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尼采的角度看，人類最根本、最重要而不可違背的事實是：每一個人都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活（替你感到快樂或替你承擔痛苦，替你感到幸福或替你承受悲哀）。
由此似乎可以直接推論說：每一個人都會去追求使自己幸福、滿足、生氣盎然的生命，而不是去追求別人所羨慕的人生（硬把自己塞進別人的鞋子裡，不管它是太鬆或太緊）。
然而非常令尼采訝異（且痛恨、鄙夷）的是，盡管每個人都如此地不同，人類最大的共通點卻是：每一個人都活在社會既定的道德規範與價值裡，極少有人敢（願意、想要）為自己活。
為什麼？尼采在〈教育家叔本華〉裡給了兩個答案：懶惰、畏於與眾不同。我很訝異地發現，他竟然錯過兩個我認為更重要的因素：虛榮心的滿足（與快感），以及被扭曲（偽裝）的自我肯定（自我實現）！
人文生命的起點：價值的重估與抉擇
在〈尼采：影響深遠，經常被曲解的思想家（1）〉這篇部落格裡，我們提到尼采屬於一個華人社會較不熟悉的德國傳統「赫爾德、歌德、洪堡、賀德林、尼采、海德格」這個傳承，其中赫爾德強調文化生命的有機性、基於地方特性而有的獨特性，以及不同文化間無法適用同一衡量標準的差異性；歌德則強調自然界一切生命都會依據當地環境的特質而有多元化、差異化的發展，以便適應當地的生命條件；沒有既定的、先天賦予的、永恆不變的必然性，甚至於「生命」的特色就在於差異化與獨特性——植物如此，萬物之靈的人類更是如此。
也就是說，相對於柏拉圖那完美、永恆（靜態）的觀念界，或者亞里斯多德源自先天的「潛能」（預設的發展終點）而言，赫爾德和歌德更強調開放性的、沒有預設終點的、沒有必然性與唯一性的，充滿未知與冒險意味的「發展」與「生成」（becoming，不同於亞里斯多德的「潛能的實現」）——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不滿足於一切的既有，始終嚮往著未知世界中更高的可能性，願意為了生命更高的可能性而不顧一切地去冒險、探索未知，即便以靈魂和永生為代價也不後悔。
在他們的啟迪下，尼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個人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因而極端厭惡抄襲來的價值觀。從他的角度看，盡管在我們之前有過許多智者和偉大的心靈，然而他們的生命抉擇取決於他們特殊的稟賦與際遇，甚至還包含著他們的時代偏見，不必然適合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甚至也不必然值得我們效法。
從這觀點看，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別人該如何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如此做（而敢於如此作的人其實是昧於「人類存在的基本條件」的愚人或專橫的人）；更別說是強迫別人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活，或者像蘇格拉底那地去質疑別人的價值觀。
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再根據自己的稟賦、際遇和內心的聲音，去重新安排自己的價值次序——尼采把這工作稱為「價值的重估」（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
我把這個工作看成人文生命的起點，把這個永遠不可能會結束的工作看成然文生命的核心，並以此做為原始生命（本能）與人文生命的界標。
在「價值的重估」之前，我們根據「生而知之，不學而能」的本能慾望過活，追逐飲食男女、聲色犬馬與功名利祿，稍長後在本能慾望與輿論之間糾結、掙扎；或者受虛榮心的驅策而在社會既定的價值觀下追逐「成功」、「傑出」，用社會的肯定偽裝成「自我肯定」——「畏於人言」和「被虛榮心驅策」都可以看成是本能慾望的一部分。
