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是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1997年的作品。看過的人都說這是一部探討「自殺」議題的電影，爭論的焦點是：主角最後到底有沒有自殺？
許多人說主角最後沒有自殺，有人說電影對此沒有任何提示，也有人說：片中沒有提出任何足以讓主角不自殺的理由。[1] 而導演阿巴斯卻說：「在電影的最後，當主角死掉之後，你看到櫻花和許多美麗的事物，這個結局傳達一個訊息：他已經打開一扇通往天堂的門。他所做的事並非通向地獄，而是通往天堂。」[2]
令人驚訝的並非主角死了，而是說主角的死竟然可以幫他打開了一扇通往天堂的門。難道阿巴斯要鼓勵我們自殺嗎？不過，仔細揣想，基督宗教的教義主張肉體的死不足懼，重要的是精神或靈魂的存在。回教的教義恐怕也是如此，而俗世的觀點卻剛好相反：想盡辦法要延續肉體的生命，而不在乎精神生命的死亡。阿巴斯是想用這一部電影引導我們去思考這兩種生命的差異跟價值嗎？
絕大多數人都喜歡把這電影理解為：生命的滋味猶如櫻桃般甜美，讓人捨不得死。但是，人生苦多於樂是實情，而想要自殺的人則經常是因為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用「生命的滋味太甜美，讓人捨不得自殺」這樣的說法來理解人生，會不會把人生太過美化了？這個論述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來克服人生的荒涼、寂寞，以及無意義所構成的沒有出路嗎？想要用這樣簡略的說法來挽救想自殺的人，真能有效嗎？
我不相信阿巴斯藉著這個電影所要傳遞的訊息竟然是一種廉價的樂觀主義：「生命的滋味太甜美，讓人捨不得自殺」。因為，我認識的阿巴斯遠比好萊塢導演更深刻。而且，我在這部片子裡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另一種訊息。
阿巴斯的電影世界總是顯得荒涼、孤寂，而不是櫻桃般的甜蜜。在《櫻桃的滋味》裡亦然：即使在土耳其老人出現之後，銀幕上的景象確實明顯地變得比較美麗，但是那種美麗中總揮不掉一層或濃或淡的悲傷、寂寞與哀愁。
其次，阿巴斯的電影世界裡雖然經常洋溢著孤獨而寂寞，但一點都不會不舒服；偏偏《櫻桃的滋味》卻充滿寸草不生的土丘，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充滿了垃圾、灰塵，而推土機和各種器械的噪音則讓人更加難以忍受。
在土耳其老人出現之前，整部電影是悶到不行。那種悶的程度，嚴重地違背了阿巴斯一向的電影美學：悶到感受不到任何的詩意，悶到了無生機。阿巴斯甚至放棄他慣用的長鏡頭，以近距離的鏡頭把男主角的整張臉貼到銀幕上，佔滿了觀眾的視野，很難看到汽車外面的空間。那種壓迫感讓觀眾簡直無法喘息，連許多專業影評都受不了這部片子的沈悶與無聊。[3]
面對這麼悶的電影，面對人生那種根本找不到出路，根本不知道要如何走下去的真實情境，「生命的滋味猶如櫻桃般甜蜜」簡直就是謊言，這就是阿巴斯所謂的「我的電影不說謊」嗎？
更惹人爭議的是，男主角巴迪的故事結束後，銀幕先暗掉一小段時間，然後阿巴斯和工作人員跑到銀幕上去，來了一段影像品質很差的結尾。對於這一段不知其用意的片尾，絕大部分專業影評都憤怒異常。典型的評論是：誰都知道自己在看的是一部電影，根本沒必要用這一段片尾來提醒觀眾：「你們前面所看到的僅僅只是影片」。[5] 有些影評甚至對配樂所帶有的葬禮暗示也極端地受不了，因為它好像在提醒觀眾：我們都遲早會死。[6] 但是，即便知道了影評與觀眾對這一段片尾極端反感，而且在義大利兩個城鎮試播沒有這結尾的版本時反應甚佳，阿巴斯仍舊堅持要保留這個片尾。這該如何理解？
看完這一部電影，我的問題遠比我從電影所得到的提示還要多。我只能從兩個可能性中挑一個：或者阿巴斯的這部電影是浪得虛名，破綻重重；或者阿巴斯在電影裡沒把話說完，故意留下線索讓觀眾去想。
就如同他形容自己的電影：「如詩的電影（poetic film）就像拼圖，有時候你就是沒辦法把所有的碎片都完整地拼湊在一起。這時候，你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去重組它（影片中的片段）。跟一般觀眾所習慣的相反，如詩的電影並不會在片尾時給妳一個清楚的結局，它也不會給你任何的忠告。」[7]
