，兩個 Lady Margaret Hall 學姊）才勉強進了牛津大學的 Lady Margaret Hall。總之，她自稱患有「冒牌者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對自我能力感到懷疑，不相信自己的成績，或者認為自己不配獲得成功，因而始終心虛，無法靠自己內在的實力肯定自己，而必須靠外在的表現（他人的掌聲）來肯定自己。
此外，她在大學畢業後進入摩根大通服務，一個對現實世界一無所知的21歲小姐，薪水卻高於她那任教多年的媽媽（一個傑出的資深高中老師），她多少有點自滿和驕傲。反觀她媽媽，從她小時候就早晚為學生的事忙碌，而薪水卻微薄聘不起奶媽，下班後得煮晚飯、做家事，忙完後還得改學生的作業。因此，她從小就絲毫沒有興趣當老師，甚至懷疑這個社會裡有誰看得起老師（如果老師是個重要的角色，薪水為何會如此低）。
過了五十歲生日以後，她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乏味、意興闌珊。寫起專欄文章來也不再那麼求好心切，有時候甚至是覺得交代得過去就好（其實有些讀者也感覺得到她辭職前的作品已經有點遜色了）。另一方面，她也開始看清楚自己對社會地位的過度看重，而想要擺脫這個「毒癮」。然而她並沒有積極地行動。
專欄作家的時間很自由，當孩子還小的時候，這一點很重要。47歲那年她媽媽過世後，她邀請傷心的八旬老父每天過來吃晚飯，這時候專欄作家的自由也還是很重要。
57歲那年，她爸爸過世了，四個孩子也都大了（長女已經27歲，最小的孩子也已經將近20歲），她終於決定必須認真為自己而活，不能再毫無熱情地拖下去（雖然再過五年她就可以從《金融時報》領到一筆豐厚的退休金）。
問題是，一個人一定要先解決金錢、時間與社會地位之後，才可以開始去追求他（她）真正熱愛或關切的事物嗎？那時候會不會年紀已經大到沒有足夠的熱情與動力（或膽量）？
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不先到社會上去歷練，他（她）真的能夠在離開學校（大學畢業或研究所畢業）之前了解最適合自己扮演的職場角色嗎？
以露西為例，她在大學畢業時（剛滿21歲）既不了解職場，也看不見當老師的意義和價值，甚至不認識自己（不知道驅策著自己的其實是虛榮心和自卑感，而不是真正的熱情和理想）。更具反諷意為的是，她的獲得學位是「哲學、政治與經濟」，理論上應該可以在求學過程中思索過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哲學），也思索過現實（政治與經濟）。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再多的課本知識、課堂討論和專題報告，都不足以取代真實的人生歷程——類似地，你不可能從一個美食節目知道其中哪一道菜真的合你胃口，也不可能從美酒年鑑知道你會不會喜歡其中的某一瓶酒。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知識不可能取代人生。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自我」是從出生時就已然被注定的（nature），還是隨著人生歷練而逐漸化育成形（nurture），又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後面兩者，一個人在21歲（或30歲以前）如何「忠於自我」？
結語：人生就是一場冒險
如果你不敢選擇孤獨，那往往是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孤獨，也因為你並不確知一輩子單身的滋味到底有多難受（或容易忍受）。如果你不敢從年輕時（甚至學生時代）就走自己的路，那往往是因為你不知道那條路上你會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以及必須忍受的最大痛苦會不會超過你承擔的極限。
不管你現在是幾歲，見識過多少人間的風浪與滄桑；不管你有多勇敢或懦弱，不管你生命的前頭還有長的路，未來始終是一場辛巴達式的冒險——其實，生命本身就是一場冒險。
分居之後，露西跟她丈夫的關係或許會改善，或許會若即若離，或許會破鏡重圓，連他們兩人都無法預知。踏上第二個職涯之後，露西已經一再地發現教書生涯並非盡然如她所預期的，至於她會不會哪天又想換跑道？誰也說不準。
假如生命就是一場航向未知的冒險，我們該如何面對，又該如何面對過去，以及在當下作決定？不管你現在幾歲，這三個問題都是既嚴肅又難以回答的問題。
而且，要回答這三個問題，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人生哲學」：不同於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或康德的先驗哲學，也截然不同於羅素創始的分析哲學。
實際上我一直懷疑羅素對真實的人生與人性到底有多深刻的認識。至少他對婚姻與愛情的倡議，讓我覺得天真到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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