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問題必須要政府出面才能解決，要政府出面必須有足夠的選民壓力才可能。對現況不滿的青年，必須試圖通過網路集體表達對兩個政黨的不滿（兩個政黨執政期間都在執行會使青年失業問題惡化的政策，兩個政黨在野期間都參與官商勾結而沒有善盡監督之責），同時積極自救。
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是這些手段都被被新自由主義梗阻而愈來愈少人談起，甚至還風從雷根與柴契爾而倒行逆施，鼓吹與執行劫貧濟富的政策。
一、所得重分配，救窮人也救經濟
首先，台灣的稅率遠遠低於所有正常國家，大有提升稅賦的空間。因此政府應該提高稅收，把稅收用來濟助貧窮。
雷根與柴契爾上台之後積極推動私有化與給富人減稅，並宣稱富人有錢就會增加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而且因為富人比政府更知道要如何投資，因此通過稅收把錢交給政府遠不如直接把錢交給富人。這套歪理被稱為「Trickle-down economics」 （滴漏理論） 。很多經濟學家都舉事實駁斥這一套歪理，克魯曼罵它是「巫毒經濟學」，Joseph Stiglitz 說直接把錢用來交給政府部門的低階人員或消費者的效果會更好。
妳如果把錢交給富人，其中大部分會被拿到新興國家投資，強化他們的競爭力，而進一部造成台灣經濟的衰退；另一部分的錢會被拿去投資房地產，把房價炒高，讓你生活更困難。
妳如果把錢交給政府，再由政府把錢用來補貼廠商，一定只會鼓勵官商勾結，讓台灣的產業更難進步。
但是你如果把錢用來直接拿給低收入戶，他們一定會把絕大多數錢都花掉，而帶動消費與就業。如果這樣做所帶動的景氣和就業超過加稅的負面作用，就值得做，也應該做。
二、鼓勵或強迫中高所得的受薪階層提前退休，同時減少其退休金總額
請賺夠的人把工作讓給年輕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所得重分配，但是執行起來很不容易，需要很高的全民共識與政治壓力。
三、強迫較高所得者減少工時並同時減少月薪（跟上一案類似，都是經濟學新分支「de-growth economics」的理論，而非鬼扯）。
但是要推動以上政策，必須要有群眾壓力。青貧族能否從抱怨與無奈裡變成集體性的施壓團體，將是決定這一役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無法形成集體壓力，剩下的就只有八仙過海，自力救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