在談到導演、作品和觀眾間的關係時，阿巴斯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念。我希望觀眾不要在心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完成影片――就如同解字謎，不管是誰去解，答案都一樣。……我在電影中留下空格，不是等待觀眾去填寫我想要的答案，而是期待他們照自己的思考去填入自己所想要的。」[8] 「我曾經看過一些不吸引我，也不對我形成任何意義的電影，但其中仍舊有些時刻與片段它為我開啟了一扇窗，啟發了我的想像。我看電影時常常只看到一半就離開，因為我已經看到屬於我自己的片尾。我自己的感受已經完整而飽滿，如果再不走的話那個感覺會被毀損，因為它將繼續跟我講下去，並且強迫我去評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以及該發生什麼事。我寧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結束（我所觀賞的）一部電影。」[9]
所以，阿巴斯的電影並不是給觀眾既成答案的地方，而是想像的起點。觀眾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屬於他自己的想像，導演與電影的作為是極其有限的。或者說電影猶如機場跑道，提供我們在想像起飛前所需要的速度與動力。因此，仔細地體會電影所提供的線索仍然有其價值與意義。
只不過，在討論電影之前，我們必須要先釐清這個電影的主題：自殺。因為，有兩種自殺，彼此不能混淆。而自殺之所以會有兩種，因為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肉體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許多專業影評的憤怒，主要是因為沒有能力分辨兩種自殺的差異。
一、哲學性的自殺與精神生命的死亡
「人生的滋味甜美有如櫻桃」，這個過於簡單、輕鬆、甜蜜而一廂情願的說法，誕生於好萊塢的電影世界，它喜歡談論一種輕鬆而虛假的自殺，並且故意將兩種不同的自殺混為一談：哲學性的自殺，以及劇情式的自殺。
劇情式的自殺，產生於人生中某個特定的處境或困境（缺錢、失去親人、失戀），一時間情緒上過不去，因而興起要不要自殺的念頭。這種自殺的衝動，只要忍過一時，往往就會雨過天青。它不需要一個活下去的理由，它甚至不需要任何活下去的理由，頂多只需要一句美麗的口號，或者一段充滿文學裝飾而與真實人生無關的台詞。好萊塢之所以喜歡這種自殺，因為它可以被包裝在任何劇情中，可以用它來製造各種戲劇式的高潮，讓主角忽而想死，忽而想活，完全不需要任何嚴肅的理由――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更重要的是，它充滿娛樂性，完全沒有任何的危險――觀眾離開戲院後帶著完全滿足的心離去，再也不會去思索「人為何而活」這個危險的問題。
哲學性的自殺則是一種普遍性的，持續性的詰問：人生值得活嗎？我們要憑什麼去面對生命中遍在的荒涼、孤寂，乃至於痛苦與無意義，而選擇活下去？典型的哲學性自殺有如卡謬所說的：「只有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要不要自殺。」這樣的自殺動機，與一時性的情緒或處境無關，因此很難用特定的事件（失戀、喪子、欠債、罹患絕症）來當作自殺的動機，也因此很難用傳統的寫實電影手法當作一個明確的故事來敘述。如果一定要說它有一個動機，一個源頭，那麼那個動機或源頭就是對於「無意義」的自覺：自覺到欠缺一個嚴肅的理由去承擔生命中一切的苦厄、困頓與荒涼。
哲學性的自殺是很危險的議題，它一旦被挑起，就再也無法被忘懷，持續地在痛苦中渴望著一個嚴肅而可信的答案。它需要一個嚴肅而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以便讓人願意去忍受生命中的孤寂、荒涼、沒有尊嚴，乃至於荒謬感與找不到意義。
哲學性的自殺所要結束的是精神性的存活：宣告人生的無意義，同時也宣告了精神上的死亡；當精神被宣判死亡時，肉體是否繼續存活其實根本都不重要。至於處境式的自殺，它想要結束的是肉體的存活：通過肉體生命的結束，來迴避當下的處境；至於當事人精神上的生命，也許早已死亡，也許從來都不曾出生過。
