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陌生的年輕人寫了三篇文章批判徐世榮的《土地正義》一書，希望我代為推廣。我早已決心引退，不捲入台灣社會各種齷齪的社會現象與評論，因此極端不耐煩地略讀了一下。沒想到三篇都有一些切中時弊且值得深思的論點，因此還是寫下此文。
一、國家是誰的？
詹竣傑（台大地理系碩士、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在「用愛改革？反思當代國家、制度倡議與產權社會」一文裡批判徐作把「國家機器」跟「人民與土地的感情」對立起來的分析與論述架構，以及把土地炒作當作「一小撮壞分子」的惡行，他並且指出人民也都是參與炒地皮的共犯，如果不去針對台灣社會對居住正義的普遍無知與漠視，繼續如此「肉搜壞人，指責壞人，以浮濫的『愛台』當動員的基礎」，土地正義與居住正義將永遠在原地踏步。
洪偉傑（羅格斯大學地理系博士生）的「開啟土改『產權體制』的反省與對話」的論述結構較緊緻而有系統，但許多值得注意的論點、角度與詹文不謀而合，我不再贅述。
能看到都市改革真正的敵人是「台灣民眾對土地與居住正義的無知」，「人民也是共犯」，以及「長期被洗腦的意識形態」，果然是踏實地站在第一線的社會改革實踐者。可惜該文太短，還有很值得沿線深入細究的許多問題。
雖然這個「沿線深入細究」的工作遠比徐世榮的《土地正義》和陳東升的「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更艱難、更深刻的挑戰，但是我很盼望台灣的新世代可以比我們這個世代往前邁進一大步。
已故學者黃樹仁在「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臺灣城鄉發展」一書中曾經提過：所有的社會學研究都是比較性研究（跨國家與地理區域的，或者跨時代的）。人類學者以為，人只有離開自己的文化脈絡，從「他者」觀點回看，才會看見自己的文化與意識形態。
我認為土地與居住問題有兩個他山之石一定要參考：全球首惡的香港（大陸的某些地區早已超越，不過後面往往有香港的高人參與或指導），以及全球首善的德國。
德國人租屋者六成（年輕人選擇以租屋配合四處移動的需要），買屋者四成（老年人買屋以換取穩定感和對於既有的社區人際網絡的需要），最充分發揮房屋市場的「需求與供給的最有效調節」，背後既有「買屋的財務風險比租屋的財務風險高」的普遍社會共識，而這共識也是基於「德國實質房價在 1970~2010的五十年間幾乎是平直波動，時漲時跌而長期平均維持不變」的現實；而這事實（最有效率的房屋市場）是建立在「國家積極促進多元商品的激烈競爭，以驅使實際市場盡可能地接近『完全競爭市場』」的政治操作下。而這種政治操作之有可能，不是因為德國商人比較有良心，而是因為德國的社會公共組織層次綿密且多元，能充分落實「主權在民」的理想。——也就是說，政治現實，意識形態的洗腦，民眾的價值觀與認知水準，市場機制，主權在民的落實與國家機制運作的效率與公平性是盤根錯節地鉤連在一起。而香港則是同一種複雜社會組織結構下最惡劣的表現（加上先天條件不良）。
以前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系曾有 grand-theory 的野心，想要把整個社會組織不加切割地完整納入一個分析體系，後來大家都累得放棄了。但是，面對台灣土地與居住問題（以及其他社會問題），如果分析的視野或架構過分偏狹，確實會造成「盲人騎瞎馬」的錯亂與危險。期待台灣的下一代可以無私地結合，而以集體的力量超越我們這個世代「各自為政，自以為是」的格局。
二、誰愛台？愛台怎麼愛？
廖彥豪（台大城鄉所碩士、中研院助理）的「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對徐世榮台灣農村土改論述的批判總綱」一文嘗試從歷史事實批判徐作中的錯誤。礙於自己的寫作不能擱置太久，我只看了該文的結論。不過，其中有兩個論點我覺得很值得關注和深化思索、論述。
其一是主張國家的功能不能偏廢，必須要能夠跟市場機制形成合理的分工與互補。其二是兩蔣時代不管有多少錯，其中仍有許多政策與建樹是對台灣後來的發展功不可沒，不該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味否定。
