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索「通識教育內該有何人文教育內涵」時，不經意地發現英美兩國都有裁併人文科系的危機感。許多專文和專書都以「The Value of the Humanities」為題，其中一本是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BA）Helen Small 所寫的，旨在回答政府與校方的質問。
當一個系必須面對校方質疑，去回答這個系有何存在的必要時，氣氛想必是挺悲涼（悲壯）的？
另一本書Permanent Crisis: The Humanities in a Disenchanted Age 更直接用書名點醒主題：在一個鮮少有人相信超自然力量與超驗（先驗）價值的時代裡，納稅人有何必要聘一大堆人去鑽研（寫作）他們不關心、不相信，也讀不懂的艱澀論文？封面照片也選得好：一個失去頭部的古希臘或羅馬雕像。
在不同的歷史脈絡（社會情境）下，「（古典）人文學科有何價值」被質疑過許多次。在較具代表性的幾次論戰裡，各自凸顯這個問題的不同層次與面向。
歷史的兩個面向、兩種性格
在阿根廷出生且長大，後來去美國攻讀數學博士且在美國任教的 Ricardo L. Nirenberg 寫了一篇文章 "The Long Agony of the Humanities"，扼要地摘述過去將近兩百年來幾次關鍵的「科技與人文」的論戰。
該文中第一個上場的是強調客觀、理性的德國「近代史學之父」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他質問：「How to justify the humanities within a university system that is based upon the Enlightenment ideals of critical reason and rationality, and no longer on authority, tradition, and theological canon?」他的質問與回答，跟 von Herder（1744 –1803）想要通過歷史了解人類精神的企圖恰成對比，甚至會為了遷就歷史事實的客觀可驗證性而抹殺人類通過歷史而展現的內經情感、可望與精神性。結果，他的學生 Wilhelm Dilthey（狄爾泰，1833－1911）拒絕了他的主張，回歸到 von Herder 的主張，並且在方法論上為人文科學（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與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en）畫下分水嶺。
這是一次單純的方法論的論戰，並從而釐清了兩種「歷史」：客觀事件的歷史，以及事件背後人類精神與情感的歷史，以及它們各自所需要的方法。然而這一次的論戰也凸顯了所謂的「古典人文」這個籠統的概念蘊含著對立（近乎水火不容）的異質成分——這是「人文」領域始終無法擺脫的自我糾纏，迄今猶然。
精英教育的內涵：科學與人文的比重
在英國， 1878-1883 期間有一場（系列）類似的論戰，然而是在很不一樣的背景和氛圍下進行的。論戰的雙方是兼具深厚古典人文涵養的生物學家 Thomas H. Huxley（著名小說家赫胥黎的祖父，英國皇家學院院士）和牛津的著名詩人、文學與文化評論家的古典人文學者 Matthew Arnold，雙方都是學界一時之選、執牛耳的人物，且雙方論點都一針見血地點到關鍵。
這一場論戰的獨特處在於：當時科學的語言與主要結論還是有許多人文學者能懂，而古典人文仍舊是中學的教育重點（因而有些頂尖的科學工作還能夠有相當深厚的人文涵養），因此雙方的論戰中含有對彼此一定的認識（與尊重），不會像後來那樣地流於口水戰或稻草人式的論戰。
其實論戰雙方原本是好朋友，還在 1878 年共同連署請劍橋大學在入學考中廢除古希臘文這一科。
然而在討論英國最頂尖貴族學校伊頓中學（Eton College）的課程時，雙方的立場差異卻逐漸被凸顯而尖銳化；後來逐漸發展出「高中教育裡古典人文與自然科學的比重（主從）」之爭，最後還發展成「古典人文有何不可替代的價值」的論戰。
Arnold 闡明一個重點是：唯有通過古典人文的涵養，才能深化我們對人性、道德與價值的深度認識（省思），這是科學所無法取代的。他沒明講（不方便明講）的是：尤其是 Eton College 的畢業生未來是國家領袖、決策階層，更加必須要有深厚的古典人文涵養。
而 Thomas H. Huxley 則強調兩個重點：（1）自然科學是認識真理的主要（唯一）方法，所有學生（尤其是所有精英）都必須要精通，才能夠嫻熟探索真理的方法與理性思考的精義（他沒明講的是：避免被「前科學時代」的信仰、價值所誤導，而分不清楚真實與虛妄）；（2）人文領域確實有它不可以被自然科學替代的價值，但是莎士比亞以降的人文內涵足以取代古希臘羅馬的人文內涵，只要廢除古典希臘與中世紀的相關課程，就可以有足夠多的課程（學分數）去深化高中（精英）的科學涵養。
雖然當時的很多評論者（絕大多數是人文背景者）聲稱這一場論戰的勝利者是 Matthew Arnold，然而 Matthew Arnold 並沒有真正回答 Thomas H. Huxley 的兩大質問：（1）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裡，如何分辨古典人文的精麤與取捨，如何精鍊出古典人文的核心價值與內涵，以便去蕪存菁。（2）精英教育裡要容納多少科學教育，為此要犧牲多少（以及哪些）古典人文素養。