在《櫻桃的滋味》裡，電影還沒開始，阿巴斯就用斗大的阿拉伯文寫著：「以阿拉之名（in the name of God）」，清楚地標示出它自己的屬性：神學的、哲學的、精神的冒險故事。
接著，在正片開始之前的序幕裡，阿巴斯先給觀眾看街頭一堆找零工的人。看起來，就算只是餬口，在伊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人值得僅僅只是為了餬口而活著，並且忍受人間的各種苦難（戰爭、骨肉分離、乃至於情感上的空虛）嗎？還是說，這些人活著，有比餬口還更可貴、更有尊嚴、更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當主角離開街頭後，不久就傳來敲打鐵器的聲音，雖然鏡頭沒有告訴我們那拿榔頭的人在做什麼，但總不出為生計而勞碌。接著，車子完全離開市區，鏡頭帶給觀眾所熟悉的阿巴斯場景：荒涼到近乎寸草不生的山丘。這時候從電話亭裡傳來的仍舊是為生計而苦惱的聲音，這人甚至於苦惱到不顧主角的好意（幫他解決財務難題）。下到山丘底部，一個撿破爛的人用最無聊也最不需要費心的方式賺錢來幫助他的家人，完全沒有意願去嘗試任何別的（養家、存活）方式。他沒有想結婚，很可能也從不曾對人生懷過任何的夢想、渴望或期待。
如果僅僅只是這種肉體的存活，活下去有那麼要緊嗎？從伊斯蘭的信仰觀點看，阿拉禁止人自殺，就只是因為要讓人的肉體繼續存在下去嗎？
假如生命是神聖的，不可以用自殺來褻瀆，那是怎樣的生命？肉體的？精神的？
在正片開始之前，阿巴斯給了我們這樣一段序幕來介紹故事的背景，很顯然地，他想要誘拐思想敏銳的觀眾去思索哲學性的自殺問題。哲學性的自殺與外在的特定事件無關，因此主角自殺的理由只有一個：人生中遍在的痛苦、荒涼與沒有意義。
其實，在這部電影裡，直到土耳其老人出現之前，所有的對白、影像與聲音都在告訴我們：男主角巴迪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二、找不到活下的理由
很多人都在問：主角巴迪為什麼要自殺？他像是個受過良好教育且富於深思的知識份子，手頭寬裕而生活優渥。很多人甚至覺得，電影中所出現的任何一個角色都比男主角過得艱難、卑微而沒有出路與未來，輪不到他來談自殺。
先釐清一個問題：整部片子裡，巴迪從來都沒有說他「已經決定要自殺」。他是有對神學士說到要吞下他所有的安眠藥，但是他真正委託別人做的是：清晨六點到他躺身的坑洞邊，喊他兩聲，如果他回應了就拉他出來，如果他沒有回應就幫他把泥土給覆蓋上去。所以，巴迪早已挖好了一個坑，但是他還沒有決定第二天要不要活下去。他也許會自殺，他也許不會自殺，他要做一個嚴肅的決定。
阿巴斯在2000年接受紐約長島大學（Long Island University）教授 David Sterritt的專訪時，提到《櫻桃的滋味》的結局：「它不是在討論自殺，而是在討論我們對於生命的選擇權。」[10]同一個訪談裡，阿巴斯又說：「伊朗的電檢處接受關於這部電影的一個事實――它不是在討論自殺，而是在討論我們對於生命的選擇權：我們可以在自己選定的時間結束它。有一扇門，我們可以隨時打開它，但是我們選擇留在這個世界。而我們之所以能有這個選擇，我想是因為神的善意：祂因為給了我們這個選擇而彰顯了祂的慈悲。電檢處的人對這個解釋感到滿意。E. M. Cioran 有一句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如果沒有自殺的可能性，我也許很久以前就已經自殺了。』[11] 這部電影是關於活下去的可能性，以及我們如何選擇了活下去。生命並非強加給我們的，這就是這部電影的主題。」[12]
所以，巴迪在片中的任務或冒險，是回答「人為何而活」。這個哲學問題本來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冒險：答不出來可能就是精神生命的死亡，答出來了就是精神生命的誕生或者昇揚。巴迪躺在他挖好的洞裡不是為了等死，而是一場攸關生死的冒險。天亮前，他或許能為自己的精神生命找到出路與新生，或者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而死亡。
這個問題沒有任何現成的答案，沒有撿便宜的機會，沒有人能替巴迪做出這個決定。他不是在找一個有能力在精神上幫助他的人，而是單單純純地在找一個進行體力勞動的人：拉他出來，或者把土覆上。
