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9日 星期日

台灣學者在大陸

       程曜是一個很有特色而值得被認識的學者,他在台灣長大,清大動力機械系畢業後到德國留學,對物理與科學有狂熱的愛好和非常出色的表現,對社會正義與科學的求真精神有絕不屈讓的堅持。這樣的人,在台灣只是讓學術界的同事芒刺在背,極端聰明的學生仰慕欽服,平庸的學生很可能痛苦不堪。到了北京清華大學,他卻更加嚴重地不適應那裡的文化、教育與學生的某些特質。大陸的《南方人物周刊》對他有深刻的報導與刻畫,我把它轉貼在下面,而不使用連結,以免《南方人物周刊》的原始版本哪天從網路上消失。

清華教授程曜 絕食抗議背後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記者 林珊珊 發自北京 實習記者 黃昕宇 代雙雙
 日期:2012-10-19

       程曜直接,不世故,起初他都在談科學,對中國並不多談,“自從到壓抑之後就開始思考中國問題,開始聊起政治。他不能專註地談科學,這是科學家的悲哀”
  
“每個人都在說謊”
   109日,當程曜出現在清華大學微納米研究中心時,他精神抖擻,前額頭發倔強地豎起。這是結束絕食第一天,他隨身攜帶著棒棒糖——身體仍有些虛弱。
   離開停車場時,他和管理員就停車時間爭執起來:“會議是11點開的,我肯定10:50分才停!”管理員則堅持自己的記錄提前了一小時。
   “我身體不好,以後再回來抗議!” 程曜給了錢,憤憤不平地說,“每個地方都是荒謬的!每個人都在說謊!”
   “說謊”與“造假”是這名物理教授的長年對手。
   104日,母親去世一周年祭日,程曜在微博寫道:“據說地獄裏一切都是反的,但沒人回來告訴我們。如果老師教的都是假的,打假的變造假的,警察變盜匪,公權力謀財害命,一點都不稀奇。那麽,大學偽造教授的網頁,當然沒有罪惡感。我感到恥辱,將以絕食維護母校的榮譽。”
   這天他開始了絕食,抗議學校擅自將他撰寫的“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內部評估報告”內容登至個人網頁,取代之前提交的簡歷。他認為這涉及造假,關系到知識產權問題,特別是在論文發表的微妙時刻。
   之後幾天,訪客絡繹不絕,朋友紛紛勸解:殺雞焉用牛刀?
   “殺雞要用牛刀才能成功!”他總這麽回答。
   果然成功了。絕食第五天,系裏撤下網頁,並對所有教師道歉,承認“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在建設系網站‘師資隊伍’板塊過程中,直接用了2011年學科國際評估時各位教師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系人事辦公室的個人簡歷,未經過教師本人書面簽字確認”。
   “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這句總結性話語從程曜口中說出,奇異地透出一股兒童氣息。他情緒飽滿,重演訓斥學生的場景時,迅速投入角色——從椅子上正坐起來、臉色漲紅、啪的一聲拍了茶幾,嗓音立刻變成尖銳,“為什麽沒有試?!為什麽老師的話就是不聽?!”
   講到好玩的事,又捧腹大笑。他思維跳躍開闊,話題在宗教、藝術、科學及政治間不斷切換。作為一名有著藝術家人格的科學研究者,他看起來是快樂的,全情投入他所熱愛所相信所進行的事物當中。
   妻子像是擔憂的母親,提醒他,中國人擅長笑瞇瞇地、悄悄捅上一刀。程曜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但他們不知道,我刷刷刷,一下亮出關公的青龍偃月刀……”
   這似乎是積蓄已久的戰爭,在程曜的情感邏輯中,撤與不撤網頁之間是尊嚴與權力的較勁。
   絕食第四天,工程物理系主任來看望他。根據當時的錄音,系主任稱,“對於簡歷的事情,我也是看了《明報》的報道……我感覺你當時沒有明確提出來把它撤下來,你要提出來我肯定不會含糊。”
   程曜激動地回答,他曾公開抗議,一年多以來,也不斷要求撤去網頁。就在今年1月系領導的評鑒會議上,他還高聲宣布:“網頁篡改我的個人意願,是違法的……沒有我的允許,不得刪動任何一個字……”會議錄音被他保存下來。
   反復要求而被無視,這讓程曜感受到一種熟悉的“屈辱感”,在他的敘述中,“屈辱感”伴隨著他在北京的教研時光。
  
