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竹中學三年，最得意的是三年內校長都是辛志平，沒給其他校長帶過──我不喜歡後來的校長！而記憶最深刻的則是第一次跑後山三千公尺 的越野長跑。
我從來不曾跑過步，一向是個文弱書生。平時當樂隊，可以不參加越野長跑的訓練。一下子突然跑三千公尺 ，還規定要在30分鐘內跑完全程，而且後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來，簡直像是在腿上綁著千斤沙袋（長跑的人跟我說這叫「撞牆」）；卻怕來不及在30分鐘內跑完，只好繼續靠意志力艱苦地跑下去。大概又過了五分鐘，腳好像麻木一樣，失去感覺，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腳步繼續跑完。從此以後我知道一件事：人的潛力往往遠比他所能知道的還更大，要事到臨頭才會因為被擠壓出來。
不過，後來我再也沒有過這種經驗，直到去劍橋。
指導教授給我的研究題目是純理論的問題，不需要做實驗。他的指示很清楚：一年內搞清楚這問題以及過去所有的爭論，並且提出有機會突破問題瓶頸的研究方向與初步構想，兩年內開始產出可以發表的研究成果。他跟一位柏克萊電機系教授在這問題上已經爭訟十數年而無法解決，卻要我在一年內想出解法，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為壓力太大，我整天都在想該怎麼解這問題，連睡覺和煮飯時都在想。我每天煮飯，因為只有在切菜時會怕切到手指頭而稍微緩一下思緒。
最誇張的一次，是累得睡著了，卻夢見這個問題的解法，然後在夢中跟自己講：「趕快醒來！」於是半睡半醒地爬起來，寫下腦袋裡的方程式，又累得回到床上，卻在夢裡接下去推導公式，再把自己叫起來。就這樣子一夜起來七、八次，直到第二天過了中午才真正勉強爬起來去洗臉。我還來不及吃飯就趕快去看昨天寫的東西，緊張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雖然有許多小錯，但每一行看起來邏輯上都是對的，如果一直都對下去，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結果…………真的是對的！一個晚上的半睡半醒，竟然把累積了三個月的線索和思緒全部整合起來，勾勒出完整的解題程序！我胡亂吃過東西，又倒頭回去睡了一場大覺，睡掉三個月來不眠不休的疲倦，也因為我需要一個極端清晰、流暢的腦袋，才能夠毫無差錯地把已經勾勒好的解題程序一步一步地核驗，並重新寫下來。
這一場大挑戰給了我第一個出國的理由：看見自己的潛力。這個題目是英美兩個最頂尖的大師爭訟十數年解不了的問題，如果不是指導教授的要求，我沒那個膽量挑戰這樣高難度的問題；如果是在台灣，我太清楚該如何跟老師互動，總想得出辦法換一個可以輕鬆畢業的題目。
還沒去劍橋時，只知道陳之藩的書裡說：念劍橋的都是天才（後來發現1987-1989時那並非事實），因而怕自己三年也畢不了業（獎學金只有三年）。自己的指導教授是皇家學院院士，我對英國人的脾氣又欠缺瞭解，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婉轉措辭來探測老師的脾氣，也根本不知道做到哪裡會讓他滿意，只能完全不保留任何餘力地拼命衝刺。
三個月完成指導教授原以為可以做三年的題目，卻發現問題的複雜度只夠當一篇期刊論文，還不夠當劍橋的博士論文。回去找老師，他已經去歐陸公務旅行，還要三個月才能會來。於是我有了一個月的哲學假期──跑到哲學系去聽了整整一個月的康德和維根斯坦，跑去聽哲學系博士生自己辦的定期研討會。
一個月過後，老師還是沒回來。但也不能一直空耗地等下去，只好自己重頭想了一個題目和研究策略。兩個月後教授回來了，我拿出針對第一個題目寫好的論文給他，又跟他報告新的題目和初步研究成果。從此以後我每個月只能見他10分鐘，因為他說我已經在「自轉的軌道」上了。畢業前我又自己解決了兩個難度相當高的問題。我也曾問自己：在劍橋的研究都是自己完成的，後來連題目都是自己想的，真的還有出國的必要嗎？
我的回答：是！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有那個膽識挑戰高難度的核心問題。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有機會從歐陸訪問學者那裡知道歐陸的人怎麼念哲學。而且，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知道台灣人原來這麼行！（後面這幾個理由以後再寫清楚）
這種膽識與潛力的激發，跟當兵或上班大大地不一樣。上班往往只是被操到爆，有機會超出體力的極限，卻很難超出舊有的思想層次。我給兒女的第一個出國理由就是：不一定要拿到學位，但是要給自己一個機會，藉著大師的指導（可遇不可求）或要求（通常跑不掉），在思考能力與思想層次上超越自己，把自己拉抬到能力的極限。
我的教書生涯裡，找我念博士的學生很多，但是我的第一優先都是鼓勵他們出國。22年內我的門下只有四位博士畢業生。我的理由是：絕大多數台灣的博士生就是外務太多，太懂得跟老師撒嬌或賴皮，很難真的毫無保留地做研究。我收的最後一位博士生，大學畢業成績是班上第二名，人很聰明，我也希望可以將他調教成一流大學的博士生。但是，我的要求太嚴，誇獎太少，他就受不了而休學，還誤以為我在刁難他。
只有離開台灣這個熟悉的環境，以及被扭曲的學術風氣，出國去一流大學，你才有機會知道自己能力的極限，以及學術研究的本意。當然，我也會提醒出國的學生：如果出國還找中國學生多的指導教授，那也沒太大意義──還是可以從師兄那裡知道老師的脾氣和畢業的底線，不會真的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台灣的產業鮮少做研發，因此不在乎博士的訓練。即使出國，念博士也只能是為了提升自己。如果是為了就業，往往只好投靠「官商關係良好」的老師。有人喜歡這樣，但它不會是我鼓勵人念博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