一般人都不曾認真地面對過「為何而活」這個問題，只是糊里糊塗地活著，充滿野心地活著，天真快樂地活著，或者沒有理由地忍受一切的屈辱而卑微地活著。不能說這樣的活就與精神的生命全然無關，它也許隱隱約約地跟精神的生命有一種不曾讓人自覺的關連。但是，不曾認真問過這問題的人，就很難覺察自己那個精神生命的存在，以及要如何過他的一生。因此，不管有多危險，巴迪必須躺進他挖好的坑洞裡，認認真真地去面對這個問題。
巴迪不見得是生平第一次面對「為何而活」這個問題，只是他從來都不曾有足夠的勇氣去認真地面對它（躺在他預先挖好的坑洞裡）。
譬如說第一個被邀請上車，跟巴迪一起面對這個問題的年輕人（士兵這個身份是次要的）。他嚇得根本不敢正眼去瞧一下那個坑洞，更別說是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想像，主角巴迪曾經跟那個士兵一樣地年輕過，一樣地當過兵，而且也是在不期而遇的情境下遭遇到「要不要活下去」這樣的困惑。也許，車子裡從頭到尾一直都只有一個人：巴迪。士兵就是巴迪年輕的時候，那時候他第一次遭遇到「為何而生」的問題。神學士也是巴迪不那麼年輕的時候，那時候他也曾認認真真地去思索過「為何而活」的問題，卻只能抽象地理解，而無法真正體會到生命的況味。
回到真實的人生，幾乎每一個問過「為何而活」的年輕人，都被這個問題嚇得不知該如何是好，猶如電影中的士兵：一路上都是稚嫩、羞澀、緊張、手足無措、惶恐，最後只能倉惶地逃走。
我們可以想像，阿巴斯第一次面對他生命中的這個問題時，約莫也就是片中那個士兵的年紀：一個鄉下的農夫，毫無任何準備地撞上這個問題，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腦袋僵硬地癱瘓在那裡，一片空白，更別說試圖講出一個活下去的理由。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當巴迪和阿巴斯剛邁入三、四十歲的青壯年時，他們面對這問題的能力也不會比片中的神學士好多少。在電影裡，神學士對人生的況味體認太淺，能說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吊書袋。對於「人為何而活」這個問題，頂多只能從文字概念去理解，而無法真正地感受到它的意義或滋味，所以伊斯蘭的神學論述也沒有辦法幫上他忙。當巴迪詰問他：「如果自殺是一種罪，不快樂又何嘗不是？不快樂的人會傷害別人，那不是罪嗎？」他只能單調地重複他背誦下來的一句話：「人的肉體是神所賦予的，所以人不可自殘。」巴迪只能回答他：「我需要的不是一個講師。假如我需要的是一個講師，我不會找你，而會找一個已經完成神學院學業，更富有經驗的人。」
在真實的人生裡，面對著哲學性的自殺，真的有那麼容易找到足以說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嗎？尤其是從年輕到中年，最容易找到的都是讓人活不下去，或者不想活下去的理由。
有問題的不是可蘭經，也不是回教先聖先賢的智慧，而是神學士的生命體驗太淺。生命的滋味有如寒天飲水，冷暖自知：無法言傳，也不可能光是從別人的言詞或論述就能得到答案。「人為何而活」不是一個知識的問題，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信心：從自己對生命的體認而一天天積累下來的見識與信心 ―― 一種生命的力氣。
就像《櫻桃的滋味》，在土耳其老人出現之前，整整超過一半的時間，這部電影所有的線索都在告訴我們「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只不過，阿巴斯用的不是一般人所習慣的對白或旁白，而是用整部影片：影像、對白、節奏和聲音。
從離開神學士後不久，巴迪就進入了在黃沙滾滾的土丘上漫無目的地遊蕩。双目所及，盡是黃塵與土丘，毫無生機，了無生趣；耳中所聞，盡是機器震天作響的噪音，讓人不得安寧，讓人煩躁得只想逃離。假如有一扇門可以讓人離開這樣的世間，為什麼不？！在阿巴斯早期的電影裡，人生儘管荒涼，但荒涼中卻帶著深沈而厚重的詩意；那種況味雖然苦澀而不討喜，卻至少是絕不空乏的滋味。但是，一直到土耳其老人上車之前，巴迪的世界是死寂的、乏味而單調的、了無生趣的。一點都不像是阿巴斯的電影，卻更像是絕大多數人的人生。
也許還是偶有例外：荒原上偶而飛過的斑鳩（或鵪鶉）、路上偶遇的水泉與鳥鳴、黃土丘上努力地想要種植樹苗的植樹工人、旅途上車輪出軌時一群陌生人協力幫他把車扶回到可以繼續前行的道路，而水泥廠警衛和挖土機工人則善意地要給他飲食。在這一片死寂的世界裡，偶而有那麼一點生趣；在這荒涼的黃土上，偶而有那麼一點人情的溫暖。