唯有在啟動「價值的重估」之後，我們才開始自問：「我要的到底是什麼？我想要的一切之中，何者最重要？我要怎麼活，才不會辜負此生，枉費此生？」並且開始探究自己的內心，傾聽自己的內心，跟自己內在最深處的渴望開始結合。
所謂的「人文」，之所以有別於原始的生命，恰恰在於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抉擇（這些抉擇的抽象化表現就是所謂的「價值」），而不再只是被本能慾望所驅策。
非常有趣的是，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而尼采的「價值的重估」恰恰是對這一句話的現代化詮釋。
更有趣的是，這個角度下的尼采遠比柏拉圖更像是蘇格拉底的忠實弟子：蘇格拉底一向堅持「我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因為我是雅典唯一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的人」，他也同時利用每一個機會去刺激雅典的青年，要他們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標；可惜，柏拉圖在中晚期的對話錄裡把蘇格拉底描繪成無所不知的先知，甚至在《理想國》裡提出了自以為是的「哲學家皇帝」，從此以後哲學界老是有人誤以為哲學代表智慧與真理，而忘記蘇格拉底始終堅持的教訓（我一無所知）；到了尼采，他反對一切未經自己省思的價值觀，反對一切抄襲、借用的價值觀——在這個角度下，尼采遠比柏拉圖更忠於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的獨特性，認識你自己的生命，認識你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去倚附耶穌的「生命、真理、道路」，或者任何的「普世價值」）。
那麼尼采經歷「價值的重估」後有沒有產出過什麼樣的結論？他最終的價值次序（高低）是怎樣？那些結論寫在哪裡？
理性與激情——從酒神到超人類
尼采在1889年初出現精神錯亂的跡象，那時候他在信裡署名戴奧尼索斯（Dionysus，希臘神話中酒神的名字），時而署名「敵基督者」。所以他肯定的是酒神的精神，反對的是基督教的道德。
然而更深層的涵義去較少人去探究，譬如：他反對基督教，也反對蘇格拉底和康德，這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此外，他肯定酒神的哪一種特質？這跟他的主人的道德或「超人類」有何關係？而這一肯、一否的價值判斷，又跟他的「永世回歸、熱愛生命」有何關係？必須把這些面向都兜攏在一起，才算是比較完整地解讀了尼采。
然而又同時必須注意到：尼采一再反對系統性理論！譬如，他在《偶像的黃昏》裡說：「我不信任一切的系統建構者，並且竭力避開他們。追求系統的意志，等同於缺乏真誠。」在德文版的《尼采作品集》裡，他又說：「追求系統的意志：在一個哲學家而言，從道德面說，是不易覺察的微妙腐敗，一種性格上的疾病；撇開道德地說，他的意志顯得比他本人更愚蠢。……我沒有偏執到想要一個系統——就算是我自己的系統也不想要。」「建構系統是很幼稚的。」最簡單的理解就是：生命的可能性遠比一切系統性的理解更豐富、活潑而多元，不該用任何系統性的理解去讓生命變得蒼白、貧乏而了無生氣。其實，這跟他對各種理性主義的強烈反感是密切相關的。
對於尼采而言，酒神代表生命的活力：他讓寒冬之後的生命復甦，花果遍地而五穀豐登，飛禽猛獸收斂起野性，在他的戰車前跟人們一起頌讚大地春回的狂喜。尼采用來跟阿波羅（理性）抗衡的，並非那個帶著瘋婦毀滅一切的酒神，而是指導貝多芬寫出《第九交響樂》的酒神——他讓貝多芬在最後樂章裡齊聚管弦樂與合唱團的聲音，用《歡樂頌》盡情地唱出生命的喜悅。
或者說，「熱愛生命」就是尼采最高的道德律——任何價值觀若會損及人類對生命的憧憬、嚮往與熱情，就是腐朽、頹廢、墮落的（decadent）；任何價值觀若可以激勵人類對生命的憧憬、嚮往與向上（超越人類）追求的激情，都是高貴的。對他而言，首要的道德律不是「善、惡」，而是「高貴而充滿生命力」與「腐朽、頹廢、了無生氣與活力」。