這兩大提案確實是解嚴後台灣社會主流論述的兩大弊端，而中研院研究員瞿宛文（廖彥豪的兩位指導教授之一）則是長期注力於此而最吸引我注意的台灣學者。
在綠營的長期經營與洗腦下，許多台灣人的社會批評能力往往簡化（退化）成：「都是阿共的陰謀」、「都是外來（蔣氏）政權的錯」、「藍營都是惡人，綠營都是愛台的人」，因而最終培養出荒唐的結論「被日本人統治比被外省人統治更幸福」。
這些年來學術圈內有一群人不斷地帶博碩士生要證明「日據時代台灣人是幸福的，甚至跟當時的日本人一樣幸福，擁有完整的國民待遇；至於文獻上指證歷歷的受害者只是少數的例外。」以及「兩蔣時代的一切經濟政策都是錯的，兩蔣時代的一切經濟成果都是日據時代的（優越）制度所結的果。」
在這種影響下，許多人的台灣史簡化成「兩蔣時代＝貪污腐敗的蔣氏王朝」，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地把當年懷抱美式自由主義（而不願留在大陸也不願移民美國的外省精英）全部等同於「蔣家惡奴」，也不去認真面對「大陸時代的蔣介石」跟「退守台灣的蔣介石」之間有多大的差異（痛定思痛，幾乎共產黨所以能在大陸贏得民心的作法，都盡可能地在台灣複製），甚至否定（或忘記）他兒子蔣經國身上的共產主義遺風（他在留俄期間根本就是共產黨的忠誠信徒，還寫信痛罵他那「資本主義走狗」的父親，宣布跟他斷絕父子關係）。
其實，假如台灣不是在日據時代獲得一群日本精英（不容於本土派的改革派）的協助，兩蔣時代又獲得一群外省精英（不願意接受共產黨，又不願意當美國人的知識分子）的協助，只靠台灣人的有限人才，是很難有1960~1990 的兩位數經濟成長率，以及舉世羨慕的經濟奇蹟的。
別的不說，光是農復會的用心建設，就讓台灣的農業技術突發猛進，並且向下紮根的徹底程度讓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農民對農技的解說深入、專業到讓我驚訝）。這些成就，你不能說通通都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貢獻，而外省精英只會在台灣人頭上拉屎，什麼好事都不幹。
你也別忘記，有多少外省人為了爭取台灣的政治自由而被當政治犯迫害，甚至被槍斃！
愛台不是台灣人的特權，賣台也不是外省人的特權！
如果真心要講愛台和轉型正義，就該公平地評價兩蔣時代的一切好好壞壞，好人是好人，壞人是壞人，不能繼續活在「外省人都是壞人，台灣人都是好人」的意識形態裡，也不能再繼續活在「日據時期做的都是對的，兩蔣時期做的都是錯的」這種幼稚的意識形態裡。
更重要的是，台灣的黑金政治之猖獗，土地炒作無法無天地上升到「國土計畫法」，以致台灣陷入今天「黑金當道，專業退位，房價高不可攀，銀行功能嚴重退化而淪為當鋪，金融業普遍淪陷在五鬼搬運的不當利益中，產業產業政策更淪為官商利益輸送的遮羞布與藉口，以致國人普遍看不到前景」。今天的困境，我粗估有50%～80%的罪過屬於「後兩蔣時代」。如果我們今天不願意認真面對「後兩蔣時代台灣社會如何全面沈淪的真相」，繼續以意識形態和口號遮掩事實，堅持「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一切都是兩蔣時代的遺毒」，那麼台灣社會將永無超拔的機會。
只不過綠營網軍的惡毒、卑劣與顢頇、頑強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誰如果要想認真去探討「後兩蔣時代台灣社會如何全面沈淪的真相」，恐怕 email 會被塞爆，網路上各種「斷章取義＋移花接木＋郢書燕說」的抹黑文章將一日數文，傳遍各種社群網站，以致認真從事此工作的人將永無寧日。
我自己因為有鑑於此，自知台灣社會的事實很難靠網路澄清，所以退出網路，致志於專書寫作。因此，我也不敢（沒資格）去鼓勵任何人從事這一項真正亟待釐清的「台灣歷史真相」。
三、最後一句話
這一篇文章純屬例外，我實在只想隱居，專心自己的研究和專書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