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假發票,細說從頭



很多學術界的新人看到這些消息時會想知道:怎麼會這樣?被約談的是真的操守有問題?還是制度設計有問題而坑陷無辜?學術圈外的人則很想知道:台灣的學術界到底敗壞什麼程度?我們對於學術界假發票案到底要如何看待?

雖然日前台北市調查局搜索三個國立大學,而且號稱涉案的有「全台上百個系所」,不過目前已揭露的弊案似乎都跟元霖企業這個「文具行」有關。其實,全台像元霖企業這麼誇張的「文具行」應該很少(什麼都賣,假發票幾乎可以用來換取任何教授家裡想要的任何東西),我在新竹從來沒有聽過!

學術界使用假發票由來已久,不見得都是該被韃伐的。1989年我剛回國時,參與一場國科會各學門大老聯席的說明會,會中一位主持說明會的台大教授忍不住站起來對台下的國科會官員嗆聲:「你們到現在還沿用大清皇律在管理學術界的研究計畫,怪不得大家都得要做假帳才有辦法完成計畫的報銷!我自己就每年報假帳,在座各位敢說自己從來沒報過假帳的請舉手!」全場沒有人舉手,我這個學術界新生眼見耳聞之後一是惶恐而不知該如何自處,二是搞不清楚為何要報假帳,那又跟大清皇律有何瓜葛?

後來開始執行計畫,才知道國科會計畫的報銷真的很麻煩:規定太僵化,如果你的計畫書裡忘了寫「國內會議註冊費」,就不可以報銷「國內會議註冊費」;甚至如果忘了寫「郵票」,就不可以報銷 郵票 。因此,菜鳥要去跟老鳥借計畫書來抄,才不會漏掉某些非用不可的項目。

此外,有些設備(主要的就是研究生的個人電腦、老師上課與簡報用的手提電腦,以及研究室進行報告與討論時要使用的投影機)明明很需要,國科會就是有內規「原則上不核給」。很多老師真正需要的是「書」而非影印費,國科會偏偏核給一大筆用不完的印刷費而不肯給買書的錢。於是,有些人開始使用假發票去報銷,以便換取真正需要的設備或書籍。有時候則是一項設備需要15萬,偏偏今年只核給12萬,只好跟老闆講好:另外3萬用假發票報銷。

還有一種情況是:今年有計畫明年不一定有,有計劃時省著用,年底錢用不完,把它寄存在文具行或電子材料行,先拿發票報銷,明年再慢慢用。也有些人年底錢有剩,不願意把它亂花掉,乾脆用假發票換現金,拿來發給學生當生活補助金。

後來有幾任國科會主委與副主委很認真推動經費核銷合理化,先是把經費的分類簡化成三種「業務費」、「人事費」和「設備費」,後來又規定「業務費」和「人事費」可以相互流通使用,「設備費」原則上只能流入而不能流出,這些規定下經費核銷變得非常地有彈性,幾乎是有需要就可以支用,而不會再有「需要用的不核給,不需要用的拼命核給」的情況。所以近年來「為了研究的真實用途而報假帳的需要」確實大大地減少。尤其後來各種經費可以自由流通使用之後,我就再也想不起來有什麼報假帳的需要了。

但是我是一個研究工作非常單純的人,幾乎只做理論,實驗的部分有廠商配合,所以主要的經費支出大概90%是給學生的人事費,而現在國科會已經容許把沒用完的業務費轉為人事費使用了。其他大量進行實驗而又沒有廠商配合的年輕教師會不會仍有值得被體諒的困難,我並不知道。

不過,再好的制度都會藏污納垢,再好的「慣例」都可以被扭曲來進行說不出口的惡行。

假發票文化剛開始的時候,絕大部分教授都是用心在有限經費下做最佳的利用,文具行和電子材料行的老闆也深知這些讀書人作假帳是在做好事,所以都很配合。後來,開始聽說有些教授拿假發票不是用來換取真正需要的東西,而是直接拿去換現金,進自己的口袋。又過了幾年,這種消息甚囂塵上,文具行和電子材料行的老闆看不過去,也想分一杯羹。於是,開始有「拿假發票要扣手續費」這種規矩跑出來。

經費核銷彈性化其實是好制度:因為正當用途幾乎都不再需要用假發票,所以假發票裡藏有弊端的機率大大地增高,也使得弊案容易被發現、清查。

我雖然對學界風氣不滿而提前退休,但我最常罵系上同仁的卻是:「你們都是好人,但都是濫好人,所以才會整個系被少數幾個爛人把持、攪和成稀爛一片!」

我個人的私人觀察,清大工學院晚近進來的年輕教授比較「敢」,也比較「不擇手段」(尤其是年資很淺就拿到傑出研究獎的),但是人社院的年輕教授反而較具有理想性,而跟我前後期進清大的絕大多數教授都不至於貪圖小利。交大與台大的狀況我相信是相去不遠。因此,近兩三年來拿假發票圖個人小利的人應該還是少數,「假發票牽扯全台上百個系所,國科會每年撒兩百億肥了誰」的標題恐怕是太聳動了。

學界是該反省,五年五百億是很荒唐,生物學界風氣可能真的很壞,拿傑出研究獎跟講座教授的人中可能真的有較高比例的人是不問是非的汲汲營營之士,但應該還不到需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