譬如，在《朝霞》（Daybreak: Thoughts on the Prejudices of Morality）一書裡，他批評康德和叔本華：「他們的思想並不是靈魂的激情歷史，那裡頭沒有任何足以構成一部小說的成分，沒有危機，沒有災難或死亡的場景，他們的思想並非同時是一部靈魂的不由自主者的傳記，就康德而言只是一部大腦的傳記，」「當康德通過他的思想而閃耀光芒時，他顯出最佳意義下的誠實和可敬，但是無足輕重：他欠缺生命的廣度和力量。」
簡單一句話：康德思索的是與生命的激情、驅動力無關的「先驗知識」和「永恆的真理」，是無法促成真實行動的理論，是跟大腦有關的活動而不是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至於尼采在別處罵康德是狡猾的基督徒，那又牽涉到尼采習慣性的誇大修辭，以及如何解讀康德《實踐理性批判》的問題，非本文關注焦點，權且不細談。）
至於尼采對蘇格拉底的不滿，是因為蘇格拉底用批判性的反思引導年輕人質疑自己的生命渴欲時，往往也壓抑了年輕人對於生命最直觀的憧憬、嚮往與激情，卻又沒能同時給予他們更真實的生命出路。譬如，在《偶像的黃昏》裡，他批評蘇格拉底的辯證法：「身為辯證者，他的手中握有一項絕情的利器，他可以利用它來遂行自己的暴虐、蠻橫；……辯證者要求他的對手承擔起證明自己不是白癡的重負：他被激怒了，他同時癱瘓了。辯證者讓對手的智力變得一點力量都沒有。」
證明「正三角形三心共點」或許是一種智力的提升，然而如果一切無法被證明的憧憬、嚮往與激情都必須放棄，人還能靠什麼活下去？腦袋嗎？
叔本華說：人不可能知道外部世界的實體，但是人卻擁有他自己的實體——他的意志。尼采把這個原則進一步發展：人的生命意志就是他的實體（然而這個生命意志並非對應著飲食男女、功名利祿的本能衝動，而是持續地自我超越的激情、憧憬和嚮往——奔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激情、憧憬和嚮往）。
如果人一定要用理性去剷除不合乎理性要求的生命意志，結果必然是讓生命意志奄奄一息。因此他控訴受到柏拉圖影響的希臘道德：「『理性=美德=幸福』（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僅僅意味著：我們必須模仿蘇格拉底，用永恆的光明照亮黑暗的（無法被理解的）渴欲——理性的光明。」而其結果是「最刺眼的光明，用一切代價換來的理性，一種清澈、冰冷、戰戰兢兢、充滿自覺，然而不含任何生命的本能，抗拒生命的一切本能，這樣的生命本身根本就是疾病」，「如果必須抗拒一切的直覺（instict）——這種公式根本就是在追求腐朽、頹廢、墮落的（décadence）。只要生命的升揚的，幸福與直覺就必然是相同的。」「」
不能說尼采百分之百抗拒一切的理性：如果理性有助於釐清通往生命底層的直覺，並促成生命的升揚，他不會反對理性；但是對於那些會壓抑生命的直觀驅力與激情的理性，他會誓死反對。所以，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善用理性，使它不致於妨礙生命的力量與自我超越的激情；而不是不分皂白地盲目反對。
然而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有「獨尊理性，罷黜百家」的獨斷和蠻橫，因此他們也就成為尼采的敵人。
在這個角度下，過度的理性跟過度的精明、算計都是在削除自我的某一部分，因而是在妨礙你活出完整的自我。
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尼采出生前將近兩百年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人心有它自己的法則，而理性對此一無所知。」「理性的最後一項功能，就是覺悟到有無限多的事物都超越了它。」「有兩種極端是同等地危險的：完全拒斥理性，或者除了理性之外什麼也不接納。」
可惜的是，至今絕大多數哲學教授仍舊只知思辨而不懂人心（沒有能力從小說、繪畫、音樂裡感受到人心的複雜與渴望）。更可悲的是，自以為是的當代華人「藝術家」裡，充滿廉價、庸俗的趣味和標新立異的造作，卻把自己裝扮成「苦難的靈魂」來自欺欺人。
「你不可自欺欺人！」也是尼采鮮明地標榜的首要道德誡命之一，因為它也在妨礙你活出真實的自我。不過，這個話題必須留待下一篇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