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再談市場機制與財富觀

我的文章嚴厲地抨擊過一些人,歸納起來其實只有兩種:(1)「不義而富,富而不仁」的人,以及(2)歸國後只想把別人踐踏下去而不願意用自己的聰明去幫助這個社會的人。

我罵這些人,不是酸葡萄。而是不願意看到他們成為年輕人的偶像,以致整個台灣愈來愈沈淪。過去整個社會輿論不分青紅皂白地崇拜富有、高學位與高成就的人,而不去區辨他們所採用的手段;長此下來,終於導致商界與學界都只論成敗,不擇手段,不顧人品。社會因此向下沈淪。

社會之所以沈淪,說到頭來還是因價值觀先沈淪。我如果只靠抨擊這些價值觀,將不足以矯正社會冰凍三尺的陳疾;但社會的病太重,必須先讓社會有病識感,才有機會進一步談如何矯正。

現在,該回過頭來談「什麼是值得尊敬與效法的人」,以及「什麼是值得社會發展的目標」。兩個問題釐清了,就容易談清楚怎樣運用聰明與財富才是值得肯定的人與社會。

市場機制與經濟發展是為了成全社會發展而存在的手段之一,它們不是社會發展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也不是唯一的手段(而必需要跟其他目標、手段協調、整合、匹配)。所以我們得先談「什麼是社會發展的目的」。


社會發展的初期目的是脫離貧窮,但是最終目標是成全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價值、尊嚴與意義(所謂的幸福)。因此,市場機制與經濟發展不可以用犧牲任何人價值、尊嚴與意義作為手段或代價。同樣地,生產效率與財富的累積目的是要成全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價值、尊嚴與意義,因此不可以在追求生產效率與財富的過程中犧牲任何人的價值、尊嚴與意義。

在「不犧牲任何人的價值、尊嚴與意義」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為了改善弱勢與窮苦者的生活與尊嚴,而接受貧富差距與市場機制,希望藉由市場機制與貧富差距激勵創新的產品、生產方法、銷售與儲存,以及資源和人才的有效利用,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古老理想,或所謂「利用厚生」的「中國式儒商」情懷。

為了讓市場機制可以發揮其正面效益而不是其惡劣的一面(官商勾結、不公的立法與稅收、壟斷與剝削人民、土地),市場機制必須受到法律、政治制度的規範,以及媒體的監督。因此,企業界不可以涉入政治(總統當選人不可以再於每次大選後「拜會十大工商領袖」、「接見十大工商領袖」,總統必須認真思考社會發展目標,以及避免經濟發展目標凌駕於社會發展目標)、立法(立法院的閉門會議多半是在關說財團利益,為他們立法),不可以操縱媒體(記者報導科學園區違規排放有毒廢水時,園區公會理事長不可以發動所有廠商撤除該報所有廣告達一個月,以示懲處)。

一個社會裡的企業家是否值得尊敬,就看他們是否願意節制同業,不去干預政治、立法與媒體,在真正的公平競爭下憑個人的創意來累積財富,也藉由個人財富累積的過程「順便」創造其他人的財富與就業機會。

一個人若有能力在個人財富累積的過程「順便」創造其他人的財富與就業機會,他的貢獻值得肯定,但他的人品不一定值得尊敬。真正值得被尊敬的人是把自己的一切才華與智慧奉獻給社會,一心追求社會公共福祉的人。譬如企業家中的松下(以追求社會公共福祉作為松下企業存在的目的)、德瑞莎修女、黑人人權鬥士金恩博士、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與海森堡(不只研究科學,而且願意反思科學對社會的貢獻與傷害)等。

社會上有各種的不公平,很多可通過制度設計來緩解(譬如稅收),但有一種不公平永遠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是遠比別人更聰明。聰明沒什麼好驕傲的,它是檢來的,功不在你(就像在地上撿到100億一樣地不值得驕傲)。但是,如果可以用你的聰明去幫不聰明的人,不但可以因此緩解這個天生的不公平,也讓你的聰明變成真正值得尊敬的稟賦(值得尊敬的仍舊不是聰明,而是願意幫助別人)。

可惜的是,新自由主義興起,財富、學歷與權勢被無條件地合理化,也使得市場機制的貪婪不但毫無節制,甚至害多於利,早已不是亞當•史密願意肯定的那種模樣。今天的台灣,太多有錢(聰明)的人更像是活在十九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型態下,鄙薄而無知地買通不懂事的媒體名嘴替他們的冷血、無恥與無知辯護。當財團買通政客、立法與媒體時,社會中最沈淪的反而是自以為「菁英」的那一群人。

沈淪有兩種:財富減少,或者人性變得更卑劣。前者帶來不便,後者才是更加地可悲。

一位台大畢業生找我聊天,談到政治哲學課裡老師鼓勵他們:做為台灣最聰明的人,他們該想的不是賺錢或出人頭地,而是社會發展的目標與途徑。台大有很多聰明人,但也有一些不擇手段的人。我不想給台大貼標籤。

但是,自以為是「菁英」的人,得先想一想:如果妳是自私的、卑鄙地只想踐踏別人的人,哪妳就是找不到比卑鄙還更有價值的人生。活在卑鄙的價值觀裡的人,有什麼資格稱自己為「菁英」?