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文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的兩篇論文,一篇是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另一篇是關於峇里島的鬥雞。它們恰巧是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一書(1973)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這個次序的安排應該不是偶然。
我喜歡它們,是因為它們細緻而深刻地刻畫了「解讀文化現象有多困難」,以及「文化研究」跟理工學問(以及數理邏輯)相去有多遠,同時又努力警告人類學家「別再模仿任何一種實證科學(以及數理邏輯與分析哲學),文化研究本質上是在解讀極其陌生、晦澀(因而艱難)的文本,它迥異於生物學家的『客觀考察與研究』,離尋找物理定律與真理的數理邏輯更是遙遠」。
然而連美國頂尖大學著名教授的解讀,都膚淺與曲解到讓我難以置信。至於把「thick description」當作是 Geertz 用來進行文化研究的方法(手段),更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