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從來都不是一件單純、容易的事。我們以為「看見」一個「物體」，事實上只看見我們想要看見的外表。
看得見的，看不見的
每張千元大鈔上都有獨一無二的央行編號，如果問妳：「它是由幾個英文字和幾個阿拉伯數字共同組成的？」妳會傻在那裡――它的影像一再映入妳的視網膜，但是大腦卻對它沒有任何印象，這叫做「視而不察」。人類只看到他想看的，所有的「看」都是主動、主觀的「發現」，沒有被動、客觀的「看見」。
有一個喜歡街頭素描的小孩，看一眼街景後就可以在家裡「鉅細靡遺」地把它重新描繪出來。令人困惑的是：他實際上又有嚴重的自閉症，不但無法自理日常生活，連架起畫架都需要姊姊代勞。專家研究很久之後才解開迷團：人的腦部會對視覺的資訊自動進行過濾與篩選，但他的大腦因局部受損而欠缺該功能，所以才「鉅細靡遺」且「過目不忘」。
除非生病，否則「看見」就是一種選擇、挖掘、發現的過程，而被看見的則是在特定角度與條件下浮現出來的事物外表。「看見」不僅涉及一個對象，也涉及我們「看」的方式。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很難覺察眼鏡的存在；要讓一個人覺察到他「看」事物時的意識型態，更是難上加難。
費城美術館有一件杜象（Marcel Duchamp，1887- 1968）的名作「給予的門（Given Door）」。從外面看它是一個紅磚砌成的拱牆，和一個破舊的木門。如果觀眾好奇地走近木門，可以從門上兩個小孔往裡面窺視。他先是看到一道磚牆，通過磚牆上的裂口，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全裸的女體，四肢敞開地躺在細樹枝鋪成的「床」上，無毛的陰部毫無遮掩地敞向觀眾。裸女的左手持著一盞煤氣燈，照得整個密閉的斗室明亮有如夏日午后。有些人會因為道德感的驅使而想離開，但更多人會因為對「藝術」的好奇與不解而在那裡情緒膠著。這個以藝術為名的「作品」赤裸裸地展演著性愛的成份，挑逗著觀眾（尤其是男性觀眾）的情慾。但是，事實上「裸女」是沒有生命的人造模特兒，而觀眾所意識到的「色情」卻來自於他自己欲望的投射。杜象通過他的巧思，讓觀眾看到自己「看」一個物品的角度。
攝影，做為一種藝術
攝影可以成為一種藝術創作的手法，因為它企圖／能夠讓我們「發現」日常生活中不被看見的事物。
不被看見，有時候是因為它存在於看不見的觀念或情感裡，只能用心看而無法眼見；有時候是觀者「視而不察」，有看沒見；有時候是因為少數人刻意地隱藏；有時候是集體的共業，隱藏在我們不想／沒能力看見的意識型態裡。
法國考古學家John B. Greene 在1850年代用照片記錄下埃及Nubia地區的古文明遺址，讓歐洲人看見遙遠地方無法親歷的遠古文明。在跨世紀的時刻裡，對異國古老事物的好奇逐漸讓位給對於身邊苦難的社會關懷，英國的Henry Mayhew和美國的Jacob Riis以貧民窟的紀實攝影讓19世紀末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看見他們不願意看見的貧苦、壓迫與不公不義。這個被稱為「社會檔案（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攝影開始（企圖）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
紐約現代藝術館攝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在1967年籌辦了《新檔案攝影》展覽，他在導言中宣布新一代的攝影觀點已經誕生，它的旨趣不在於批評，而是通過相機去觀察、發現、思索、理解被人們「視而不察」的當代生活。即使不去談70年代的「後檔案攝影」和1960年代以來風起雲湧的各種當代藝術風潮，專業的攝影創作者已經被賦予夠多觀看世界與使用相機的角度。從涉入的到不涉入的，從情感的到反思的。