但是，就像已廢棄水泥廠的警衛，人生絕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只是守候著不值得守候，也不需要被守候的一塊土地，日復一日毫無意義地活下去。
這樣的人生值得活嗎？
當神學也無法提出有說服的論述之後，巴迪的心愈來愈沈，愈來愈接近精神生命的死亡。在漫天黃沙的水泥廠（或灰泥廠）裡，輸送帶上砂石的影子持續地往巴迪的影子上傾倒，好像就要提前埋葬他似地。巴迪看著那個吞噬所有砂石的洞口，猶如他也一起被吞噬進去，並且跟著砂石一起被碾碎一樣。工廠的一角，石礫與黃土沿著隆起的斜坡一直往下滑落，完全無法抑止地往下墜落，猶如向著無底洞那樣地墜落。那股墜落的力量，勢不可擋，猶如巴迪那樣地墜落於絕望的無底洞。
他絕望地坐下來，在一股濃厚的塵霧裡，在一股令人窒息的沙塵中。
他怎麼樣都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這個世間，悶到讓人無法呼吸，無法活下去！
假如有一扇門可以停止他的痛苦，為何不去打開？
這扇門的存在，不也是上帝的慈悲嗎？祂賦予人自由意志，讓人可以在痛苦中選擇活下去，並且因為他的自由意志與承擔痛苦的能力，而成就了生命的尊嚴；但是，祂也讓痛苦的人可以選擇平安地離去，從而彰顯了祂的慈悲。是不是這樣？不是嗎？
巴迪的精神生命死在他的絕望中，而他則想像著肉體被推土機掩埋掉。一個工人問他：「你來這裡幹嘛。」答案很清楚：巴迪來這裡埋葬自己。
但是，非常突兀地，鏡頭突然不再塵霧飛揚，而是清晰美麗；而背景也突然地安靜下來，只有一個蒼老而平靜的聲音，宣告著第三個旅客已經坐在車上，而車子則停在巴迪挖的坑洞旁。巴迪正要往回程的路走。
三、生命的況味
許多人都以為第三個上車的土耳其老人解救了巴迪，也給了觀眾所想要（或者等待）的答案。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土耳其老人是怎麼上車的：何時上車？在哪裡上車？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甚至懷疑車上除了巴迪之外沒有任何人，因此只能想像：那個聲音是來自於一個不可見的存有者 ―― 譬如巴迪自己內心的聲音。
一路上絕大部分的時間只有老人在說話，巴迪則沈默著，或者專注地聆聽著。妳曾經專注地聆聽過自己內心最深處，最隱微而難以覺察的聲音嗎？
在回程的路上，老人要求巴迪離開老路，改走另外一條路：「左轉。」「但是我不認得這一條路。」「我認得，它更長，但是路況更平坦，更美麗。我已經被這荒漠拘禁35年了。」
這是倚老賣老？還是在暗示：如果你能熬過人生中各種的痛苦，最後或許會有能力走出坎坷，看到人生的坦途與美麗？
巴迪由一個識途老馬帶路，一路指揮，引導他走上了既平坦又美麗的坦途，也帶他走過被巴迪一再錯過的水泉。從這裡開始，在長達4分鐘的時間裡，車子在蜿蜒的道路上前進，觀眾終於又看到阿巴斯最喜歡的長鏡頭全景視野，而景觀也從此變得幽美而富有詩意。
老人開始了那個讓許多人難忘的迷人故事：在結婚後不久的某一天，他天還沒亮就出門去自殺，卻因為吃了一顆甜美的桑椹（mulberry），看到美麗的晨曦，搖落一樹的桑椹給小學生吃，又看著剛睡醒的妻子津津有味地享受桑椹，然後他不想自殺了。
巴迪跟老人的對話是這樣的：「你吃了桑椹，你太太也吃了桑椹，而一切都顯得美好。」「不！不是那樣子。是我變了。在那之後（很多事情）是改善了，不過（更重要的是）我改變了心意。每一個人在他的人生中都會遭遇到各種難題，人生本來就是這樣。」老人接著又說：「你的心生病了，你必須要改變你看世界的方式。」「我離開家裡去自殺，但是一顆桑椹改變了我，一個普普通通，沒什麼了不得的桑椹。」「這個世界不是你看到的那個樣子，你必須要改變你看世界的方式。」
世界並沒有改變多少，也沒有變得多甜美，改變的是看這世界的態度或角度。
「你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憧憬了嗎？」「你早晨起床時曾經抬頭看藍色的天空嗎？」「將近破曉的時候，你不想看看晨曦嗎？你不想再看見黃昏的彩霞嗎？你看過月亮嗎？你不想再看見星星嗎？月圓的夜晚，你不想再看見嗎？」「你不想在從泉水中汲飲嗎？不想用它洗一把臉嗎？」「你看看四季，每一季都會結果。夏天如此，秋天也如此。沒有一個母親能夠把四季所有的果實全部塞進她的冰箱，沒有一個母親能像上帝一樣地為她的孩子準備那麼多。」「你要拒絕這一切嗎？你要悉數拒絕嗎？你要放棄櫻桃的滋味嗎？別這樣，作為你的朋友，我求你別這樣！」