事實上人文領域至今還沒有清楚回答前述兩大問題，才會造成後來一再地進退失據。
事實上，雖然劍橋大學以她對物理科學的貢獻而著稱於世，然而直到十八世紀劍橋學生仍舊只有一種不分科系的綜合學位「Bachelor of Arts」。這個學位的考試傳統上是口試，問題包括哲學和數學（中世紀的「古典教育」項目之一，目的在訓練理性與邏輯，而不是實證科學）。1790年才開始有劍橋大學畢業生最高榮譽的象徵「the Mathematical Tripos」的畢業考，這也是劍橋學位（學系）分科的開始；至於牛頓等物理先進，其實都是「數學教授」。1851年劍橋大學才核准第一屆的「natural sciences」學位考試；而現代物理的誕生地（聖殿）Cavendish Laboratory 更是在 1874年才開啟。
其次，盡管維多利亞女王在1851年5月舉辦了第一次萬國工業博覽會以展示英國的工業實力，而且十九世紀相繼發明了電報（1837）、發電機和黃色炸藥（1866）、電話和內燃機引擎（1876）、電燈泡（1879）、火力發電站與電線輸送網（1882）、機關槍和汽車（1885）、雷達和鐵路電報（1887）、無煙火藥和光線的電磁波原理（1889），和跨英倫海峽的無線通訊（1899），然而劍橋大學卻遲至 1875 年才設立了第一個工程領域的教授席次（Professor of Mechanism and Applied Mechanics），而 1875-89 期間擔任這講席的 James Stuart 對政治的熱衷遠遠超過對學術的關心。
至於牛津大學，更是到了1872年才有物理系。而發現哈雷彗星的 Edmund Halley（1656–1742）大學時念的是數學，後來的講座頭銜是「幾何學教授」；發現「光行差」與「地球章動」的天文學家 James Bradley（1692–1762）才終於取得「天文學講座教授」的頭銜。
從這個背景去看，十九世紀末英國精英階層的教育過程中確實嚴重欠缺對科學與技術的重視。因此，在這一場論戰裡，我是比較同情 Thomas H. Huxley 的呼籲。
兩種文化的壁壘：科學與人文的鴻溝
Snow 曾在劍橋短期任教，之後轉任工黨與政府部門的技術官僚職位，參與科技政策的參謀作業。
劍橋大學在1959年邀請她返回母校演講，以〈兩種文化〉為題，談人文學界與科學界的對立和彼此歧視。他在演講中原本要強調的是：科技發展攸關一國國防與經濟的實力，然而英國政壇決策者往往嚴重欠缺科技的基本常識，以致一再延誤決策時機或做出錯誤決策。緣此，英國各級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中必須進一步加強科學教育所佔比重。
然而他因為拿過英國著名的小說大獎，因而自大地以「跨文學與科學兩界之精英」的姿態發言，並且質疑：人文學界往往把不懂莎士比亞的人看成沒有文化教養，實際上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人也應該被稱為科學的文盲。
這一段把莎士比亞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並列的論述激起劍橋著名文學評論家法蘭克‧李維斯（Frank R. Leavis）的勃然大怒，他激烈抨擊 Snow 論點和他的小說品質，嚴厲地指出：（1）Snow 的小說只是沒有深刻人文內涵的通俗小說，足以取悅大眾，但不足以帶給讀者任何嚴肅意義的啟發，因而沒有資格自居為「文學家」，更沒有資格自以為懂人文的內涵和價值。（2）莎士比亞的作品探討的是人性的內涵與人生的重大抉擇，背後蘊含著嚴肅的價值省思與道德判斷，是每一個人都有必要去深思與了解的；而熱力學第二定律只對某些特定領域的科技工作有價值，對其他人一點價值都沒有。
這一場論戰裡，我同情的是 Frank R. Leavis 的論點。事實上，今天九成以上的理工學院畢業生都用不著熱力學第二定律（包括我這個碩士班考試時熱力學成績得分甚高的人，也因為後來研究的領域是固體力學和控制理論，因而對熱力學第二定律也已經有40年沒碰過了）。
不過，這一場論戰後來衍申出一場影響更深遠的話題：科學與人文都很重要而不可或缺，然而兩者漸行漸遠，似乎已然無法溝通，怎麼辦？
第三種文化的妄想
C. P. Snow 很膚淺地認為：未來會有跨領域的「第三種文化」出現，形成科學與人文領域的溝通者。事實上，拿到劍橋的博士學位不必然就懂科學方法的精義，也不排除只是愛因斯坦口中所謂的「訓練有素的狗」；而 Snow 的小說確實挺無聊、沒有深度，純屬消遣讀物。Snow 對「第三種文化」的想像，表現出他對人文與科學的精髓（深刻處）皆一無所知的膚淺。
事實上，科學的方法與人文的精神一直是像「光的粒子說」與「光的波動說」一樣地互斥而難以相容。
N. Bohr 在《原子物理學與人類知識》裡說的：「當我們用光柵現象去探測光的行為時，光的粒子性格就被隱匿而看起來只有波的行為特徵；當我們從光電反應去探測光的行為時，光的波動性格就被隱匿而看起來只有粒子的行為特徵。」
Thomas H. Huxley 也說過：人文表現的是我們對這世界的情感與價值判斷，科學表現的是我們對世界的思考與了解；它們是人性兩個彼此不可被取代的成分，沒有誰能消滅誰。
同樣地，想要懂人文，就必須用人文的方法去了解它，想要了解到多深刻，就必須具有多高的稟賦且付出多少的努力；反之，想要懂科學，就必須用科學的方法去了解它，想要了解到多深刻，就必須具有多高的稟賦且付出多少的努力。