“杜絕平庸的惡”
   2002年,程曜作為中國引進的百人海外專家,被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聘為教授。朋友擔心他無法適應內地環境,勸他留在臺灣。他認為北京利於母親養病。在臺灣,他“只雇傭得起菲傭,但菲傭不會講中文,母親沒法和她交流,非常孤獨”。
   在北京,他一心照顧母親,研究慢慢有了突破。帶8名研究生,一切還算順利,直到他第一次發現,一名碩士生造假了。
   “造假對我們來講是晴天霹靂,絕對不能夠接受的事情!我說你兩年不能畢業,要3年後,結果所有的學生都嚇慌了,我更被嚇慌了。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根本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社會,怎麽會這樣?造假對我們是死罪一條。對任何做科學的人來說這是惟一的死刑。”
   造假事件猝不及防出現之後,更多造假接踵而來。這讓他深感震驚。2005年,他在臺灣“人間”網站發表文章《救救這些孩子》。“我們在國外一流大學的學生身上,都能見到那種與眾不同的行為。甚至是種被鼓勵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國,這種精英似的傲慢輕狂,往往混合著更多瓦解的道德觀。到處都是無神、無政府、無信仰的無頭蒼蠅。”他還寫到學生的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以及對分數的過度敏感。
   不久,文章被“新語絲”轉載,標題被改為《救救清華這些孩子吧》,頗具針對性。他敏感意識到,2005年後,和學院關系開始僵化。後來“7名學生被轉走”,“開了次批鬥會,7名學生輪流批鬥我。”
   20094月,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研討會,他又做了長篇發言,“工程物理系曾經培養出無數傑出人才,為什麽今天會變成如此這般,想要學習、想要得到知識的學生迫不及待要轉出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惡劣學術氛圍……什麽是惡劣學術氛圍?簡單來說,就是不誠實。如果學校不誠實,老師不誠實,怎麽教導學生誠實,怎麽杜絕造假行為。美其名曰求學術真實、美其名為愛國的同時,不斷地執行上面的命令,為政治服務,制造些似是而非的假象,不就直接地教導了學生,造假不是惡?……要建立一個受世人尊重的一流的大學,首先就要徹底反省自己的歷史,杜絕平庸的惡,改變不自由的思想……”
   發完言後,程曜把文章傳到臺灣網站。但“文章一分鐘後就被屏蔽了”,“速度之快,讓我震驚,甚至有些朋友因此就不和我來往了。”這樣的例子讓他有了恐懼感。
   音樂人梁和平向我們回憶起和程曜的交往時說,“走過這十年,他好像是一直在陰天晴天之間動蕩。一會兒呢,會很高興地跟我講他在某個尖端領域又攻破到什麽程度,幾天後又來就是那種陰霾的東西,就是又有人在怎麽監督整治他。”
   在梁和平看來,程曜直接,不世故,他發現,起初他都在談科學,對中國並不多談,“自從受到壓抑之後就開始思考中國問題,開始聊起政治。他不能專註地談科學,這是科學家在中國的悲哀。”
   2010年,程曜因簽證逾期到北京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辦理延簽時,被境管局人員指責態度不好,當場以“妨害公務”罪名逮捕關押近一日。
  他不妥協,堅持認為,政府應有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
  
“以自由意誌抵抗荒謬”
   程曜告訴我們,70年代末那幾年,他總夢到被刑囚後的痛苦。
   1970年代,白色恐怖降臨到程家,隨著被扣上共產黨的“紅帽子”,程父從報社總編輯、電影檢查處處長淪為階下囚,家道由此中落。
   少年程曜去看父親,父親跟他說了兩件事,給他帶來深深的屈辱和恐懼。一件是,1972年,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判處程父10年監禁。軍事法官不耐煩地站起來宣判,同時卸下外褲整理內褲。另一件是,父親受到威脅,“他們要用針刺我的睪丸。”父親還曾惶恐地對他說,“他們要我吃狗屎,可是我還有一個秘密還是沒有告訴他,我參加過鄒韜奮的書店。”在父親的認知中,這是要判處死刑的。
   恐懼剝奪人的意誌自由。調查局從程父的日記本找到反黨言論後,威脅著把程母也抓進去,有一次吃飯,母親對他說:“和你父親這麽久,我們還不知道他的思想是這樣,有反黨的思想。”程曜當時就哭了,跟母親說:“國民黨罪惡,你不可以在我面前說父親任何不對,不然我就要自殺。”
   當時程曜念初中三年級,他意誌堅定。到了大學,他和同學悄悄議論國民黨的罪惡,嘲笑學生會主席,是著名的搗蛋分子;逃課,反駁老師的試題,參加搖滾樂隊;他全面反思從前的教育,憑著興趣學習。
   1980年,他去德國留學,從機械系轉到電子系,後來攻讀物理博士。在德國,他接觸西方新左派思潮,參加社會運動,也為臺灣新興的政治團體撰寫文章,並把“綠色和平”介紹到臺灣。
   他清晰記得課堂討論時,教授遭學生質問的情形。那時他很驚訝,這麽和藹可親的先生,為什麽要這樣盤問他。學生要他回答納粹時期自己扮演的角色。教授很委屈,“黨衛軍鼓動打砸搶,寫信去公安抗議,接受公安警告,他之後就不敢說話了,我覺得有罪惡。”程曜為之震動,想著自己的民族也應該反思歷史,反思自己的角色參與,“要不含糊地表達觀點。”
   但德國沒人跟他討論臺灣問題,他感到孤單。1989年從波鴻大學物理系博士畢業後,他返回臺灣。下飛機的第一天,程曜就去參加示威。彼時臺灣民主化進程正轟轟烈烈,他上街,進行一場又一場演講,策劃活動,“做有趣的事情吸引中產階級加入。”到1999年,他成為新竹清華大學教授時,已是個自由世界。他還參加新竹文化協會,辦社區講座,參與賑災……
   他也會想起剛回到臺灣時,一個等待女朋友的下午,他任自己拿曬在商店外面的雞腿吃,他知道那是錯誤,僅為了展示自由意誌的存在。如今,他要以成熟的自由意誌,“抵抗身邊的荒謬。”
  