生命不見得充滿喜悅，但也不見得只有痛苦；生命不見得滿是甜蜜的漿果，但也不是荒涼到一無所有。
但是，不管你有多喜愛這些台詞，電影中的對白不一定準確地反應阿巴斯本人的思想。阿巴斯後期的電影通常沒有劇本，而只有薄薄的幾頁電影大綱。他說：「我不給演員台詞，但是一旦跟他們解釋過每一幕的內容，演員就會開始對話起來，遠超出我所能想像的。我不知道是我在教他們該如何說，還是他們在教我該如何接受。」[13] 所以，阿巴斯的電影更像是一種集體創作，而不是導演一個人的。你在電影中所聽到的台詞，有可能是飾演老人的演員 Abdolrahman Bagheri 自己編的台詞。
接著，老人說了一個土耳其的笑話：一個人跑去找醫師，說他用手指頭摸身體各處，摸到哪裡都覺得很痛。醫師跟他說：你只不過是手指頭破了一個小洞而已。老人還唱了一首土耳其歌，大意是呼喚他過去的快樂歲月趕快來拯救目前有難的自己。
這兩段，好像是說：當你覺得整個世界都崩陷時，也許崩落的只是你目前所佔的地方；只要撐過這一段路，前面很可能又是一段坦途。
跟巴迪告別時，老人以堅定口吻表示他確信巴迪不會自殺，然後走進了一個美麗的大門，很多人說「美麗得猶如天堂的門」。
巴迪好像動搖了，他開車離去不久就急速迴轉，回去再三叮囑老人：要用兩顆石頭丟在我身上，以便確定他是不是睡著了。許多人因此斷定巴迪自殺的決心動搖了。
接著，巴迪坐在自然博物館外，靜靜地看著美麗的晚霞。儘管鏡頭的前景是水泥叢林般的建築工地以及突兀而醜陋的起重機，但是它們卻掩不住夕陽的美麗，甚至在夕陽下顯得不再那麼醜陋、突兀。天上飛過一架飛機，尾部拖出長長的雲氣，猶如人生的軌跡，筆直而毫不中斷地劃過整個畫面。也許巴迪正在回想老人一開始的時候說的：死亡確實是生命必然的終點，但不是半途去中斷它。這些畫面，好像在問巴迪：你真的要中斷你的生命，而不讓它走到它自己的盡頭嗎？
假如老人真的影響了巴迪的人生軌跡，他是讓巴迪相信「人生的滋味甜美有如櫻桃」，還是相信了「如果你願意再撐下去，也許有能力最終走上坦途，看到人生的另一面？會不會是另一種可能：生命有它自己的軌跡，尊重生命就是不去中斷它的軌跡？
前者是在掩飾人生必有的苦澀，而後兩者則是給人一個願意忍受痛苦的理由。面對哲學性的自殺，巴迪所需要的是什麼？
當夜幕低垂時，巴迪關上公寓，搭上計程車，前往他挖好的坑洞，吸了一支煙，然後躺下去。天上烏雲低垂，緩緩地移動著，卻遮掩不住滿月的美麗。
很多人覺得巴迪第二天一定會醒過來，但是細心的觀眾會聽到隆隆作響的雷聲和不時劃過銀幕的閃電。這一夜，巴迪的內心將很難平靜。何況，還有一場豪雨等在後頭。有影評說：這場即將到來的雨，象徵著即將再復甦的生命。[14]
那麼，巴迪第二天醒了沒？
阿巴斯把答案交由觀眾自己去延伸屬於自己的想像與抉擇。
我猜，阿巴斯很清楚一個事實：導演不是上帝，也不是先知，他不需愚蠢地去企圖告訴觀眾生命的真相，或者灌輸觀眾一種面對生命的態度。
面對生死的抉擇，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抉擇背後的生命體驗。但是，一部電影頂多只有兩個小時。它頂多只能被用來勾勒粗略的線索，而不可能鋪陳出導演對生命的全部體認。因此，即使導演在片中講出它自己的抉擇，觀眾還是不可能受用的。
這個導演與觀眾間必然的落差，有辦法克服嗎？在《櫻桃的滋味》裡，阿巴斯的辦法是：讓觀眾自己去面對生死的冒險，自己去面對只有自己才能下的決定。
四、一場觀眾的冒險
在巴迪的歷險過程中，阿巴斯都以近距離反切鏡頭輪流對著車內兩個對話的人，而對話的人則經常是對著鏡頭說話。這種近距離的鏡頭常常給人壓迫感，而有助於促成影片上半部那種悶得讓人透不過氣的感覺。另一方面，上過電視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要讓觀眾以為你是在對他說話，那麼你只要對著鏡頭說話。因此，許多時候觀眾都有如坐在主角那一部汽車的前座，有時面對著主角的詰問，有時面對著車內另一個人的遊說。
被高達（Jean-Luc Godard）讚譽為美國最佳影評之一的Jonathan Rosenbaum很敏銳地指出：在《櫻桃的滋味》裡，整部片子都是在戶外，甚至於人群中拍攝完成，而不曾進入任何室內（主角的公寓或土耳其老人在自然博物館的工作室），但是所有人的表情都顯得極其孤獨，猶如身邊完全沒有其他人似地。這賦予整個片子一個基調：「一方面它呈現了最私密的空間―― 一個人在最隱微的自覺中向他的生命告別，但另一方面它卻又把生命理解為完全屬於公眾與社群的領域。這使得觀眾被安置在一個與主角完全相同的存在情境：在戲院的公共空間裡沈思著一個人孤獨地死去的前景。這也把觀眾安置在跟三個乘客相同的位置，思索著要如何回答一個陌生人有關於協助他自殺的請求。」[15]
