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日 星期六

轉貼文革回憶文(1):我們一家在文革中的真實經歷

[彭明輝按語]我發現很多人對文化大革命所知甚少,但是這一段歷史卻是理解今日中國不可或缺的一段,所以在網路上找到一些回憶的文章,給讀者參考。

 我們一家在文革中的真實經歷

      幾年前來美國定居。雖然時過境遷,但夜深人靜時,種種往事仍不時在腦海中湧現,尤其是四十年前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親身經歷的一幕幕血淚凝成的片斷、那一串串抹不掉的記憶。


文革使你觸目驚心
        66年夜,文革風暴陡起,各地的年輕學生先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殺向社會,肆無忌憚。在我任教的大學裏,八月初的一天,聽說紅衛兵晚上要把學校的第一把手(黨委書記)拉到學校去開批鬥會。我住的宿舍區就在學校對面,晚飯後,聽到孩子們在院子裏跑來跑去,嚷嚷著要去看“熱鬧”,我也不由自主地走進校門。
       草地上已黑壓壓地坐了不少人,臺上,燈光如畫,兩個滿面漆黑的人跪在地上,兩旁站著兩個凶神般的紅衛兵小將(當時的稱號)。
       我完全看不清那兩個下跪的人是誰,旁邊一個同事小聲對我說:“那是我們的副校長和黨委書記的丈夫、省裏的一個廳長。紅衛兵說他們是‘黑幫’,所以一瓶墨汁從頭淋下,他們就成黑的了。”
       那麼,黨委書記呢?
       沒有來?同事搖搖頭,誰也不知道。
       再看看臺上,紅衛兵正聲色俱厲地列舉一條條罪狀,要兩個走資派認罪。
副校長大概是好漢不吃眼前虧,總是承認自己有罪,他沒有怎麼挨打。廳長則力圖反抗,於是吃了不少老拳,我記得他喊了兩聲:“我是人,不是鬼!”(那時,挨鬥的通稱牛鬼蛇神)。紅衛兵就抓著他的雙臂用力往後拉,同時把他的額頭狠狠地向下按,表示低頭認罪……
       我看不下去了,回到宿舍,心裏像壓了一大塊石頭。那兩個紅衛兵就是我系的學生!
第二天到系裏,才聽說前一天晚上,一群紅衛兵沖到黨委書記家,她夫妻倆正在陽臺上吃西瓜,小將們不由分說,拉起他們就朝學校的方向跑,邊跑邊喊“打倒×××!”
女書記本來有高血壓、冠心病,拖到中途人就昏厥了,紅衛兵只好把她送回家去,而她就再也沒有醒過來!至於她丈夫,那晚在鬥爭會上受到“噴氣式”待遇(“噴氣式”是文革中流行的術語,就是把批鬥物件的雙臂強拉到身後,再把頭按低低的,名曰“坐噴氣式飛機”),結果雙臂都脫了臼,人也處於半昏迷狀態,送到醫院,幾天之後也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死的知識份子有多少?
       66年八月下旬,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北京受批鬥,埃毒打,傷痕累累。
       第二天早晨,他對小孫女講了一句:“跟爺爺說再見”,然後走出家門,在一個僻靜的湖邊坐了一整天(一個工人的回憶),夜晚時分走進湖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原是頒給老舍的,但許久不見他去領獎,才打聽到他已不在人世,一位日本作家後來成為文學獎的得主。
       優秀的文學翻譯家傅雷先生在屈辱與磨難中和夫人于68年在上海寓所雙雙懸樑自盡。除了三十餘部法國文學的譯作外,還留下一本寫給兒子聰和敏的一百多封家信《付雷家書》: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也是一部充滿父愛、嘔心瀝血的教子篇。付聰現在已是國際知名的鋼琴家,當可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像老舍、雷這樣屈死的文化精英究竟有多少,我不忍知道。在這裏,我只想談談我那所大學裏的幾則事例。
       教育系的一位老教授曾經是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的同學,據說他去北京常會受到毛的接待。文革期間,他的觀點與某個造反派有差異,因此收到衝擊。某日,老先生雇了一輛三輪車往城北的方向走,薄暮時分到了江邊人煙稀少的地方,他付了車錢繼續步行向前(附近有人看到),第二天,他的屍體漂在了水上。
       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絕望中用繩子把夫妻兩人的手腕綁在一起,走進一個風景區的湖水之中。岸上用石頭壓著一張遺書,說他們還有一千元存款,望好心人能照顧他們留下的一雙兒女。
        地理系的一位教師不堪羞辱,用菜刀先後砍死妻子和他本人。現場情景慘不忍睹。
音樂系的一位元教師在關牛棚的一年多時間裏,幾乎每天都在埋頭寫資料(我親眼得見),外單位來外調、找他提供熟人情況的特別多(外調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必不可少的措施),他作為知情人,寫的大概都是關於調查對象的材料。
       文革後期,牛棚撤銷,受管制的都回到自己家裏,有相對的自由了。但不知何故,這位元音樂教師有一天竟然吊死在自家的門上!難道他又受到更大的委屈?還是看不到前途有絲毫亮光?