“童心是不圓滑”
   從德國到臺灣再到大陸,文化體制差異撞擊著程曜。
   在梁和平看來,程曜雖是中國人,腦子裏卻裝上了德國人的芯片。“每一件事情發生之後,他發出的指令都按德國西方那套發出,如果對應了,一切都正常。”
   但似乎經常對不上,在大陸,程曜最不適應的是——工具化價值觀。他發現,大多事情都要進行利益誘導:交朋友人們習慣掂量對方價值,勸學生學習要曉之以好處,脆弱的個人時常要組成或被組成利益團體……“赤裸裸為了錢,罪惡又低賤”。
   當他形成這樣的觀念,又小心翼翼地使用以避免先入為主的歸納,因而生活處處成了實驗場。做一件事,見一個人,他似乎都要試探一番。每當遇到那些遊離於“工具化”之外的例子,他就異常欣喜。
   在車上,他和我分享了一段經歷。有一次他在學校邊上的小攤買“和田玉”,賣玉的小姑娘說,“同樣的玉昨天賣200塊,這塊有個小缺口就賣你100塊吧。”程曜聽了,高興叫道,“你是我看到的蓮花生!”拿起玉遞給她200塊錢就走了。
   妻子笑道,“那是一種銷售策略,不信拿玉去鑒定。”程曜大叫起來,“你不要打擊我對人的歡喜!”
   這樣的情緒起伏妻子已經見得太多,她記得他們共同欣賞過一名博士生,聰明而又得體。程曜寄予了很大希望。有一天,程曜問他理想,對方回答:做模型。
   做模型?還念博士幹什麽?你就去職業學校做模型嘛?程曜反問。得到的答案是家人喜歡他念書,當高材生。這讓程曜一整晚睡不著覺,沒隔一會就對妻子絮叨,他只想做模型?他不熱愛研究?他是為讓家長滿意?他不追求自己熱愛的東西……
   在一名學生心目中,程曜是一個較真的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是非分明毫不含糊。“普通人能得過且過的東西,在他那裏不能容忍,很有原則性。”有的時候學生覺得要求過於苛刻,受不了。”
   絕食事件發生後,一些學生在清華社區上稱他教主。有人認為他“裝X忽悠小孩子”,有人控訴他的評分風格,有人推論出是“教主”逼他們重視分數,還有人講述學生努力學習仍不及格最終承受不了打擊終日沈溺遊戲的悲慘案例……程曜覺得這些指控“觸目驚心”,但很快自我安慰“這麽久了還記得試題,這就成功了”。
   學生們承認他出題別出心裁,他則說每年都要花一兩個月琢磨試題,今年有道試題是這樣的:《星際大戰》中,要怎麽拿激光劍才能讓對手看不到你的激光劍?
   梁和平認為程曜不受學生歡迎也正常,“可以想見他的西方個性態度搬到中國來會有什麽狀況。與其說是程曜和他們之間發生問題,不如說我們的制度和西方制度之間有多大差異”,因而,“我也勸程曜,要達到你的目的,需要一些策略幫忙。但是他確實缺少策略上的東西。這跟他性格習性、成長經歷都在國外的歷程有關。”
   在清華大學教授郭於華看來,“童心就是看到什麽就提出來,保持好奇去探索,不去做圓滑的處理。”關於絕食事件,她看到了較真精神,“可能我們日常生活中學術環境中,這種對知識產權保護漠視的問題司空見慣都有點麻木,他這個做法就像牛虻一樣刺激一下,有意義。”
   這一次,程曜下了決心反抗到底。看起來小題大做的絕食,他準備了兩個月。先是開通微博,要求就網頁問題公開辯論,並倒計時,稱不撤網頁就采取行動。他對身體也做了調整,接近一個月時開始吃素。他拿不準要絕食多久,他想到了死亡的風險,反復說服妻子,甚至做好了遺囑。
   長時間以來,妻子不理解他,總是提心吊膽。絕食之前,她本想領養小孩,最後還是放棄了,“為什麽不能好好過日子?”程曜則說,“如果有死亡風險就不去做事情,這世上就沒有軍人,沒有勇士。”盡管各種不適應,他仍熱愛北京,想留在大陸。就像當時回到臺灣,他想見證變革,想看到“社會變得更好”。
   在絕食結束的第二天,妻子被電鋸鋸斷手指神經,在醫院排隊7個小時才獲得手術機會。這次痛苦的經歷讓她感觸頗多,她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丈夫,“社會很糟糕,但沒有人出頭就永遠不會改變。如果變革成功,他們就是英雄。”
   程曜沒跟她說,這也是清除恐懼的方式。若不反抗,恐懼將永遠如影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