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B.
Reich 是一個相當有特色的人：他非常地矮（身高不到五英尺），當過柯林頓的勞工部長，擔任過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的教授，時代雜誌把他選為本世紀最成功的十位內閣閣員。他曾自稱：三十來最關心的議題是美國社會的「不平等」（ineqaulity）。
在〈How Unequal Can America Get?〉這部錄影片裡，他一開始就問柏克萊大學的聽眾一個問題：「假如美國經濟歷經巨幅的成長，但是成長的果實90%都被所得最高的5%人口取走，剩下的10%成果給其他95%的人口分，不過結果是每一個人的實質所得都有增加，即使所得最低的人生活還是有獲得改善。這樣的結果你能夠接受嗎？」
亞當˙史密這個倫理學家曾經在《國富論》這本倫理學著作裡給了他的回答：假如這是改善最底層人口的唯一辦法，他願意接受。但 Robert B. Reich 當然是不願意接受，也不覺得這個後果是「必要之惡」。
「我們該接受嗎？」這是一個有關經濟政策的政治問題或倫理學問題，專業的術語是「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它攸關經濟學與經濟學思想的發展，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卻不曾認真研究、思考過，但是又往往有著強烈的主張。
這個影片下方的第一個觀眾留言「Spoken
like someone who truly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economy. Bravo.」所有質疑主流經濟學思想（不受節制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的人都很容易被貼上這個標籤，而幫人貼這標籤的往往是自以為懂經濟學的年輕人，或者除了經濟學之外一無所知的學者──他們沒有能力分辨經濟學理論和真實世界的差異，沒有能力用超乎經濟學的寬廣視野去看經濟政策及其後果，也完全沒有能力理解、感受到經濟產出（output、performance）的抽象數字到底有何真實的社會意涵、政治意涵和倫理學意涵，更不解自己所主張的經濟政策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災難──目前爭議中的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有可能又會是類似情境下的產物：用意良善，哀鴻遍野。
在柏克萊的官方網頁上，Robert B. Reich的專長包括「Macroeconomic Policy 和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誰想要指控他不懂經濟學，得先秤一秤自己在經濟學上面的專業素養跟份量。
Robert B. Reich 指出：1947-79年期間美國的經濟成長幾乎是由全國所有階層一起分享，但是1979之後財富迅速地向所得最高的5%家庭集中，而所得最低的20%~50%分到的非常地少。他也指出：造成這現象的兩大主因是全球化與自動化，這兩股力量為少數教育程度高且社會關係良好的人創造史無前例的致富機會，但是卻不給其他人太多機會，甚至剝奪了底層的人工作的機會。
從狹義的經濟學角度很容易理解這個發展趨勢與因果關係，但是只從狹義的經濟學角度我們無法貼切地理解這個統計數據的真實意涵。你必須跨出經濟學的角度，從社會學與政治學的角度去近一步地思索這個統計數字更豐富、完整的意涵。
當一個家庭的「購買力」不變時，其實他們的生活品質往往是下降的：房價與房租的上漲幅度可能超過通貨膨脹率，讓孩子接受「平均水準的教育」所需要的學費漲幅往往遠遠超過通貨膨脹率，維持「普通生活水準」的家庭花費可能遠超過通貨膨脹率。從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角度看，「貧窮」不是用「絕對購買力」來衡量，而是用「相對購買力」來衡量；一份維持基本尊嚴的收入（decent income）是用「相對購買力」來衡量，而不是用「絕對購買力」來衡量。貧富差距的擴大，增加了許多人的「貧窮」感，使很多人的「社會地位」下降，使很多人的尊嚴受到傷害。從政治上說，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底層社會往上移動的機會減少，擴大了「機會的不均等」。
當我們完整地理解這些統計數字的整體意涵之後，我們才可以接下去回答第一個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嗎？我們不應該在狹隘的經濟學視野下進行關於這個問題的價值判斷！
接下來是：我們有機會改善這局勢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需要兩個革命（破壞性的創造）：經濟學的思想（而不是技術）革命和政府職能的革命。
主流經濟學說：在完全競爭市場裡，市場的效率高於政府，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可能會使整個經濟體效率降低，使得可以分的大餅減小。即便這是對的，我們還是要問：我們是要追求經濟體的最大效益（maximize utility），而完全不顧它對一部分人的傷害？還是要在符合社會學、政治學與倫理學意義下的「正義」之後，去追求經濟體的次佳效益（sub-optimal efficiency）？這是一個「規範經濟學」的問題，而它的答案應該因社會的各種條件而隨時空轉移。對我而言，在一個富裕社會裡，富人額外增加的財富對他的邊際效益太低，反而窮人的生活條件改善對社會總體幸福感的增加更有意義。我相信亞當˙史密今天如果活在美國，他的選擇會跟我一樣。
更重要的是：當95%的人所得沒有成長時，總體消費的需求很難成長；消費不成長，對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投資就很難成長；但是最富有的5%人口又不可能燒錢當娛樂，他們只好把擁有的財富拿去追逐高風險的金融（房地產）遊戲這是他們三代（乃至於五代都用不完的錢，或者說可有可無的錢，所以他們追逐風險的膽子會愈來愈大）。財富過度集中的現象，其實會對經濟產生兩大傷害：耗竭了經濟成長的動能，同時增加經濟體的不穩定性。因此，即使從狹義的經濟學觀點來看，都可能存再有一個「最佳貧富差距」，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而目前的主流經濟學似乎以為這個比值愈大愈好）。
要釐清以上兩個傳統經濟學沒有認真思考過的問題，需要經濟學思想的革命性創新（而不是在既有思想架構下求漸進的改善）。
此外，Joseph Stiglize 說：在資訊不對稱的不完全市場裡，政府的干預有機會將經濟的表現進一步地改善。問題是，政府的介入不必然會導致效率的改善，而已知的政府干預方式確實經常是敗事有餘而成事不足。因此，這裡我們需要政府職能與機制的革命性創新。
台灣和美國都陷入很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倫理的危機裡，這是「社會發展」的危機，而非單純的經濟危機，因此絕對無法在既有的主流經濟學架構下獲得改善或解決──實際上既有的主流經濟學就是肇禍者，你怎能期待靠它解決問題？
除非你真的認定人類的智慧已經不可能再自我超越，否則別再把經濟學敎科書的內容當「鐵律」，動不動就脫口而出「這是必要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