文革使你哭笑不得
       文革期間,有一個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社會上的情況我不瞭解,只知道在學校裏,凡出身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家庭、在國民黨時代擔任過科長以上職務、家庭成員在臺灣、或是從海外回去的中老年知識份子大都受到審查或被關進牛棚。海外關係在當時簡直是洪水猛獸,六十年代末我也因此進了牛棚。
       那時,上面一聲令下,各大專院校都轉移到農村校辦農場去進行鬥、批、改。我校的牛棚(對外稱“監審組”)一共關了一百零八個“牛鬼蛇神”,跟梁山好漢的樹木相等,由一名共產黨員幹部負責,幾名紅衛兵監管。
       牛棚生活主要是勞動改造、寫交代資料、早晚集合聽訓話、寫思想彙報,問題嚴重的或認罪態度不好的有時會被拉到大會上去批鬥。
       既進了牛棚,當然沒有行動自由,也沒有通信自由,與家人的來往信件必須由紅衛兵拆閱。每天上午,紅衛兵讓我們拎著各自的熱水瓶,由他帶隊到鍋爐房去打開水,一路上,革命師生總是對我們側目而視,把我們看作“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是當年慣用的說法)。
       打完開水再整隊去到大田,按農場師傅的分派開始幹活。每日三餐,則由紅衛兵指派兩名牛鬼到伙房去把飯菜抬到牛棚大家分食。
上面規定,每人的糧食供應是每天八兩,對我來說是夠了,可是對有些人呢?有一次在打開水途中,我聽到一個人在自言自語:“哎,看到泔水缸裏的飯菜我都恨不得撈上來吃它成口!”
        他餓呀!
        每月一次吧,紅衛兵會帶我們列隊到附近鎮上的澡堂去洗澡。
        起初,每個牛鬼的胸前必須縫上一小塊白布,自己寫上罪名,我在未進澡堂前看到過,什麼“歷史反革命”、“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特務”、“地主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聽說,老百姓看不下去了,說不能這樣糟蹋人,才取消了這一規定。我進牛棚時已沒有佩戴白布這一說,也算不幸中的一幸。
有一點讓我們很不習慣:牛棚對面臨時搭了一排露天廁所,審犯組規定,上廁所必須三人同行(大概怕我們逃跑或是二人合謀幹什麼壞事?)我住的小房間裏有兩張上下鋪,三個人。
       睡我下鋪的老年人每天清晨四點就要大便,我們只好睡眼朦朧地陪他起床,站在露天裏等他,回到床上又很難再入夢鄉。真是若不堪言!
       天漸漸冷了,老人也感到很不過意,於是鼓起勇氣到紅衛兵面前請求免去這條規定,蒙他們開恩,我們每天才可以多睡兩個小時。
        某晚,紅衛兵召集訓話時,手裏拿著一張歌譜說:“今天要教你們一首歌,對你們交代問題、思想改造有利,你們要認真地學唱!”
        我隨即叫了音樂系的一個牛鬼到前面去教唱。去唱一遍譜子,再唱歌詞。唱了兩三遍以後,紅衛兵忽然點我的名,要我唱一遍。在牛棚裏,我是年紀最小的,讓我出出洋相有何不可?我又怎敢抗旨?
        那天,我總算爭氣,居然準確地唱了出來。紅衛兵找不到責駡我的理由,只好宣佈解散。
       那首歌原來很簡單易唱,歌詞中的幾句口號每次在批鬥會上都會喊得震天價響,大字報和標語上比比皆是,人人耳熟能詳。說來也怪,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記憶力日漸衰退,往往想不起熟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更是轉身即忘,但這首牛鬼蛇神歌至今還記得很牢: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紅衛兵把牛棚中的人分成三組,指定了三個組長。有時,學習與相互批評就在小組內進行。如無特別事故,早會漸漸地也由組長輪流主持。
       學唱的第二天,主持人是我組組長,美術系的一位畫家教授。他開始一本正經地強調學唱那首歌的重要性,接著叫了兩個人的名字(中文系和教育系兩位年國古稀的老教授,也是牛棚裏年紀最大的)要他們唱上一遍。
       這是惡作劇吧?但有紅衛兵在旁監視,我們只能靜靜地等著好戲登場。我認不住偷看了一眼兩位歌手,教育系的面有難色,但顯然不敢推諉;中文系的卻十分起勁地說了聲“好”,於是兩人開場。只聽到教育系的老先生在低聲咕噥,吐出了幾個字卻聽不出調調;中文系的老先生一口江北腔,歌詞全用揚州土話一個字、一個字蹦出,絕對像是念經。
       那真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最有趣的合唱!
       我們一百多人肅立在下面,全都低著頭,強忍著笑,偶爾有一、兩個人甚至發出了笑聲,不過還好,大家都還沒有挨駡。
        這時,眼前似乎有人影晃動,抬眼一看,原來一向滿面嚴肅的紅衛兵小將抿著嘴笑著跑了出去,再瞅一眼那位組長,他依然強作鎮靜,臉卻漲得通紅。我心裏想:誰要你出這個歪點子捉弄老人家,自己也憋得難受吧?
       事後我悄悄問他:“你幹嘛這麼調皮?”
       對我這樣說:“牛棚生活太枯燥了嘛!”
       一笑而過。
        當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說起早晨的合唱,三個人用被子蒙住頭笑了個痛快。
若干年後,當年的難友碰在一起時總會議起那一幕情景,也總止不住會大笑起來。
其實,直到今天,我在美國寫下這段往事時,對當年的情景也還是忍俊不禁。
       笑過之後,留下的總是幾分酸楚。那時節,我們就是被那幾句口號捆綁了多少個日月!
       所以,牛棚生活也會令人哭笑不得。