在這們豐富的歷史背景下，台灣誕生了一位以廢墟為題材的攝影藝術創作者姚瑞中，以及姚瑞中和LSD編著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
政治的蚊子館，蚊子館的政治
「閒置公共設施」俗稱蚊子館，遍布全國各地，法務部在2005年的清查發現一百四十七件，總工程費四百七十四億。「看」永遠被意識型態指揮著――我們「看見」意識型態要我們看見的。當蚊子館一座座地孤立在地表上時，它像是特定人士偶然的判斷錯誤；當他們全部被集結在一起時，被顯現的是更全面性的制度、國家、權力結構、及每一個人心裡關於「地方發展」的意識型態。
當法務部向媒體宣布全省蚊子館共有一百四十七座時，它的意義從地方的個案躍升到國家與政黨的層次，也成為一個政黨鬥爭另一個政黨的議題。監察院在2009年公布《監察院監察省思系列報導－閒置公共設施（精華版）》的簡短影像時，它成為監察院彰顯監察權的得意之作――每一座蚊子館都成為監委的戰利品，監察委員站在這些廢墟現場留影，猶如獵人和他的獵物合影。
「攝影」其實是一種「顯影」的過程，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顯露事物的不同「景象（scene）」。看得見的現象遮掩著背後一層又一層看不見的「景象」，每一層景象的揭露都改變我們看蚊子館的方式以及蚊子館的「意義」；但是，每一層被揭露出來的「景象」和意義又遮掩著底下更深層的「景象」和意義。「景象」和意義的挖掘猶如考古，當一批又一批的器物出土時，一個遺址的景象和意義也一再地被改變。
但是，在政黨與媒體的勾結下，蚊子館永遠只會是一個淺層的考古――在互揭瘡疤開始侵蝕兩黨的共同利益之前，所有的考古遺址會被政黨合力封填。兩黨輪流推動的「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方案」既是在療癒十幾年來兩黨的歷史共業，也是在遮掩民眾「看見」更深層的「景象」――直到藝術家與素民破門而入。
檔案攝影與社會的考古挖掘
為了挖掘／理解蚊子館這個社會「景象」，姚瑞中和五十多學生組成「失落社會檔案室（LSD）」，各自返回故鄉去調查與拍攝現場，再通過討論與撰稿，集結成一本厚厚的影像與文字紀實《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在這本書裡，「閒置公共設施」的類別琳瑯滿目，包括交通建設、工商園區、文教設施、體育場館、活動中心、直銷中心、觀光遊憩與休閒育樂設施等共十一項；而其分佈則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島和離島。第二篇用二十八個案例揭穿「活化利用」與「解編」的謊言，讓我們看見所謂的「成功」往往是成效不彰。
將近七百頁的黑白照片將所有蚊子館的影像一件又一件地堆疊，直到它堆疊出超越影像與物質性的份量，在量變中產生了質變。一張張寧謐的照片集結起來，使它們超越個案與偶然，而成為對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的沈重質問――蚊子館是政府跨部會的作為，中央與地方各種政治菁英與敗類都曾參與這共業，它不僅僅只是政黨、樁腳與地方敗類的問題。這個複雜的共犯結構，不像是「無能」或「貪污」可以輕輕地加以解釋的問題。
這些黑白的影像呈現出水墨暈染的質感，使它們像是建築史畫冊上靜謐的「景象」，徹底脫離日常彩色照片企圖「記錄」對象的意圖，淡化攝影者的主觀情緒，而成為與對象疏離的檔案「顯影」。攝影者用簡短的文字記錄呈現他「看」的角度，五十個攝影者呈現出五十種觀看的角度與顯影的風格，終於突破了純屬政治集團狹隘的觀看角度與媒體貧血的報導，而使蚊子館有機會展現出更多元的面貌和被探索的可能。
