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呆子救國，生靈塗炭」這篇網誌中我指出國內將會有人因為簽訂 TiFA 而付出代價。問題是：馬英九在推動 TiFA 時心裡想要出賣誰？還是說他真的呆到誤以為 TiFA 將使全國受惠而無人受害？
後來，我轉貼了工商時報 2012/06/15 的社論「讓了美牛，就能得到中長期經貿利益？」，該文指出「綜觀這十多年來台美TiFA的談判，美方不僅開不開會隨興為之，也不斷在談判桌上要求台灣開放農業市場、放寬著作權保護年限、關切我國健保核價制度，並訂定符合美方標準的專利法及商標法等。在美方的強勢作風下，台灣只能一一讓步，言聽計從。」「長期以來只要台灣的承諾稍有不如其意，美方動輒以暫停TIFA會議示警，動輒以三○一貿易報復相脅。這樣的協商機制，有何對等與公平可言？」在這種強欺弱的局勢下，台灣在 TiFA 的談判絕對是輸多贏少。贏家當然是跟「層峰」談得上話的人，但輸家會是誰？沒有機會跟「層峰」談上話，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出賣的人──所有的消費大眾，以及我們的健保體系！
從維基解密洩漏的歷年台美談判以及WTO的近年談判來看，美國最想從台灣獲得的經濟利益是：擴大農產品出口（尤其是美國人不想吃的部份）、台灣的藥品市場，通訊市場，以及其他智財權相關議題。
而美國切入台灣藥品市場的方式
一定會牽涉到健保制度，尤其是干預台灣的健保核價制度，使得美國的高價原廠藥在台灣具有較高的競爭優勢──譬如修訂智財法與健保給付制度，打壓廉價學名藥在台灣的市場佔有率。不管美國用什麼方式逼迫台灣低頭，都將會使台灣的醫藥費用往美國的水準看漲，結果很可能是保費調漲的同時，醫護的给付標準卻被擠壓──如果代表台灣談判的人腦筋不清楚，台灣的健保體系很可能會為了 TiFA 而崩潰。
WTO 和 FTA 背後有許多經濟學家在支持（一般稱呼他們「新自由主義」），而過去四十年來這股鼓吹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與自由貿易的勢力跟藉此獲利的財經勢力結合，削弱了美國國內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險制度；這股經濟學思想也被跨國企業作為併吞全球市場的藉口，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名在全球解除各國政府的金融管制與政府服務。
在這股陽謀暗藏陰謀的趨勢下，英國最驕傲的國家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簡稱 NHS）被無情地摧殘，而在今年三月通過的新法中大規模地被私有化，導致醫療人員指控這個新的制度「殺人」。鏡報則以聳動的標題哀悼過去全民平等的國家醫療體系：「God
save the Queen, God help the NHS」。
1987-1989 期間我在英國住了兩年，當時的規定是：任何人（含不繳稅的外國人）只要在英國取得合法居住三個月以上的時間，就自動獲得免費的醫療服務。因為英國把醫療當作是一種無國界的普世人權與人道行為，是進步國家必須有的基本同情心與行為準則。醫療是「服務」，而非「產業」。因此，醫療服務的私有化被當作是英國踐踏基本人權的象徵，是「良心」被「商品化」的過程。
為了再度肯定 NHS「醫療是人道行為而非商業行為」的精神，2012年的奧運開幕式的導演Danny Boyle 特定安排 800 名醫護人員推著病床義務演出一場舞蹈，並且由贊助單位宣布在典禮結束後把其中 300 張病床送給土尼西亞，用以強調醫療無國界的無私之心。
很多英國人看了這一場演出之後非常感動，並且形容它使得2012的倫敦奧運是「比北京奧運更富有左翼精神的奧運」。
更有英國人批評：唯利是圖的美國人一定看不懂這一場 2012 奧運最精采的演出，因為美國的醫療體系是最商業化、最沒有人道精神的體系，卻又是最腐敗無能（全球最昂貴而最無效率的醫療體系）的體系；她不僅浪費錢，更毫無人性地任令許多美國人在毫無醫療援助的情況中痛苦掙扎，無助地死去，遠比第三世界國家還不如。
美國醫療體系並因複雜且其來有自，不能全部賴給新自由主義；但是美國的醫療體系也符合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的精神，因此美國大藥廠也一直在利用新自由主義與各種國際貿易談判機會想把美國醫療體系輸出到全世界（就像他們把有健康疑慮的基改作物和美牛強迫推銷到全世界）。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批評美國對外輸出其金融制度是在毒害全世界，美國是不是又要利用 WTO 和 FTA 輸出有劇毒的醫療體系，逼迫全世界放棄兩次大戰犧牲無數人命才建立起來的醫療體系服務精神？
我不是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台灣醫界有崇拜史懷哲和醫療無國界的偉大傳統，但是這個精神卻危在旦夕，以致於和信醫院的院長黃達夫數度投書批評朱敬一的「國際醫療專區」。但是朱敬一似乎完全無感於自己可能正在瓦解台灣最值得驕傲的醫療傳統。
當新自由主義無孔不入地穿透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各種決策時，政府會不會真的不顧一切地用 TiFA 來換美國落伍的醫療體系嗎？我們真的不在乎健保體系的崩潰嗎？我們真的要無條件地接受新自由主義，連一點點修正、保留或爭論的空間都不敢有嗎？
許多探討 2008 年金融危機的經濟學論文都跟在克魯曼之後，認定金融市場天生具有不穩定性，因而把危機主因歸諉到各國政府放任資金市場的風險與詐欺。許多經濟學家更在學術期刊論文中認真討論起「經濟學界將會經歷典範轉移，或者只是看到新自由主義微幅修正後繼續統治經濟學界。」
但是台灣卻什麼都要學美國，而且還要學得比美國更枉顧弱勢的生存空間。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思想雖然在美國具有壓倒性的勢力，但批評之聲不曾斷絕；台灣卻幾乎完全聽不到任何批評新自由主義的雜音。按講，最推崇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應該是思想上最自由的，因此對經濟政策、病徵與處方的意見應該是最多元而爭議紛起，結果卻只有一種聲音。這真的是「不正常國家」才會有的怪現象！
不過，李登輝終於引述國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來批評 2000年以來的台灣經濟政策了。
主導台灣加入 WTO 的李登輝卻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台灣經濟該何去何從？」一文中談自由貿易的迷思。他提到「我國自 2000 年以來，政府大舉採取積極開放的政策思維，同時，基於對自由市場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推給市場解決，以致台灣國家實質競爭力一再衰退，社會經濟更面臨多重危機。反觀台灣主要競爭對手南韓卻能逆勢成長，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南韓具有明確經濟戰略，其以「國內為主體、海外為輔助」的主從發展思考，先厚植國內產業全球競爭力後，再行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則選擇依賴中國發展路徑，在放任國內資本形成不振與技術優勢流失後，再寄望以簽自由貿易協定強化經濟實力，無異緣木求魚。當前政府實應正視台灣經濟問題根源，以經貿自主與技術優勢為經濟發展兩大核心目標，確保台灣國家經濟安全，打造台灣成為一艘安全又有續航力的諾亞方舟。」
李登輝的意見或許了無新意，但是在這個混亂的世局裡，他這個略微修正過的想法還是值得迷戀新自由主義的人認真想想──畢竟他也是經驗老到的經濟學家，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