文革使我痛失親人
       國民黨時代,我父親在文教、新聞、政界做過些工作,57年大陸掀起鎮壓反革命運動,他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勞改了五年多。
       等到他可以回家時,他的聽力已經失聰了,對勞改營的生活隻字不提。他每天早餐除了主動地把門外的弄堂打掃乾淨外,終日閉門不出。每天,他都是在家裏聽聽廣播、養養雞、照顧孫兒消磨時間。
       文革開始,他這樣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首先受到衝擊,鬥爭會、遊街示眾都有他的份,紅衛兵也到家裏去批鬥過他,罰跪、打耳光,不一而足。
有一次,居民委員會勒令他參加一個批鬥會,批鬥物件是另一個反革命分子,他是陪鬥,在臺上低頭站著就是。
        在回家的路上,他問母親會上人們是怎麼控訴他的(因他耳聾,聽不見什麼)母親告訴他:“你只是陪鬥,會上沒有人提到你”。
        他沉默片刻,說了句:“下回該輪到我了”。
        第二天,父親失蹤,居委會、派出所派人四處尋找,懷疑他畏罪潛逃。幾天後,鄰人到我們院中去打井水,才發現他的屍體漂在水上。
        母親回憶,當天批鬥會結束走過那口井時,父親曾停下腳步朝井口看了一眼,也許那時他已下決心要走上絕路?
        事後,母親發現了父親寫給她的遺言,有兩句話是:與其受折磨而死,不如自行解決。
        遺書隨即被派出所取走。
        當時我被關在學校,沒有行動自由,無法去看父親最後一眼。那年,他才63歲。
        後來,派出所對我妹妹說,本來打算在66年八月份為父親摘掉反革命帽子,因為文革而暫停了。他說,父親的問題在於他從不揭發別人,如果他早早主動立功贖罪,揭發別人的罪行,早就給他摘帽了。
        他還說,原準備宣佈父親為“三好四類分子”。
        聽到這個說法我感到怪怪的,既是階級敵人,那就十惡不赦,怎麼可能“三好”?
        49年,共軍圍城時,我弟弟在讀高中,校長、老師都跑了,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全部參加了解放軍,隨部隊進入大西北。他熱血沸騰不怕艱險,幾次立功。五十年代,由於父親的問題他從部隊復員回家,在此之後他苦苦復習功課考取一所名校,大學四年他才能出眾,一直是班幹部。
       畢業前,他主動申請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結果被分配在西北一個小城裏擔任高中教師,教學工作中表現出色,引起別人嫉妒。
       文革開始,作為四類分子子女,再加上別人的誣告(捏造他偷聽敵臺廣播),就被單獨監禁起來。他矢口否認自己有罪,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
        當時他已成家,孩子才一歲多。
        有一天,弟媳接到通知,說他已懸樑自盡。她沖到學校要看屍體上有無傷痕,不准。
驗屍的醫生說,監禁室內只有稻草,沒有桌椅,他想要上吊?那時候他的膝蓋骨已碎,整個人根本無法站立,又怎樣上吊?
        這位肯說真話的醫師第二天就被調走。
        弟媳不服,因為弟弟在死前幾天,還要她代他買了一個月的飯票,說明他並沒有打算告別人世。
        以後數年,她多次上訪,寫了多少頁的申訴,要求澄清真相,甚至做到“攔轎喊冤”(攔住市領導的轎車申冤告狀),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
        直至今日,我們仍不明白弟弟是怎樣死的。
        死時,他才三十幾歲。
        在文革的浩劫中,像這樣破碎的家庭何止千百?留下的心靈創傷能癒合嗎?
        今天在大陸,如果你對四十歲以下的人說起文革往事,他們會睜大眼睛看著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海外的華人同胞更會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天方夜譚吧?
        可是,朋友,文化大革命不是天方夜譚,如果是,那其實才真的是一部真真實實的、泯滅人性的、血淚凝成的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