這樣的鏡頭安排，是刻意要把觀眾拉進電影世界裡頭，一起去經歷主角對生死的詰問，也讓觀眾自己去衡量各種論述是否具有說服力，甚至是否需要在影片結束之後去發展更能讓自己信服的論述。
阿巴斯的目的是要引導觀眾進入一個哲學性議題的生命情境，而不是給觀眾明確的答案。利用電影的力量與阿巴斯獨特的電影美學，傳統上「人為何而活」這個問題的性質被徹底地顛覆―― 從一個與真實生命情境無關的枯燥思辨，轉為一個真實的生命情境；使它從蒼白無力的空洞概念，變成可以被感受到的孤寂、荒涼、窒悶、絕望，以及不完美而卻又有如詩般乍逢即逝的美麗。從影片開始到影片結束，我們經歷了百味雜陳的人生―― 一個濃縮而過度簡化的版本，但是卻遠比任何哲學的著作都更生動、鮮明地刻畫了生命的各種面向。
這一部電影為觀眾鋪陳的是生命的各種況味，而非僅僅只是「生命的滋味太甜美，讓人捨不得自殺」這樣的線索。老人的陳述勾勒了許多重要的生命線索，但僅僅只是生命真相極其粗糙而狹小的一個局部。出現在這部電影中的任何線索也都是生命真相中極其有限的一個局部，從序幕的各種角色，到士兵、神學士、水泥廠警衛，以及植樹的工人，所有的線索都有其有效性，更有其侷限性。阿巴斯利用電影佈了一個局，把觀眾拐進這個局裡，去體驗人生的各種面向，也向觀眾提出各種問題和線索，要觀眾自己從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出發，在真實的人生中摸索出屬於自己的那一份體認。
生死的問答，無法借用別人現成的答案，猶如寒天飲水，冷暖只能自知。電影是這一場冒險的起點，而非終點。
在傳統的電影裡，觀眾可以置身事外，毫無憂慮地「觀賞」片中主角驚心動魄的冒險，而完全不需冒任何的危險。但是，阿巴斯卻想要把觀眾拉進電影裡面去，讓他們自己去面對生死的冒險，而不給他們任何的答案―― 頂多只是一些不見得令人滿意的線索，作為想像與冒險的起點。
這樣的創作態度非常鮮明地烙印在《櫻桃的滋味》這部電影裡，使得它變得結構鬆散，像是言猶未盡的未完成品。它向觀眾敞開，等待觀眾以自己所能信服的方式去完成，或者開始在真實的人生中繼續去摸索。
電影結尾時阿巴斯和所有的演員一起出現，影像變得粗糙而難以辨認。因為，真實的人生遠比電影裡的故事更難說清楚，更難辨識。不管電影裡說了多少，它都只是真實人生的一個粗糙的摹本。走出了電影，影像變得模糊了，但是真實的人生才真正開始。
「人為何而活」的答案不在電影裡，而在真實的人生裡。在電影裡，一切的線索都因為被過度的簡化而顯得非常清晰；但是，在真實的人生裡，答案是極其模糊的。
「藝術的職責應當是尋找生命的真相，也就是努力接近人存在的本質。我的每一部電影都是通向這個目的地的一把鑰匙。真相是不可能得到的，只能接近它。」[16]
阿巴斯不是先知，而是詩人。他既顛覆傳統的哲學，也顛覆了傳統的電影。他讓哲學和電影都變成是詩篇，引導觀眾去咀嚼生命的況味。哲學不再蒼白枯燥，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推銷；而電影也不再是謀殺生命的娛樂，或者拾人牙慧的騙局。
阿巴斯稱他自己的電影為「如詩的電影（poetic film）」：「我覺得比較耐久的電影是如詩的電影，而不是講故事的電影。在我家裡的圖書館中，小說和故事書看起來都很新，因為我只讀一次就不再去碰它們了。但是詩集則四處散落，因為我會一再地去反覆翻閱。詩總是無法被你牢牢地抓住，你每次讀它，根據自己當時狀況的變化，都會再抓到一點不一樣的。」[17]
生命的歷程又何嘗不是這樣：隨著年紀的不同，心境的變遷，我們對生命當下的感受總是不盡相同。即便是「人為何而活」這個問題，也是一樣地變化無窮―― 雖然隨著年紀漸長可能會有一種長期的發展趨勢，使得我們生命的累積愈來愈厚實與寬廣，而使得心胸愈來愈豁達、融通，但不時會有的窘迫、侷促與孤獨感，或許至死方休。
阿巴斯的電影好像一直都只有一個主題：史詩般的生命歷程與冒險。對於阿巴斯而言，生命的歷程像詩，而不像故事。故事說完的時候，想像也就終止了。自始至終，故事把讀者拘束在作者的想像裡。但是詩不一樣，詩打開想像，詩呼喚讀者的心靈。詩沒有邊界，它引導讀者走向起點，而非終點。
