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希臘國債，是因為 10/31 吃晚飯時聽到電視罵希臘人「豬」，聽了刺耳，就開始查相關資料，一直讀到隔日（11/1）凌晨兩點，邊讀、邊寫、邊改。第二天一大早去辦公室，想進一步知道 Andreas Papandreou 這個人，就又上 Google scholar 繼續查（半夜在家裡無法從 Google scholar 下載期刊論文）。
關心希臘國債原本還有一個理由：我在擔心台灣國債問題會像希臘那樣，平常沒事，一旦有事，既有結構的所有弱點一次全部暴露出來，排山倒海地推倒一切，誰也救不了。
10/31 我一邊整理希臘國債，一邊想著 peak oil 和台灣2％的能源自給率與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差距，看得心驚肉跳。10/31 半夜讀到 Takis Pappas 的論文，把希臘國債危機幾乎完全歸咎於 Andreas G. Papandreou，當場差點就相信了。去 Wikipedia 查 Andreas G. Papandreou，卻覺得這人一點都不像是浪漫到無可救藥的左翼書生，反而對他的左翼理念和政治作為感到有好感。但是時間已近兩點，沒力氣再查下去，只好先休息。
Andreas G. Papandreou 很清楚地是一個國際有名的凱因斯派經濟學家，為何希臘國債的始作俑者是他？難道連精明的凱因斯派經濟學家都可以把國家搞垮？芝加哥學派真的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這問題讓我耿耿於懷。芝加哥學派去救南美的通膨時，用所謂的 shock therapy，成效卓著，但是自殺人口無數，哈佛經濟學家因此質疑他們「真的沒有心肝嗎？」
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而富人則坐收其利，這真的是經濟學的鐵律嗎？
年輕時讀過「不完美的社會」和「新階級」這兩本書，使得我既崇拜原始歐洲共產黨員，又決心不可以重蹈歐洲共產黨「為不可能的理想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的覆轍。此外，年紀漸長後，我從涂爾幹和韋伯學會一個社會學家的態度：先把人道關懷與主觀意志收起來，冷靜而無情地理解社會的運作，然後再來重新思考：面對這樣的社會規律，我們的人道關懷與主觀意志真正能夠作到的究竟是什麼？
假如「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真的是經濟學的鐵律，我不會愚蠢地頑抗，而會先接受這事實，再去思考如何在這遊戲規則下減少人命成本。
但是，除非有充分的證據，我不會輕易地把「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當作經濟學的鐵律。這幾年來 Joseph Stiglitz 的書對我有不少的支持和幫助。
所以，11/1 一大早我就去辦公室開始進一步追查希臘國債的成因。數據看起來很清楚：Andreas G. Papandreou 不見得要負最大責任，甚至功過相抵之後不見得能說他的經濟政策是錯的。但是他救農村與窮苦人的實際成效卻已成事實，無法再被抹殺。
我還得再找時間進一步瞭解希臘國債的歷史背景，那裡頭可能有台灣人必須要知道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