科學與人文的壁壘日深，那是學術分工的必然，以及兩個領域各自長足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稟賦不足或付出的努力不夠，所謂的「跨領域的第三種文化」將只不過是膚淺地涉獵兩者的表象，實際上對其深意與核心價值一無所知——就像 C. P. Snow 那樣。
每個人都有意願、能力與必要去閱讀古希臘與中世紀原典嗎？
在 "The Long Agony of the Humanities" 文中，Ricardo Nirenberg 很悲傷地提起一段往事：他所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曾組一個專門委員會去檢討校內的資源分配，並且有人提議取消古典研究（古希臘與中世紀）的經費；他表示反對，並解釋道：沒有古典研究將會使人文領域難以存活。然而德文系的系主任反駁他的論點，結果古典研究的經費就被取消了。20年後德文系也被裁併了。
Ricardo Nirenberg 把這事件歸諉於文學院各自為己的私心，以及自然科學自以為是真理的代言人去迫害一切「前科學」的人文精神。
為了呼籲學術界對古典人文的重視，以及邁出對於科學的「迷信」，他跟兒子 David Nirenberg（芝加哥大學神學院院長，專長中世紀歷史與歐洲三大宗教的比較研究）共寫一本書Uncountabl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Number and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強調：科學也不是真理，而是人類的建構。
然而把「人文的式微」怪罪於「自然科學太強勢」其實是「誤診」（找錯冤家），甚至耍賴。
University at Albany 的經費被砍，以及英美許多大學面對人文領域的經費與人事縮編，根本問題出在過去英美高等教育過度無節制地擴張（因而政府經費難以繼續盲目地編列），以及罔顧學生的素質與出路（專長古典人文的碩、博士生出路有限，只有表現傑出的人找得到「學以致用」的工作）。因此，牛津與劍橋等頂尖大學的古典人文領域不致於有經費被裁撤的憂慮，有此憂慮的是其他二流、三流乃至於四流的大學（譬如，全美排名在160左右的 University at Albany）。
所以，該問的是：哪些大學有必要設立古典人文的研究與教育機構，合理經費與人士編制約是多少。而 University at Albany 的回答顯然是：我們這學校不需要（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去別的大學念）。
這樣的答案，當然不是對古典人文的全盤否定，而是面對事實：有意願與能力去學習古希臘語和中世紀拉丁文，並且從中受惠（不管是個人生活或職場）的人，原本就不多；這些極端少數的人鮮少會到二、三流大學去，為這些稀有（不是每年都會有）的學生而設立專屬機構確實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可以用在更具急迫性的用途，譬如建立全民健保）。
結語
理工學院的擴張，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就業機會以及職場報酬。古典人文（以及其他的人文領域）之所以萎縮或乏人問津，是因為絕大多數人無法從中獲益（職場的需要不多，對個人涵養或幸福感的提升效益不明顯——除非確實有足夠的稟賦與努力去窺見古典人文的堂奧、滋味）。
更簡單的說法是：一個粗通工程常識的人就可以當水電工與水電師傅，一個略通工程知識的人就可以當個低階的工程師，而一個精通理工的人則有機會成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對比下，一個有能力閱讀古希臘文與中世紀拉丁文原典的人，即便在大學的通市中心找到教職，也往往只是個教書匠，沒也能力窺見古希臘或中世紀獨特的人文精神（那些不存在於當代人文領域的獨特精神），甚至不會因為閱讀那些原典而感到比較幸福。
也就是說：（古典）人文本來就比較適合真正的精英（指其稟賦而非其階級），而理工則是雅俗皆宜。這是學問的本性使然，根本沒必要怪罪「自然科學的興起導致人文領域的式微」。
假如有人文學者連這個事實都看不清楚，那恰恰證明了這個「人文學者」是個可有可無的庸才！
附記
關於科學與人文的論戰，還有好幾場，各有其背景卻經常被混為一談。以後我有興致時或許會再為文談談，先姑且列幾個給有興趣的人自己去了解：
（1）Boston Review Forum「What Is Education For?」：Harvard 大學講座教授 Danielle Allen（專攻倫理學、法學與「政府與教育」）談「Prepar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demands humanities education, not just STEM」
（2）Alan Sokal 事件與 Science war：後現代文化批判對自然科學的攻擊，以及科學家的反擊（Sokal 事件），以及更寬廣視角下對科學社群的屬性論戰（Science war）
（3）邏輯實證論（維也納學派）對哲學與古典人文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