巴迪有沒有死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願意認真去面對「為何而活」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做為觀眾，你是否開始在思索自己「為何而活」這個問題？
土耳其老人說的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開始認真去品嚐生命的況味沒有？還是說，你仍舊活在人云亦云之中，從來不曾親自感受過生命的況味？
[1] 譬如Flagler College 的Santas 就主張主角沒有被說服，見 Constantine Santas, “Concepts of Suicide in Kiarostami's Taste of Cherry,” http://archive.sensesofcinema.com/contents/00/9/taste.html
[3] 見Dan Schneider, “Taste of Cherry by Abbas Kiarostami ” 的轉述和Jonathan Rosenbaum, “Fill In The Blanks,” 的轉述，前者網址為http://www.altfg.com/blog/film-reviews/taste-of-cherry-abbas-kiarostami/，後者網址為http://www.chicagoreader.com/movies/archives/1998/0598/05298.html 。
CHERRY by Abbas Kiarostami. ” http://www.altfg.com/blog/film-reviews/taste-of-cherry-abbas-kiarostami/.
[6] 配樂是阿姆斯壯著名的小喇叭演奏曲，曲名St. James Infirmary，原本的歌詞在訴說一個人去醫院看他女友，卻發現她已經死了，而曲調則是在輕快中帶著濃濃的憂鬱。有關這曲子的介紹，看這個網頁：http://en.wikipedia.org/wiki/St._James_Infirmary_Blues
[11] E. M. Cioran 是1911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法國哲學家，1995年過世。這一句話並非賣弄玄虛，而是說：因為人類擁有自殺的自由，因此他的活是出於他的自由意志，他的選擇，而非僅僅只是一種被命定的存在，一種毫無自由可言（因而毫無尊嚴可言）的存在――不管那裡頭是苦或樂，那都不重要。
[13] 見David Sterritt, “Taste of Kiarostami,” Film Comment, vol. 36, no. 4, July-Aug 2000。較完整的訪問稿出現在http://archive.sensesofcinema.com/contents/00/9/kiarostami.html。這種拍戲的方式原本是為了遷就臨時演員的特性（他們沒有背台詞，並且根據劇本表演的習慣與訓練），後來卻逐漸與阿巴斯對待電影的態度結合。
[14] Dan Schneider, “Taste of Cherry by Abbas Kiarostami ”， http://www.altfg.com/blog/film-reviews/taste-of-cherry-abbas-kiarostami/ 。
[15] 非常棒的一篇影評，影評人的功力確實值得高達的肯定。見Jonathan Rosenbaum, “Fill In The Blanks,” Chicago Reader Movie Review, http://www.chicagoreader.com/movies/archives/1998/0598/05298.html 。據說，為了使每一個演員臉部都顯示出強烈的孤獨感，整部影片拍攝過程中演員都沒有彼此見過面，許多鏡頭拍攝時都只有阿巴斯和演員在場，沒有工作人員，由阿巴斯開車。
[17] 見David Sterritt, “Taste of Kiarostami,” Film Comment, vol. 36, no. 4, July-Aug 2000。較完整的訪問稿出現在http://archive.sensesofcinema.com/contents/00/9/kiarostam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