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了清大物理系王道維教授的一篇投書〈高中教育 回到學習本質〉，呼籲大家不要急著給十二年國教下粗淺而未經深思的結論，要重新回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本質去釐清教育的多元目標，再來看十二年國教的制度要如何設計。
王教授的呼籲很值得大家認真想想。台灣人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往往流於表淺的情緒性發洩，只有贊成或反對，而沒有通過對話來釐清問題的多元角度與各種可能的選項、設計。這種「討論」（發洩）只會製造對立與衝突，對社會沒有好處！
十二年國教的後果跟制度設計有密切的關係，不同的制度設計會導致不同的結果；既然沒有清楚的制度設計，要談贊成與反對其實沒有意義。如果只是心態偏狹地談「明星高中要不要社區化」，而根本沒有談到十二年國教的核心議題（教育的目標、各種不同的制度性設計、以及其可能之優缺點），那就更加離題了！
大學教授 A 計劃經費的事，也該從源頭談起：大學需要怎樣的學者？怎樣才能吸引到這樣的人才，並且讓不合適的人沒興趣來任教？
大學教師同時有兩種身分：他是教師，要啟迪年輕人，培養他們專業知識、獨立思考，以及學術研究的能力；此外，他是一個獨立的研究者，在憲法保護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所謂「學術研究」，是要探索未知，重新檢驗暨有的價值與信念，以便破除愚盲，看見社會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潛在危機與機會，向社會指出值得追求的方向與該破除的記成慣習。簡單一句話：「學術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推翻既有的公認價值。因此，嚴格說起來，學術是不該受「評量」的──學術評鑑愈嚴格，學術革命愈不可能！
如果真的要讓學術享有這麼大的自由，就需要學術界有足夠的自制能力。防弊不是好辦法，愈是防弊，學術革命與創新愈是困難！
因此，我在劍橋所聽到的教師聘任案例中，一個系所甄選一個教師是非常審慎的事：他們會花一整天時間去面談一個新聘的人，而且即使給予聘任也通常是從 research fellow 聘起（只做研究不教書的短期工作，通常一次聘一年到三年），一邊讓他做研究一邊觀察這一個人，直到大家確信這是一個「對的人」，才會正式聘他當正式教師。但是，一但聘任就等於是終身職，從來沒有聽說誰因業績不好而被解聘。
台灣剛好相反，聘任一位教師最主要的是看這人有多少篇論文，頂多問問看他跟同事相處得好不好；到了院教評會和校教評會，根本只看論文篇數而不管為人。五年五百億施行之後，挖角之風盛行，往往挖到的就是不擇手段地發表論文的人。因此，很多學校的「傑出教師」愈來愈不像是對學術有熱情，對教育與熱情的人，反而是一些沒有自己的價值觀與堅持的人。要這樣的人有自制能力，恐怕是很難的。
當整個學術界都往錢看時，要學術界不敗壞恐怕真的是很難！
這次教授用假發票 A 錢的事件裡，我覺得最該被檢討的並非國科會報帳制度，而是「學術何必言利」。我們真的該認真想一想：「可以用錢買到的到底是怎樣的學術？」「可以用錢買到的到底是怎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