呈現在《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的蚊子館，時而寂寞、時而傾頹、時而優雅、時而破敗、荒涼。這些將近一百五十件的建築體，並非全屬粗製濫造，有些設計水準明顯超出一般公家建築，顯示這些案件有些曾被用心規劃與經營。這些設施也並非全然出自地方樁腳的無知或低階公務員的怠惰，台灣大學竹北分部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汙泥焚化爐也赫然在列。
這些弊案的成因包括審核過程流於形式、不符合民眾使用習慣、藉由開發完成炒地皮與包工程的目的。
但是，愈是仔細玩味這些閒置公共設施背後的孕育環境，愈是發現：除了藍綠的錯誤政策、綁樁與貪污，或地方樁腳的愚蠢與無知之外，它有著比這一切加起來還更豐富的成分，包括對地方繁榮的殷切期盼與想像，包括台大和新竹科學園區無理性的爭奪資源，也包括我們觀念中「公共性」、「發展」和「故鄉」的扭曲與淪喪。當然，它更包括孕育出這一切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與歷史的複雜編織。
攝影不同於繪畫，它呈現了攝影者意圖呈現的，也呈現了攝影者未經覺察的，等待閱／讀者的探索與發現，等待更多人去進行考古的挖掘。
消失的故鄉與童年
一位攝影者帶著父親去現場踏查，這為家長從頭至尾沈默無語。每一座閒置的公共設施彰顯的不僅是財政的浪費，更彰顯著消失的故鄉與童年記憶。每一座漁港遊客中心都猶如一座墓碑，埋葬了美麗的海灘和我們回不去的童年記憶；每一座停車場或國立大學分部的底下，都可能有著許多人世代耕耘的農地，以及敗破遷移而消失了的故居。《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所無法呈現的，是那些在地平線上消失的家園，以及在自己土地上流離失所的情感記憶。
閒置公共設施不同於看不見的利益輸送，它高聳在地平線上，赤裸裸地彰顯著刺痛人心的國家暴力。這樣的作為可以一再重複，從南到北，從中央到偏遠鄉鎮，需要龐大的支撐力量？那（些）會是什麼？而人民究竟只是無奈？還是默許？
Harvey Molotch 在 1976 年提出了「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理論，企圖說明是什麼力量在推動全美各大城市瘋狂的發展。這個理論把土地的價格當作組織各種地方「菁英」的關鍵動力：都市發展所帶進的人潮愈多，土地的使用強度就愈高而價格也會隨著高漲，使得地主、開發商、不動產經紀人、金融人士、律師、百貨公司、零售商及新聞媒體因而從其中獲利；因此這些人會組成「成長聯盟」，爭取各種政治資源，來促進土地使用強度的提升，企圖藉此帶進人潮與錢潮，直到都市的品質已經極端惡化，仍舊無法改變這個強迫性的成長機制。
但是，成長的經濟利益被少數人壟斷，而都市過度成長的惡果則由全體市民共享：交通壅塞、空氣污染、行政效率低落、官商勾結惡化、貧富差距擴大。要讓這些居民甘願忍受這些果，必需要給他們一些想像中的利益交換：失業率下降、子女可以留在故鄉就業而無須外移、生活品質提升、財富增長。
社會學的統計一再證明：都市發展只是引進外來人口而不見得改善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土地上漲的利益歸於少數人但是生活費用的上漲卻又所有人承擔，家庭勞務的減少彌補不了家族情感的疏離，偶而逛百貨公司的樂趣抵不上噪音、污染、欠缺綠地的封閉和空間工作壓力帶給人的焦慮――成長的利益遠遠抵不上成長的惡果。
因此，我們需要媒體發揮關鍵性的魅力：引導我們去看見被誇大的稀薄利益，並將惡果合理化使我們的感受變得猶疑、模糊而麻痺。媒體在我們的大腦裡植入「看」的角度，讓我們看不見痛苦的事實，卻在虛幻的願景裡沈醉、亢奮。
於是，海市蜃樓升起，遮掩住地平線上一切有眼睛就可以看見的事實，只剩下成長的幻象與願景。「菁英」成為凌虐一切的統治集團，「常民」在刀俎下成為快樂而又充滿期待的魚肉。
結語
意識型態是最透明、稀薄的存在，因此也是最堅強而難以被突破的堡壘。除非我們學會更強而有力的觀看與顯影，否則蚊子館將會是我們世代承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